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为什么不杀魏征（为何唐太宗对魏征恨到死后毁碑悔婚）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之时，魏征、马周二人皆因敢谏直言，成为一代历史名臣。虽然，流芳后世的千古君臣楷模是李世民与魏征。然而，李世民心目中真正的第一谏臣却非魏征，而是马周。

那么，这又是何故呢？

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下面，从魏征、马周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二人间颇有差距。

一、魏征“易主”相随，马周“四请”方就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秦王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被其当场诛杀，成为了政变的胜利方。事后，李世民听闻，在此之前魏征常劝谏李建成谋害自己。所以，遣人将魏征诏至前来进行质问：“你为何要离间吾兄弟之情？”

当时，魏征回道：“太子若按吾计行之，怎会有今日之祸。”见此，宽容大度的李世民不以为恨，反以为喜，认为其耿直敢言，随赦免其罪，封为詹事主簿。到此，魏征正式从原太子李建成的阵营投到了李世民的麾下。

其实，在“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可是李建成太子党中的首席谋臣，核心嫡系重臣，二人间的关系，如同汉之刘邦与张良、蜀之刘备与诸葛亮、明之朱元璋与刘伯温等。可见，魏征当初在太子党中的地位之重。

魏征

然而，当主子李建成被诛后，李世民任命魏征官职之时，他却连半点“忠臣不事二主”的愧疚之心都没有，更没有诸葛亮对刘备般的半分知遇之恩，就这样心安理得走马上任。

同时，在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魏征随李密归唐，并在其麾下任职；同年9月魏征被窦建德所俘，用为起居舍人；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5月，李世民先后打败王世充、窦建德，魏征再次降唐，太子李建成看重其能，封其为太子洗马，礼遇颇厚。

由此可见，魏征是到哪降那，在忠、节、德、操、义等品行上，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可以说，魏征确实有大能，但是这类人只忠于强势的主子，忠于能有个人作为的主子，一旦主子势败，也极会易弦更张，另觅新主，是个隐藏的不定时炸弹。

但是，马周就不同了。

公元631年（贞观五年），李世民曾令文武百官畅议朝政得失。当时，太中大夫、延州刺史常何当堂阐述了20余项时政弊端与整顿举措。李世民及诸大臣听后，在深为叹服的同时，不免心生疑虑。因为，常何本是个粗通文墨的武将，不可能一下就对时政如此精通。所以，诏何常进行询问。常何不敢相瞒，随告知李世民，之前的陈述是他家中家客马周所拟。

李世民求才心切，当即令人前去常何家中召见马周。但是，李世民对于人才渴求的迫切程度，丝毫不下当初曹操感召关羽、刘备三顾诸葛亮时的心情。也不管马周是否能来，又接连派出三批内官前去相诏。

当李世民见到马周后，一番交谈，深服其才，遂令其于门下省值班侍奉。从此，马周开始了唐朝名臣的启航之旅。

二、相比之下，魏征之谏有点“低小俗”的韵味，而马周之谏却充满“高大上”的恢弘

从魏征所谏200余策来看，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些局部的具体人和事。据史料明确记载的有：

公元627年（贞观元年），李世民登基之初，驻扎于河北一带，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旧有势力，人人恐慌，心下忐忑。因此，令魏征前去安抚。途中，遇到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将被押解京城治罪。魏征遂做主，令将二人释放，并官复原职。这一举动，顿时令河北原太子部属心下安定，接着又尽皆赦免众人之罪，多数官复原职，至此河北安定。

此举，对于李世民刚刚即位的不稳局面，起到了稳定作用，勉强算大功一件。

之后，谏言对古籍分为四部，并进行校定（有助后世文化传承）；谏言选才，先才、再德、后喜好（存在太多考量之处）；谏言长乐公主出嫁的礼数不可特殊（仅维护了皇家的礼数公平）；谏言李世民不应因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相触而惩处，反而应当鼓励，才会调动所有官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此谏颇有可取之处）；上奏《十渐不克终疏》，谏言李世民善始善终，坚持克勤克俭（针对帝王，直指利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等。

再来看看马周的政治举措，不难发现相互间的差距所在。

马周

一是谏言李世民以身作责，倡导孝道文化。一方面，认为太上皇李渊所居大安宫，太过简陋，虽是其崇尚淳朴，但却有损皇威，更有损李世民不孝之名，令天下如何效仿；同时，由于太上皇年事渐高，应当早晚照看其住宿起居，以尽人伦孝道。另一方面，谏言祭祀，以传孝心哀思之意，以教化万民百姓。（传承孝道文化于后世，极为可取）

二是谏言废除世袭制度，施重恩于死去臣子，量才授职于后代，既可免于其因才能不足犯过失被惩，又可激励百官积极上进。（超前的用人激励机制）

三是谏言严明赏罚，营造清明的官场风气。（极为必要）

四是谏言倡行节俭、与民休息、减役剥差，福泽百姓。（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五是谏言约束藩王，可绝身后隐患。曾言“贫困的人不用学习，自然节俭；富贵的人不必学习，自然奢侈。而诸藩王自然而然就那样了。所以，江山的长远之计，当早定措施，以令世代遵行。”（人之性，威重则难治，治之则易反，祸之源也）

六是谏言选拔良吏，治理地方。原由，各地方刺史、县令才能品行的好坏，关系一方百姓的休养生息。所以，朝廷官员的升擢，应当多从地方一线官员中选拔。（国家发展的长久之计）

相比之下，魏征、马周之能自当一目了然。

三、想到魏征之过，其虽死李世民仍然一怒之下毁碑悔婚；想到马周之功，当其死后为全思念之情欲作法显灵相见

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李世民深知太子李承乾不学德业，难以教授，朝廷内外议论纷纷。为此，李世民对众大臣讲“魏征忠诚正直，没有人能比过他，如果让他去辅佐太子，天下怨言当会消除。”然而，当李世民任命魏征为太子太师，且其原来的职位依旧时，其却称病推辞，不愿承担这样的困难差事。

后来，又是魏征极力举荐的侯君集，曾被李世民依为重臣，然而其却教唆太子李承乾欲图发动叛乱，再次来一场“玄武门之变”。

因此，这时的魏征虽然已经死去，但李世民依旧怒气难消，随后令人将魏征的墓碑砸毁，并取消了衡山公主同其子魏叔玉的婚约。

对于胸怀大肚的千古帝王李世民来说，能气到这个份上，绝不是偶尔之气，而是旧怨累积叠加后的结果。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马周临终之际，一把火将所有谏言陈奏草稿尽皆烧毁。当有人问他为何如此？马周回言，这些本就是自己的职责所在，现在自己将去，留之何用。身后功过，后人自会评说。

但是，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魏征临终之时，却将自己曾经的200条余谏言陈奏底稿，汇编成册，留之于后，用于传名。如：某年某月陈言何事等。

如此相较之下，德操强弱自见分晓。

也因此，当马周死后，唐太宗李世民曾一度思念成疾，欲令道士作法，求其显灵见上一面，以全思念之情。

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马周后世之名虽不及魏征，但是其所作所为，皆有利于国家的富强，皆有利于百姓的福祉，皆有利于天下的安定。将身后功过，留给后人评说，则更加的令人暖心。然而，魏征所作所为，皆以个人身后清名为重，以留名后世为志，对于百姓幸福、国家大局并无多大裨益。

所以，做官更应学马周，在其位谋其政，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只求无愧于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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