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为什么火了(小武这20年)

王宏伟走了一条与贾樟柯完全不同的路,他有他的局限与坚守,正如“小武”一样。

记者/宋诗婷

小武为什么火了(小武这20年)(1)

电影《小武》剧照,这大概是中国电影第一次以小偷作为主角

又见“小武”

“你先转转,找个户外能抽烟的地方。”王宏伟发来一条微信。

他知道,我已经在这座城市停留了4个小时。早上7点03分,我乘火车从北京西站出发,2小时34分钟之后到达安阳东站。这条高铁线已经开通6年,这6年也是王宏伟开始“不了解安阳”的6年。

我绕着万达广场转了一圈,没找到一处能抽烟又能聊天的地方,打算坐在肯德基里等他来,再一起商量个去处。

我脑子里的王宏伟依然是《小武》中的模样,三七分的头发有点油,鼻子上架一副大个黑框眼镜,眉毛总是皱着,眼睛随眉毛的角度眯缝起来。当年,他还很瘦,身上挂一件肥西服,晃来晃去的。

对于认出20年后这个王宏伟,我没有把握。闲等的时候把弄着手机,把“王宏伟”“小武”“栗宪庭电影基金”“贾樟柯”几个词来回排列组合,输进检索框里。

他脱离贾樟柯之后的生活,公众大多一无所知。我偶尔听艺术圈或影视圈的朋友提起,知道他早已搬去宋庄,成了栗宪庭电影基金的艺术总监。这些年办了几届独立电影展,组织栗宪庭电影学校的教学,教了不少学生。电影也一直在演,只是作品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事实证明,我多虑了。王宏伟一出现,我就认出他来。眼前的“小武”像所有中年男人一样,命中注定般发了福,方下巴变成了圆的,头发剪短了,再不用别在耳后。黑框眼镜变成了金属框,因为圆脸的缘故,眼睛更小了。让我一眼认出他的是依然不屑一顾的神情和走路的样子。商场里当然不能抽烟,但每次回忆起初见的这一瞬间,我总觉得他手里夹了根快抽完的烟。

小武为什么火了(小武这20年)(2)

最近几年,王宏伟一直担任“栗宪庭电影基金”的艺术总监,扶持独立电影和纪录片创作

“这我也不熟,现在中国城市都一个样,没劲。”王宏伟带着我,又绕广场转了一圈,我们钻进美食街,目光投向一家家奶茶店、串店和鸡排店。“都不是聊天的地方。”他边说边掏出手机,想找一家位置不远的咖啡馆。

“算了,还是去我去过的那家吧。”他带我打车,找那家“能抽烟的咖啡馆”。一路上,他聊起高铁的开通,以及这条铁轨如何在安阳古城带出一座让他陌生的新区。“变得太快,还是老城好,你应该去转转。”这段闲聊很难不让人想起《小武》,贾樟柯在老街即将消失前拍下这个故事,贾樟柯的故乡汾阳和王宏伟的故乡安阳相距不到500公里,城市命运都是类似的。

车开了七八分钟,司机听王宏伟的指示,降慢了速度,在他印象中的位置绕了两圈,依然没找到那家咖啡馆。最后,他放弃了,让司机把我们带去了别处。

拍电影

临时换的咖啡馆也能抽烟,这让王宏伟觉得踏实。

“我还带顾峥来过一次安阳呢,20多年,都快忘了。”王宏伟看着窗外,被我逼着回忆往事。

顾峥是王宏伟的室友,当年“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成员,大学时,两人整天混在一起。应届生顾峥是他们那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最小的学生,王宏伟24岁,是大哥哥,“在社会上混过4年”。

“20岁我就是国家干部了。”王宏伟嘴一撇,像是嘲笑自己,也顺带嘲笑了当年的体制。80年代末,他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安阳当地的粮食局,抱上了铁饭碗。年轻的国家干部和一群四五十岁的叔叔成了同事,管事儿的主任快退休了,每天只剩下熬日子。王宏伟一眼看穿了自己的人生,只要不出岔子,他也能混成管事儿的主任,甚至更大的官,三四十年后,他也会退休,每天只剩下熬日子。

“别混了,念书去吧。”这层窗户纸被哥哥捅破了。王宏伟盘算了一下自己的文化课水平,外语不太行,数学一塌糊涂,语文还不错,算是个文艺青年。受客观条件所限,他在艺术门类里挑挑拣拣,选中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的文学系。“考了3年,工作第四年总算考上了。”这不是个好时间点,按国家政策,只要再晚走一年,他就能带着工资去念书,在北京的日子也能过得很滋润。“但实在是待不住了。”因为这个,他和父亲争了好几次。什么时候老人不再念叨的?1993年,王宏伟进大学后,国家粮食政策放开,粮食局解体,铁饭碗碎了一地。

90年代初的北京电影学院还没扩招,有点精英教育的意思,整个年级才100多人,文学系只有13个人,“还有一个因为他妈的军训打架被开了”。

王宏伟和顾峥住616寝室,隔着一道门的618住着贾樟柯。王宏伟热爱打麻将,没过多久,顾峥也学会了。学校走廊里时不时就有“哗啦啦”的声音回荡,那都是王宏伟们消磨青春的声音。

除了打麻将,正事也得干。他们那届文学系侧重理论,不提倡搞创作。“寝室里看一圈,另外俩大哥比我还大,也不像对搞创作有兴趣,就顾峥还行。”王宏伟还记得,顾峥整天抱着乔伊斯、博尔赫斯看,特别高深,特别不接地气。

跟贾樟柯一起组建电影小组,拍《小武》和《站台》是后来的事,在那之前,他也在琢磨着自己写剧本。“跟你说,我的意识挺超前的。”他指的是拍涉案剧。那年“大一”暑假,他带顾峥回安阳,除了陪生病的母亲,偶尔闲逛,还有件事想做——当地法院院长是他父亲的小兄弟,他想托这位叔叔帮忙弄些卷宗来看。可一回家才发现,叔叔去了北京进修,没他护着,卷宗看不成了。创作上事与愿违,他带着顾峥跟老家的同学、朋友看了半个月世界杯。那个夏天,马拉多纳重出江湖,忧郁的巴乔哭碎了亿万少女的心。

现在想想,王宏伟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他是“混社会”的人,在学校期间没闲着,给广告公司充当廉价劳动力,一晚上手写三个创意,“当练习了,也没赚什么钱”。那是国内4A广告公司最洋气、有钱赚的年代,毕业时有个法国公司找他去做总监,月薪七八千,被他拒绝了。“还是想弄片子。”他去了个当时业内名气很大的影视公司,拿着1800块的薪水,操着几个亿的心。

当年,香港的麦当杰、麦当雄兄弟也来内地找人,他们想拍广州桥下的流浪儿童,用纪录片素材做个现实主义的商业片。“那会儿,香港人的意识还是超前,有点许鞍华《天水围的日与夜》的感觉,又酷,又触碰社会现实。”王宏伟一度试着给他们写故事,但广州、流浪儿童都离他的生活太远,情感上隔着,最终也没写出来。

成为演员

“大二”那年,贾樟柯、顾峥、王宏伟参与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成立了,一群想拍电影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蹭摄影系的机器,蹭电视台的机器,蹭接私活的机器,见缝插针地拍片子。

后来,影迷圈流传着很多关于这个电影小组的传说。制片人王宏伟拿着100块经费,打了半天麻将,凑上了拍片子的钱。贾樟柯躺在宿舍床上揭竿而起,高喊“打倒导演系”。《小武》最后一场被抓的戏,围观拍摄的群众成了群演,这灵光一笔被渲染得神乎其神。“贾导演名气越大,这些事就被传得越跟什么似的,临场应变的东西有,但没那么神道。”王宏伟又嘴角一撇,过去的事,他不太喜欢提。

但真正“拍上片子”还真是从《小山回家》开始的。这是几个年轻人第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也是王宏伟第一次成为贾樟柯电影里的男主角。“黑了咕咚的,搞的什么玩意?”王宏伟至今记得一些同学看完片子的评价,他却不以为意,“毕竟我们是学理论的,知道电影打哪来,往哪去,你得有个坐标”。

拍完《小山回家》,贾樟柯忙着运作电影,去了香港,参加了电影节,还认识了后来的制片人李杰明和摄影师余力为。那会儿,王宏伟正忙着一个大项目,已经很少在学校里出现。“你还记得那阵子新闻里总讨论塑料饭盒污染环境吗?当时有个企业要推广一款可降解饭盒,要打广告,要在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全在忙活这事。”王宏伟觉得,自己答应拍《小武》是被贾樟柯连哄带骗的。电影4月份开机,人民大会堂的发布会安排在4月中旬,两件事撞车。“他就忽悠我,咱们毕业了,得有个作品,留个纪念。你别说,贾导演说服人的能力非常强。”王宏伟一咬牙,发布会不参与了,钱不要了,拍电影去。

那是他第一次到汾阳,破败的小县城,骑个自行车,20分钟就能转上一圈。贾樟柯张罗了一个破招待所,大通铺,七八个人一起住。为了省饭钱,他还找了个当地厨子给大伙儿做饭。“豆豉鲮鱼油麦菜,土豆炖肉,虾酱豆腐,还有个什么菜,总是那四样,后来都吃恶心了。”提起当年的伙食,王宏伟像是嘴里还有那股虾酱味似的。

电影里“小武”的形象,以及王宏伟的表演都被视作开创式的。“小偷”第一次以主角,而不是反面典型出现在大荧幕上。王宏伟一张普通脸,有点愤世嫉俗,他和贾樟柯临时找来的当地人一起演戏,说话、做事都是生活中的样子。

后来,《小武》里王宏伟不像表演的表演被认为是“高级的表演”。“随便演,没什么技巧,也没有排练,说说戏就直接来,我和小贾太熟了。”王宏伟受不了当时学院派那套表演教学,“在学校里也上过一学期表演课,学个猫,学个猴,跟幼儿园似的,跟人没关系,我勉强及格。”

当警察的父亲看了王宏伟演的小偷,仔细琢磨了一下,还是觉得不像,依然是个文学青年。

《小武》做完,贾樟柯又忙着运作电影,满世界飞,去了不少电影节。电影不能公开发行,他就到处组织放映,小圈子里口口相传,“贾科长”开始有了点名气。王宏伟和顾峥憋在寝室里写论文,总算换了张毕业证。顾峥依然脚不沾地,考了研,继续读书。王宏伟进了那家名气很大的影视公司,改剧本,找枪手,开各种策划会、展会。按顾峥的说法,“老板认出了王宏伟就是小武,格外器重一点”。

顺风顺水的职场之路又被贾樟柯叫停了,《站台》要开拍,年代戏,跨度长,拍摄时间久。王宏伟请不来那么长的假,只能辞职。“这会儿贾导演说,我、他,还有余力为是全剧组酬劳最高的。”王宏伟喝了口咖啡,“你说,我当初怎么不找一经纪人去和他谈谈呢?”

《站台》之后,王宏伟又出现在贾樟柯的《世界》《三峡好人》等电影里,戏份越来越少,角色越来越无足轻重,好像只是贾樟柯需要“小武”这个符号一直在电影里出现似的。

“没什么意思了。”王宏伟说。

小武为什么火了(小武这20年)(3)

电影《小山回家》剧照

“地下”了20年

“如果当初不演小武,去搞那人民大会堂的发布会了,那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一个方向。”类似的假设,王宏伟一定做过很多次。

过去这些年,他也会继续演戏,几乎都是艺术片,很多时候是帮帮新导演,“拿到些片酬就行了”。就像贾樟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学院派认可一样,王宏伟的表演,大家喜欢是喜欢,但它不在主流之内,“导演不敢用,或者不屑于用,总之就是,你不在人家的体系里”。

当年《站台》放映的时候,王宏伟认识了朱日坤,后来朱日坤去了宋庄,帮栗宪庭打理电影基金。淡出贾樟柯电影那几年,王宏伟开始拍自己的纪录片。作为前粮食局员工,大概对土地和庄稼有点感情。2005年,他开始跟着一群收麦子的人奔波在华北平原上,想为他们拍一部纪录片。几乎每年的麦子收割期,王宏伟都带着摄像机去拍上个把月,一拍就拍了10年。

“现在弄得怎么样了?”我问他。

“一堆素材,扔在那了,没钱、没工夫剪。”这是王宏伟和贾樟柯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对自己的作品不执着,也不太愿意把自己扔在大众面前。

2012年,朱日坤离开了宋庄,王宏伟接棒,成了电影基金的艺术总监。也是为了电影学校,他和顾峥重新开始来往密切,学校缺编剧老师,他找顾峥来帮忙上课。有念过电影学校课程的朋友说,在那上课的一个月是纯粹的乌托邦式生活,课上课下谈的全是电影和电影圈的八卦,老师学生一起吃饭喝酒,怪人很多,也就没必要比较谁比谁更古怪一点了。

2004年《世界》上映之后,贾樟柯算是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几年越来越主流了。但王宏伟做的那摊事,一来是缺钱,二来是扶植的一些电影和放映,总会触碰些东西,所以始终处于半地下状态。对于中国电影史,王宏伟这份工作很重要,对于他自己,这工作又赚不了几个钱。2015年接受采访时,他曾说,找个合适的时机,要把交接棒传给年轻人。3年多过去了,这根棒却还握在他手里。

“一会儿和我去吃饭吧,都是我同学,到了就别聊这些了。”因为有了微信,这几年,王宏伟和一些失联很久的老家同学重新联系上了。他不常回家,但一回来就约顿酒,打打麻将,这样的生活在北京已经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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