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的精神现状（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天）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廖慧文

不眠。

躺在熟悉的床上，被包裹在深夜无边的黑暗中。让人感到无力和挫败。

漫长的黑夜熬过， 天花板上光影流动。

但他“找不到理由起床”，新的一天，仍然重复着“痛苦和绝望。”

这是24岁的抑郁症患者陈俊(化名)3个月来经历的大多数夜晚。

抑郁症，是大部分人有所耳闻，但缺乏了解的一种疾病。但这绝不是一种冷门的疾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的统计，全球有3亿多人罹患抑郁症，中国的患病比例为3.02%，湖南的患病比例大致相当。也就是说，我们身边的30多人里，就有1人可能正遭受着抑郁的困扰。

是情绪“感了个冒”

持续了抑郁状态将近半年之后，陈俊的父母才认为他的“有点不对劲”，需要看医生。此时，陈俊已经辞去了一份薪水不高但压力大的工作，在家无所事事，“闷闷的，也不说话，不见人，不去找工作。”

诊断书下来了，中度抑郁症。

陈俊的父母和亲戚都觉得奇怪“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这个病?”老往医院精神科跑，家人讳莫如深，生怕别人说陈俊得的是“精神病”。

“社会大众对精神疾病有偏见。”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成人精神科女病房主任刘光亚有点无奈地表示，“抑郁症的确是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但抑郁症与精神分裂之类的精神疾病是不一样的。”抑郁症并不具有攻击性，也有一定的自愈性。抑郁症成因复杂，可能由于社会、心理和生物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丧亲、失业、心理创伤等生活事件，长时间压力和滥用药物(酒精和/或药物)可能会增加风险。

为了减轻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刘光亚往往将抑郁症与其它精神病区别介绍。“安慰抑郁症患者和家属，得的是抑郁症，不用紧张。”

“不紧张”是有原因的。抑郁症是一种较容易自查以及被家人察觉到的疾病，也是一种治疗效果非常好的疾病。绝大多数患者都是轻度到中度，药物治疗与运动治疗、心理治疗三管齐下，2周疾病往往有起色，6-8周就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经历了两年的反复发作和治疗，陈俊的病情已逐渐趋向稳定，能够重新开始工作。“就是情绪感了个冒。”陈俊的父母向亲友转述医生对抑郁症的定义，尽量表现得足够淡定： “会好的。”

生命守门人和情绪宣泄的出口

事实上，陈俊是抑郁症患者中的幸运者。在我国，抑郁症患者得到系统治疗的只占总人数的10%左右。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并不能得到专业且系统的治疗。缺乏药物和心理疏导，由轻中度抑郁症发展到重度抑郁症，病程往往难以预料。而且，抑郁症往往有着高复发率。

另一个更让人揪心的数据则是，15%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因自杀死亡。

今年5月，刘光亚接诊了一位58岁的女性。她刚升级做奶奶，困扰于家庭关系的不和睦以及带孙子的焦虑，以致无法正常睡眠和饮食，并开始出现自伤行为。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家人将她送往医院治疗，这位新晋奶奶却在几天后自杀身亡。

“抑郁症可能出现在各个年龄阶段，也可能会出现各种社会角色身上。而且，老年人抑郁症往往更为严重。”当危机升级，身边的人亟需预警，专业干预必不可少。

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谈判专家库首席谈判专家梁定召具有多年危机干预经验。他被称为“生命守门人”。

与大众想象的干预场景不同，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干预并不是通过三言两语的心理疏导能解决的。在梁定召举出的案例当中，不少是通过公安干警的力量，将企图自杀的抑郁症患者先控制住。再通过药物和心理疏导慢慢地进行治疗。

“抑郁症患者的自杀不是激情自杀。他们的自杀往往准备了很久。”

这一点，曾在湖南“希望24”做过两年志愿者的魏静也有感触。2012年12月，我国首条“希望24”热线在上海开通，这是一家专业7×24小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与前沿的生命教育非营利NGO机构组织，由持有心理咨询师执照的志愿者来完成接线和自杀干预工作。热线发展壮大，陆续在中国二十多个城市开展起来。2014年，长沙也开设了希望24热线，湖北公务员魏静成为了志愿者中的一员。每个月，她将假期攒到一块，坐通宵火车来长沙希望24热线当接线员。她持有高级心理咨询师证书，言语爽朗又充满耐心。

2012年以来，全国“希望24”接到了16万通电话。在这16万通电话里，只有0.1%是高危级别的通话——对方正在实施自残或自杀。“抑郁症患者打热线的不少，但是已经是重度抑郁症的，想要自杀的，并不会打电话过来。他们往往是拒绝交流的。”魏静说。但有不少是抑郁症患者家属寻求一些意见，接线员在判断对方的状况之后，会提出一些专业的建议。“比如提议比较严重的患者立刻去看医生，告诉家属该如何与患者相处。”针对症状比较轻的患者，魏静会提供一些自我排解的方法。“比如我会建议他们去运动，运动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这会让人感到快乐，抵抗抑郁。”

这间三室一厅的小小民房内，安装了4部电话，由2-4位接线员24小时值班。接线员都是志愿者，他们大多有着教师或者公务员的另一种稳定的职业身份。热线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因为按照设定，一个城市满线，电话便会转接到别的城市。

深夜，是电话最多的时候。

遭受情变的男孩，感到压力不堪重负的白领，遭遇性侵的少女，经历外遇的中年人，还有有着被虐快感的成年男性和喜欢收集女性内衣的人。

这些或痛苦或隐秘的故事，充斥着这间三室一厅的小小民房。魏静并不觉得琐碎无聊。她被痛苦所感染，但又很快排解。“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能促进处于抑郁状态下的人们产生倾诉欲。

“我们是一个抑郁情绪宣泄的出口，也许有很多人通过这个出口，就能够远离了抑郁症。”

由于志愿者时间安排问题，长沙的“希望24”热线在2016年暂停。近期，“希望24”总部在讨论让长沙复线。魏静说，她仍然期待继续这份工作。

谈论抑郁症：我们仍可治愈自己

2016年10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谈论抑郁症”活动；到2017年10月10日，已整整一年。近年来，官方或公益组织举办的关于抑郁症的活动络绎不绝。让抑郁症的“去污名化”又推进了一步。刘光亚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患者能够正视疾病，自行前来治疗。

对比比较少见的且依赖于药物治疗的内源性抑郁症（遗传性）患者，外源性的抑郁症患者，是普通人中更为常见的抑郁症类型。一般来说，只要坚持正规治疗，治愈率很高，通过专业认知行为治疗，复发率也有所降低。

在梁定召眼里，总认为自己“毫无希望”的抑郁症患者们的故事本身却是充满希望的——“得了抑郁症的高考学生，后来成了状元;辍学的抑郁症少年也已经复学;企图割腕的重度患者顺利毕业;喝农药自杀的也回家乡治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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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测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