一支粉笔三尺讲台铸民魂啥意思（中华经学的责任担当）

【专家论坛】《周礼》本名《周官》，原有六篇，西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征得这个民间本抄写于秦统一文字之前，与当时通行的“今文”有别，《周礼》因此被视为“古文”《周礼》现存前五官都有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段文字被宋儒称为《周礼》“二十字总纲”在这二十字中，“以为民极”是《周礼》的纲中之纲，更是中国经学精魂所在，体现了中国经学的经世致用精神，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一支粉笔三尺讲台铸民魂啥意思?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铸民魂啥意思

【专家论坛】

《周礼》本名《周官》，原有六篇，西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从民间征得。这个民间本抄写于秦统一文字之前，与当时通行的“今文”有别，《周礼》因此被视为“古文”。《周礼》现存前五官都有一段序言性质的文字：“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这段文字被宋儒称为《周礼》“二十字总纲”。在这二十字中，“以为民极”是《周礼》的纲中之纲，更是中国经学精魂所在，体现了中国经学的经世致用精神。

“以为民极”的含义

什么是“以为民极”？郑玄解释说：“极，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这个解释在今天看来有些模糊。唐人贾公彦疏说引《尚书·洪范》“皇建有其极”，指出：“其有中之道，庶民于之取中。”将“极”字说成抽象的“中之道”。此后学者大多以“中”释“极”，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录有这段经文，并以按语的形式指出“极”有“标准”之义。

民极之“极”，无论训“中”还是训为“标准”，都不是“以为民极”之“极”的本义，而是由本义衍生出来的引申义。《说文·木部》说：“极，栋也。”又说：“栋，极也。”段玉裁说：“极者，谓屋至高之处。”可见“极”的本义是房屋栋梁之栋。“民极”，西周金文中有类似的用法，不过“极”字写作“亟”字：“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甹王位，作四方亟。”（班簋铭）“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毛公鼎铭）“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令方彝铭）

《班簋铭》中的亟字为名词，《毛公鼎铭》中的亟字为动词。什么是亟一方、四方亟？《令方彝铭》对此做了明确说明。《班簋铭》中的“作四方亟”即《令方彝铭》中的“尹三事四方”。“亟一方”，就是主政一方；“作四方亟”就是担任管理四方的长官。主政一方称为一方之亟，显然这个“亟”是一种比喻：“作四方亟”“亟一方”就是为四方、为一方的栋梁，即为政四方、为政一方。栋为屋脊，是房屋的核心部分。同时，房屋为庇护之物。可见“亟”是繁体字“极”字的初文，是本源字；“极”为衍生的区别字。《班簋铭》中的“亟”字从三、人，人处在头顶二、脚履一的位置，是会意字，突出中间那个人“顶天立地”的地位。《周礼》中的“民亟”显然来源于西周金文中这种“四方亟”，民亟即民之栋梁。

传世文献中也可以见到极字的此类用法。《诗经·商颂·殷武》说：“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意思是说商邑为天下的主心骨，犹如今天我们说北京是国家的心脏。《后汉书·樊宏传》记樊准上疏引《殷武》“商邑”二句作“京师翼翼，四方是则”。李贤注说：“此《韩诗》之文。”可见《韩诗》经说已经将“四方之极”做了引申性解说，以商邑为四方所效法的榜样。将金文和传世文献综合起来看，不难发现《周礼》“民极”思想来源于西周金文任官“作四方极”的职官思想，并且有所发展：从“四方”转移到“民”上，变抽象为具体。“以为民极”即作庇护人民的栋梁。这也是《周礼》“民极”思想的基本含义。不过历代经学家对于“民极”之极的阐释仍然具有合理性，因《周礼》一书从“庇护万民”这个基本义出发，多层次展现了“民极”思想的内涵。

“民极”在《周礼》中的地位

“以为民极”在《周礼》一书的构建中也处于核心地位，是整部书的“脊梁”。《周礼》六官系统、六官职责都围绕“万民”问题而设计，以此来贯彻“以为民极”这个总纲。

《周礼·大宰》说，以六典治邦国。《周礼》一书的内容虽为职官编制和职官职责汇编，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周礼》六篇就是大宰所建《六典》，或者说《周礼》相当于《周六典》。根据大宰职文，《六典》编制的最终目的都落实在“万民”上：建《治典》“以纪万民”；建《教典》“以安万民”；建《礼典》“以谐万民”；建《政典》“以均万民”；建《刑典》“以纠万民”；建《事典》“以生万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部《周礼》，为万民而建。《周礼》三百六十官的职责围绕纪万民、安万民、谐万民、均万民、纠万民、生万民而设计。《周礼》全书六官系统三百六十职官的活动也是围绕以上六条展开。具体的纪、安、谐、均、纠、生万民的职责落实在六大系统三百六十职官职责中。

《周礼》中各官职责都是以条文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大司徒职责按照“大宰八法”，可以分为“官法”十五条，“官联”六条，“官常”三条，“官刑”二条。以上二十六条文基本上都属于《六典》纪、安、谐、均、纠、生万民的落实，尤其以十五条“官法”最为直接。

在十五条“官法”条文中，第一、第二、第四为地图法、土会法、土宜法，关涉土地质量及其物产资源，属于生万民、安万民的自然资源管理。第五、第六、第七分别是建王国法、建邦国法、造都鄙法以及“三易地法”，关涉社会组织建设，属于生万民、安万民的社会资源管理。而“三易地法”是三种质量土地的使用法，还是“均万民”的措施之一。至于第八的“以十二荒政聚万民”、第九的“以保息六养万民”、第十的“以本俗六安万民”，条文中就出现了聚、养、安万民，直接显示了与“大宰六典”中以生万民、以安万民、以纪万民的关系。第三“十二教法”是系统的、综合性质的教民法；第十三是六德、六行、六艺教民法；第十四是五礼教中法，第十五是六乐教和法。这四条职文显然为落实纪万民、谐万民而设。“大宰六典”中的“纪万民”还体现在大司徒官法第十一条“令五家为比”的比闾法中，以及第十二条稼穑、树艺以下“十二职事法”中。

大司徒为教官之长，但在二十六条“官法”职责文中，虽以“教万民”为中心，却以“养万民”为先，先养后教，养、教结合，纪、均而养，再辅之以纠，养成而教，体现了《周礼》“教民”思想的深刻性。而教民，只是“以为民极”的六典之一。《大司徒》职文在地官系统仍然属于大纲性质。具体的落实见于本系统大司徒的下属各职官。这样，“以为民极”出自总纲，体现于六典，综合于六官官长职文，落实于三百六十职官职文。利用这条线索来阅读和研究《周礼》，则“以为民极”贯穿全书三百六十职官，就能做到“纲举目张”。“以为民极”就是设官为民。

“民极”思想的源流和价值

“民极”根植于中华上古文化深厚的民本思想土壤。《尚书·泰誓》记载周武王率诸侯观兵于孟津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虽然此说在民之上还有一个天，然而我们不难从中得出民意即天意的结论。《左传》说“夫民，神之主”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泰誓》又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个思想发展到《孟子》，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之说。而传为“古文尚书”的《五子之歌》则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这是中华“民本”思想的源头。即使主张“霸道”的《管子·霸言篇》也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而与《周礼》生民养民有关的思想也见于《管子·治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官》“民极”思想正是上古礼乐文明时代“民本”思想的必然产物。

《周礼》“民极”思想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绝响。成书于战国晚期的《荀子·大略篇》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周礼》“设官为民”思想进一步发展为“立君为民”之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提出“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的君民关系说，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指出：“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唐代政治家魏征强调水与舟的君民关系。清代经学大师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将百姓日用饮食提到“人道所以生”的高度。由此不难得出人民日用饮食即人道、即仁的结论，充分肯定满足人民大众物质生活需要的正当性。

《周礼》“民极”思想诞生于上古“民本”思想的土壤，在西汉以来的经学语境中获得进一步发展，衍生出民心、民意、民主、民权等多种命题，发展出利民、惠民、富民等经学政治思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从《周礼》的“设官为民”到当代的“为人民服务”，虽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两者的延续性、继承性和内在精神的契合度不言而喻。《周礼》中生民、富民等“民极”思想，为“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重要理念，提供了丰厚的传统文化滋养。可以说，《周礼》“民极”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经学积极“入世”、敢于担当责任的为学精神，是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最佳注解。

（作者：丁进，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周礼学史”负责人、湖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