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的三种梦想（王石告别与开始）

文 / 李曙光

王石坐在中间，白衬衫，牛仔裤，黑色运动鞋，和所有人微笑着交谈，在一众西装革履中体态最是瘦削，但没人能忽视他。

他是王石，中国名声最隆的企业家之一。

门外的工作人员，不时压低声音略带骄傲地对往来的人指指：王石主席就在里面。

这是与乡村创业有关的活动现场。

王石此时的头衔全称是“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大会主席”。

冯仑也在这里，他是副主席，用王石的话来说就是：“冯仑是陕西人，到陕西来做公益，要找一个本地的企业家。”

王石说的到陕西做公益，特指在西安注册成立了一个专注于乡村振兴的基金会（以下简称乡村发展基金会），筹得资金，支持延安大学成立乡村发展研究院。

主旨发言结束后，王石应邀与记者进行了一场对话。

对话开始前，王石的助手细心而又谨慎地提示道：“你可以先从以色列游学切入话题，他可能比较乐意谈。”

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是王石游学计划的第四站，此前他先后在哈佛、剑桥、牛津访学。王石在2018年秋季抵达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

王石很早就表露出对犹太文化的兴趣，在看完希伯来大学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后直言：“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欣赏犹太人的聪明才智、高科技水平和商业上的能力，而前来求学的人数如此之少？”

许知远在《十三邀》上评价王石说：他属于不多的拓展了这一代企业家维度的这么一个人，从一个商业领袖变成社会领袖。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竞争，自我证明。

在与王石的对话中，谈到他的潇洒、他自始至终的使命感这些宏观的话题时，王石一一对记者摇头否认：“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没有。”

离开的日子

“犹太文化中很注重‘休息’，他们相信休息是一切灵感创新的来源。年轻创业者要在奋斗过程中保持耐心和慢节奏的生活，从慢生活中汲取创新、创业的灵感。”在“乡村创业者论坛”的演讲中，王石告诉台下的人。

他还是喜欢舞台，在台上时，王石口气轻缓，眼神真挚，像极了一个谆谆诉说着人生经验的老师。有媒体曾问他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他连犹豫都没有，吐出了两个字：老师。

很少有一个企业家能够像王石这样毫无顾忌地享受盛名，从侧面也证明，王石虽将万科打造成中国利益牵扯最大的房地产行业的标杆，但并没有因此成为最大受益人，才能那么心安理得没有任何避讳。

王石没有向记者肯定此次站台“乡村创业者论坛”和去以色列游学的必然联系。

但实际上他此前就对外表达过：去以色列，除了研究犹太人的文化之外，也要学习一下这个奇迹国家的现代科技农业成果，例如水循环利用、对大棚滴灌、育种技术的改良。

那或许是王石心中另一个计划，他本打算在70岁之后做农业，当某种契机到来时，这个计划提前了。

“振兴农村经济，首先需要正视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空心化、老年化。”

和记者的谈话中，本以为只是简单地为慈善站台，但王石谈到了另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

“如何让年轻人回去振兴乡村经济呢？要搞教育。”王石向记者进一步表述，现在中国的很多商学院，即便是农业大学商学院，有多少是针对农村创业培养人才？几乎没有。恐怕都是为城市商业服务的。我们就是要筹集公益资金，为农业、农村培养创业人才。”

从2017年6月份王石在朋友圈发文宣布退出万科新一届董事会选举，将接力棒交给郁亮，到现在倏忽间两年已逝。

王石在彻底放手后向外界表达过许多计划，他希望打造出另一个“品牌”，正如他敬仰的前辈褚时健在红塔山之后，又创立“褚橙”品牌一样，王石也有再造一个品牌的执念。

很多人以为答案是“深潜”，毕竟他在深潜上耗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在退休后的公开活动中王石频繁地在为“深潜”的项目在各个城市奔波——在与记者对话的前一天，王石先去了日照，出席名为“深潜走进日照”的论坛。

深潜源于2014年王石在剑桥读书时，国内很多企业家组团到英国去看他，实在躲不开的王石就创办了一个短期游学项目叫做“深潜学院”。

后来结合王石的爱好和资源，深潜逐渐变成了一个集训练营、水上运动基地、赛艇赛事运营为一体的综合运营商。

但在去年，王石开始有了一个更明晰的答案：“大运河。”

“世界上有70多条有名的运河，中国有京杭大运河，中美洲有巴拿马运河，埃及有苏伊士运河。我的创业是和大体育、大健康、大经济、教育结合起来的。”

“我第二个人生阶段创造的品牌是万科，那么我创造的第三个品牌就是——大运河品牌。”

这是个颇为宏伟的计划，王石此前所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可以纳入“大运河”计划的一部分，他的游学、深潜、摄影。

但庞大富有意义的“大运河”项目到底将以怎样的商业模式落地，王石除了概念之外从没透露过更详细的计划。

马云曾经反复表述过一种观点：如果放到现在白手起家，他不仅创造不了另一个阿里巴巴，甚至竞争不过现在的年轻人。

反推到王石呢？

他现在做的事情更像从相对容易突破的“点”入手，“点对点”易突破且可选择性多，但当连成一条线，进而构筑一个平面，制造一个更庞大的概念时，各种要素都变了。

现在王石可以选择自己做事的类型、地点、方式，但当笼统归为“大运河”一个概念并且进行商业化时，人们对王石的期许就上升了，会期望看到更高的成果，他也自此会背负上“失败”的压力。

他不只想简单地只做公益，更想以此为切口找到一个商业模式，持续解决背后更庞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一定程度上公益和商业会相互影响，王石要做一个完美的平衡。

这并非不可能，但却比单纯做好一件事复杂得多。

深潜、大运河以及此次的“乡村振兴”计划，都有这样混合的想法。

记者以此次“乡村振兴”为例向王石表达了疑问：公益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为宏大的农村经济议题？这种议题和前一段鹤岗出现的“千元空心城”问题类似，他是否真的能解决背后这个更庞大的东西？

王石对记者表达了一个观点：“尝试，虽然我们的想法比较特别，但是也仅仅只不过是一种尝试。”

他依然保有对这个行业的敏感性和见解：“大城市吸引农村人口，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大的趋势我们不可能根本性逆转，但农村也要走自己的振兴之路。中国的城市化70%之后，不可能再很快地去吸收农村人口。农村的振兴，农村如何发展，这是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所遇到的历史性的挑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让农村也得到协调发展，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是个硬核的难题，不会有公众人物主动想碰他，除了王石。他看起来比在万科时更忙碌，目标更大。

有人问他：你是不是绝对不会劝人们安度晚年就好了的那种人？

王石答道：“中老年人离开原来的位子后，要有新的目标，你要知道做事的目的是什么。不要眷恋权力，要给年轻人留出空间。”

暂且不论这个新目标的最终，所有人看的是王石一直在做，或者他一直向外界展示自己在做：

在刚退休的第213天，王石就在水立方破天荒地筹备了一场跨年演讲，以往这种形式都是做流量生意的人才会去尝试。

王石却觉得那极富有意义，他用一份35000字的讲稿，用了3个半小时跟现场3500个观众告别和开始，恰如演讲的主题“回归未来”。

他又说，又唱，又跳，他笑着，也哭了，毫无保留地展示着，让所有人尽情地检阅他的一生。

中国人喜欢对于时间期限赋予意义，比如五周年、十周年，当记者以“退休两周年”为时间节点，向王石问询他的回顾和总结的时候，王石笑了笑说：“时间还没到，等到了再开始总结吧。”

他还在等待，或者对他来说两年的时间还是太短。

“不断开始”在中文语境中并不是一句好话，但相比于此更刺烈的是巴普洛·卡梭的那句：退休是死亡的开始。

强人政治与传承

王石的故事很长，切面亦极为丰富，以至于他连出了好几本自传，好像还没有把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说完。

近年来媒体喜欢用《论语》里的一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来描述他，体面而又有文化，此句深得老王的心意。

但并不是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而是他藏了起来，所有人都没有忘记他曾经的棱角。

“宝万之争”的时候，王石选择了毫不客气地硬碰硬，当那句“我们不欢迎你”旗帜鲜明地对宝能提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为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在以人情道德对抗规则和利益，有多少人会站在他身后？

他以33年为时间期限总结自己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33年是创办万科前的成长阶段，第二个是万科时代，离开万科的现在是新的第三个阶段。

他脾气最大的是第二个33年。

80年代中期是万科创立的初期，工作经常没日没夜地连轴转，王石对职员的要求近乎苛刻，常常进行严厉的呵斥。

有一次王石和一位律师去餐厅吃饭，偶尔碰到公司的两位职员，他主动过去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事后，一旁的律师对王石说：“你让对方感到害怕，你问话的时候，他们紧张到双膝都在微微发抖。”

王石疑惑道：我哪有那么可怕？

当时北京有几位记者采访他，上来就说：“你是个传奇人物，我们慕名而来，听说你脾气非常大，光大哥大就摔坏了四个。

王石苦笑着辩解：“我从来不用那玩意儿。”

后来王石对这件事有了一个思考：脾气和地位、权力有关。随着地位的提高、权力的加大，脾气也会越来越大。

有次他在旁边看见副手向员工发无名火的时候，他有点不安：坏脾气在传染着身边的人。

他决心要改，在临近万科九周年的人事会议上表示：从今往后再也不发火了。

在座的同事听了当即表示：要为王总的态度发个奖。

那个时代创业的企业家们脾气都不小，除了个人原因之外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解读。

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生长环境缺乏规范，创业者的资源非常有限，需要强权人物领军杀出一条生路。而等到企业真正解决了生存问题，其带头人自然有了无可比拟的威严。

王石在自传里对这种现象有过阐述：“权威是一种资源，但在不规范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权威人物，往往会带来伴随着夸大权威作用的个人崇拜、易于冲动、好大喜功、脾气暴躁等恶习。”

但这些除了对于当时的影响之外，强人政治下，将最终会给民营企业的接班，带来极大的困扰。

行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40年，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二代接班问题，但环顾四周，中国还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二代接班方法论。

与之相比，万科是中国企业中接班制度的标杆，万科极为顺滑地从王石过渡到了郁亮，其中能为面临接班问题的中国企业带来多少启示？

“我从中年时就非常警惕万科的接班人问题。”王石缓缓说道，“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万科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企业家）是第一代，但是中国到近现代，（中国）台湾并没有中断，（中国）香港也没有中断。所以你会发现在台湾香港的接班人问题都没那么突出。”

王石向记者讲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当时他在深圳的时候是三十五六岁，去北京出差开会，要留胡子，为了显得老成；因为三十五六岁就成了深圳的一个公司老总，而且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家就会觉得不对劲，认为不可能啊，认为是毛头小伙子。

但到了香港出差，王石一定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因为到那发现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代接班。这是80年代，香港二代们都是刚大学毕业，都是二十多岁，王石就显得太大了。

他以“王安电脑”为例向记者说明一个现象:强人政治是中国企业的弊病。

上世纪80年代王安电脑影响力极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字处理机生产商，几乎和苹果并列，王安一度成为华人首富。但在80年代末期，王安患上绝症的同时，王安公司也由于一连串的重大失误，由兴盛走向衰退。

“王安电脑已经没了，但苹果在离开乔布斯之后依旧能正常运转，最后成为财富100强的第一或第二位。”

“接班人的问题，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呢？和这个原因是有关系——有强人政治，老人政治。”

所以王石当时警惕的是如何要避免企业的强人政治，公司如何制度化、团队化。

“接班人不是培养出来的，我培养的是团队，培养的是制度，建立的是品牌。你有很好的制度，有很好的团队，有品牌树立起来了，谁来接班，就不是一个非常大不了的问题。当然要有人接班，但没必要专门重点培养起来。”

2000年万科的“二林”事件，是让王石认知到这种模式成效的一次。《万科周刊》的前主编在1996年10月调任北京万科总经理，林少洲业绩极佳，但是“他毕竟年轻气盛，同地方政府的协调工作总是疙疙瘩瘩”。

万科上海公司的老总林汉彬1985年加盟万科，“林汉彬善于带领团队，地方各种社会关系处理得也很好，但开拓新项目的魄力不够”。

总部决定将二人对调职位，却遭到两人同时抵触。林汉彬不想离开上海，原因是小孩儿已经在上海上学；林少洲则表示，只要调离北京，就考虑辞职。

两人都是万科内部成长起来的职业经理，用人之际，没有人愿意见到任何一个人离开。总部的人事部门论证的结果是：如果坚持对调，两人中会有一人离职。

制度和人情面临着冲突。

最后王石明确表示：宁可总经理流失，也不能让制度流于形式。结果调令发出，令人意外的是二人双双提出了离职。

面对这个结果王石反思道：如果知道两位老总同时辞职，还会安排对调吗？

随即他在心里给了自己肯定的答案：“宁可接受眼前的损失，甚至很大的损失，也要坚持制度的执行和连续性。”

结果赴北京接替的莫军和赴上海接替的丁长峰都很好地接下了两个地区的业务，并且保持了业务的增长，北京地区的销售额，甚至比上一年翻了一番。

2005年王石向牛根生传授递过相似的经验，牛根生羡慕他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接班人问题向他取经，王石回答说：“现代企业我更相信制度的建立、团队的培养，把组织的传承建立在某个人身上有很大的风险。”

而当这种制度他觉得成熟的时候，便是他离开，开始寻找另外的自己的时候。那些故事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了，登珠峰、游学、公益。

毛大庆曾评价王石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不是没有毛病，也不是很完美，但他生命的价值取舍和人生状态令我非常崇拜。”

关于褚时健没说的故事

万科的传承有其自己的特征，在公司股份制改革之初，王石放弃股权选择当一名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便注定了万科交接班的形式。

而后他与万科漫长的告别整整持续十几年。

王石向记者诉说他与万科交接得有多么彻底：“我2017年退休，到现在2019年了，退休就是退休了，我在万科只是一个名誉董事长，也不参加他们任何会，万科也没有成立什么咨询会！都没有！形式上的、实质上的都没有。”

但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乐于应用职业经理人制度，或者股权改制，很多企业的传承有家族式的特征，对此王石向记者讲了褚时健老人的培养接班人过程。

王石的言谈间必会提到褚时健，他从这个老人身上似乎汲取了无穷的启示。

2003年王石第一次到哀牢山见了褚时健。此后王石每年都去看褚时健老人，替褚橙站台。最近几年甚至都带着企业家团队去参观、学习、交流。

“这些大家都知道，但可能有一个问题大家不太清楚，就是这么多年褚时健先生事业如何传承、如何衔接。今天谈这个话题，就给你爆点料。”

王石向记者卖了个关子。

“他比较特别，出事的时候快70岁了。而且它（红塔山烟厂）本身是国营，不可能说有他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按照正常来讲都是退休年龄了，后来再创业已经72岁了。”

在王石的叙述中记者得知了其中的情形：褚时健创业的第六年，把外孙女、外孙女婿从加拿大叫了回来，两人便一直在褚时健的身边做项目，整整做了十多年。同时褚时健把在新加坡搞投资的儿子褚一斌也叫了回来。

“儿子在新加坡搞投资，那你想让他回来搞农业种橙子，愿意吗？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褚时健最终还是把儿子劝了回来。当时的情景是，褚时健给褚一斌打电话说：“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话语间满是认真。

褚一斌心软了，安置完自己的生意，在2013年7月回到了云南，这个他曾感到排斥、并努力离开的地方。

“褚老离开了，但是我知道他这么一个年纪，这样的培养接班人多么辛苦。”王石颇为感慨。

王石跟褚时健私下一块儿聊天时经常谈到接班人问题。王石不仅和褚时健讨论，还和他儿子、外孙女、外孙女婿讨论。

王石告诉记者，褚时健当时用了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传帮带，孙子、孙女、外甥、外甥女传帮带，叫来早上一块儿上山，一块儿来学，手把手来教。

但儿子年龄大，回来时已经50多岁了，再手把手教已经不可能。褚时健便逼着褚一斌自己去承包山头，要他独立去做，自己交答卷。

褚一斌一开始竟然是用的风险投资逻辑承包山头。

“他（褚一斌）说我可以，开始做就先把土地圈下来，看他几年增值怎么样，首先靠土地增值，然后马上就引进风投，先看土地年增值多少。”

“他（褚一斌）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然后慢慢转，最后我去了一看就像个老农民，就像老农民一样。”王石笑着向记者描述当时见到的情形。

褚一斌不仅从果树种植、修剪、施肥、浇灌等工序一点点学起，静下心来研究农业，甚至接连跑了十几个国家，考察了100多种水果，最后还在越南找到了红心青柚。

这种红心青柚不仅品质好，且有8~9个月的采摘期，比起只有两个月采摘期的冰糖橙多了可持续运营的基础。

“2017年谈这个问题时，褚老就比较安心了，笑了。”王石告诉记者。

从褚氏果业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儿子还是外孙女婿都有了较强的经营能力。

溯源使命感

2000年，由王石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中城房网”在上海发起“新住宅运动”。王石解释“新住宅运动”的目的是：“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地产行业不能再糊涂混乱地发展下去了。但开发商很难看清自己的问题，所以邀请建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加入大讨论。”

那时候社会上普遍对开发商存在偏见，彼时冯仑和学者张维迎有一次隔空对话，冯仑质疑称：“为什么IT企业烧钱是高科技的高尚行为，而房地产商的赚钱举动就是奸商？”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房初步进入需求高潮，但开发商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商品住宅从面向少数群体的“奢侈消费”转向“普通消费”的趋势。开发商依旧大肆开发高档住宅，普通人难以负担。许多城市的高档别墅和老旧住宅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有形凸显，形成了社会紧张感。

在“新住宅”运动中，万科提出的核心理念就是：面向新经济，关注普通人。

“新住宅运动”之后，王石陆续提出万科要做最有社会责任感、最有使命感、最绿色的理念。

纵观王石那一代的企业家们，身上普遍都有较为浓重的“使命感”。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之外愿意绵延更丰富的维度。言谈间时刻关注着许多公共的议题，但年轻的企业家则更关注商业上的成功，喜欢论证商业模式成立与否。

记者向王石提出这个疑问，“使命感”是不是现代企业家精神中的一种必然？

王石把这种使命感归结为时代因素。

“其实现代企业家也有使命感，所不同的是，我们那一代第一个来讲是“泛政治化”。什么都和政治连在一起，一弄就是大思想，一弄就是大概念，一弄就要和民族国家连在一起，这和当年那个氛围有关系。”

他审视自己“现在言谈间已经习惯了大的格局背负在身上”。

“现在比较单纯，商业就是商业，文化就是文化，艺术就是艺术。”

对于和年轻企业家之间的区别，王石对记者阐述道：“我们是苦兮兮过来的，彼时大家都紧，都吃不饱，都朴素，现在生活物质过剩，讲时尚。”

“所以苦兮兮过来有点苦不觉得苦，不会做点事就吱哇乱叫，好像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的承受能力很强，年轻人的承受能力不是那么强，这是我们的优点。”

“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对接受新生事物显然和新一代完全不同，对于勇于接受这种商业社会中失败的承受力，反而我觉得年轻人更坦然一些。他们不太在乎成功失败，失败又怎么样？不就哭一场吗？”

“我们那不行，那是面子，抛不下来，生意上失败了，甚至想要自杀的。”

在王石的描述中，他年轻时的愿望是要赚点钱，出国留学。“对于成不成为企业家，并没有兴趣。”

“那是做着做着就发现变成了责任，就有了责任感吗？”记者问。

得到的是否定答案：“不是，为什么最后一直到60岁才实现这个愿望呢？因为一直在做，一下离不开了，才发现你喜欢不喜欢这都成职业了，并不是当年就有宏图大略，当年就有很大的使命感。”

他的回答极其坦诚、真实，像极了他还在万科时，赤裸裸地将“不行贿”这个地产行业敏感言辞当做万科的价值观，不断地向公众说明、阐述。

2010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活动的典礼上，组织方为王石准备了三个标签：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由他自己来选。王石断然选择了“不行贿”这个标签。

王石心里的标准是，作为企业家和登山家，他还在路上，目前的成就并不足以自满，而“不行贿”作为行为底线，却踏实做到了。他甚至表达了不欣赏现在企业家奉红顶商人胡雪岩为偶像的行为。

他敬仰的是张謇、荣德胜，宝万之争最激烈的时候，老部下毛大庆又评价王石说：“你看王石这一辈子干了多少事情，风风雨雨那么多年，无论多少人说他，他清楚自己的目标，并且自己一直往前走。所以有质量的人生跟有效率的人生都具有这个特质：知道自己要什么。”

王石确实一直知道自己要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有勇气选择重新开始。每个人都有一层一层的舒适区，无论身居再高的地位，拥有再无穷的财富，都会在某种状态下安逸、习惯。当习惯之后，人生的状态便会戛然而止。

王石却似乎一直在开始。

和记者的谈话一结束，在门外等候多时的助手便抱着一沓文件，冲进来向他汇报、签字，看起来他根本不像是退休，不像是68岁的老人，而是像个创业者，每天忙忙碌碌的，从来不曾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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