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大学生迷茫的纪录片（这些90后大学生用口述史方式拍纪录短片）

渡口村东新街的古紫藤是东山这座千年古镇的见证。紫藤树下的郭裕堂是目前东山保留最为完整的明代民宅建筑，如今演变成苏州东山镇的历史文化陈列馆。

白纸、清茶、印章……馆里的老先生们可谓东山小镇最好的历史教材，大小学问，尽在腹中。

8月16日，两名大学生——北京化工大学大三学生潘超和山东艺术学院大四学生杜云峰来到这间600平方米的陈列馆。他们是今年夏季“口述历史·东山纪录短片创作研习营”的成员。

按研习营的计划，他们要走访的便是这紫藤树下的老先生，并要在半个月时间里用一条15分钟的短片完成一份口述历史资料。头一回见面，两人心里都有些打鼓。

90后的年轻人，尘封多年的历史，交错在纪录的光影之间。

28位青年重组成13个团队，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就各自分到的选题拍成13部东山纪录短片。 “口述历史·东山纪录短片创作研习营”主办方供图

一个外乡来的“东山人”

当潘超和杜云峰第一次踏进历史文化陈列馆时，馆里的人就告诉他们，想听历史，要找薛利华老先生。

薛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原本不是地道东山人，出身江阴，17岁时才来到东山。他卖过鱼肉、做过采购，还曾在1950年代的司法机构工作。如今，老先生家中也有了四代东山人。初中文凭的他主编了获得江苏省方志成果一等奖的53万字《洞庭东山志》，还组织建起了东山方志名人馆（今天东山历史文化陈列馆的原型）。

今年79岁的薛老声音洪亮，还有一口浓郁的吴语口音。说起陈列馆的点点滴滴，老人家难掩兴奋。一开始还有些拘谨，之后越说越激动。

看潘超和杜云峰听到方言面露难色，老先生很自然地找出一张白纸，把一些字词直接写下来。

在杜云峰的镜头里，每换一个房间参观，薛老会默默把上一个房间的灯关上。介绍院子里那些古碑时，薛老边说边拂去古碑上的落叶。

杜云峰感慨：“他对这个地方，真的充满了感情。”他原以为写史的老人会很无聊，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老人做事很认真，很可爱。“真的是热爱一件事才会真正地做好。”

薛老边说边展开资料。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部历史

潘超和杜云峰并不是学习历史的大学生，他们一个学环境工程，一个是传播学出身。

而这次的研习营是由中国·东山纪录片小镇、良友文化YouthDoc青年影像计划、“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共同发起的公益活动。“家·春秋”策划执行机构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们从全球600多位青年报名者中选出28位，重组成13个团队，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就各自分到的选题拍成13部东山纪录短片。

此番走访，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首席记者张钧是潘超和杜云峰的导师。

“张老师，薛老刚才说的五人小组、肃反运动，您再给我们讲讲吧。”一出陈列馆，潘超和杜云峰就拉着张钧提问。

其实，95后潘超在去年就参加了第二届“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计划。他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奶奶，听奶奶讲述年轻时的故事。

他还曾站在《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问了在场所有人三个问题：“知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名字的请举手、知道他们生日的请举手、知道他们最骄傲的事的请举手。”

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全场举起的手仅剩下一只了。

“之前，我很多同学都认为历史是写在课本上的，是需要考试的一门科目。但大学生口述历史让我从过去的精英历史观剥离出来，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部历史。我们要有个人史、家史、街道史、村史、县史.......这样交织在一起才可能呈现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不过，拍东山比拍家史难，因为你要面对的是你过去完全陌生的历史。”潘超向澎湃新闻记者坦言，现在自己最大的不足就是欠缺历史知识。

“我觉得前期的准备特别重要，否则面对采访对象就是无知的，而不是求知的状态。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背景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你是做不了口述历史的。”

“和薛老交流时，很明显方言也是一个问题。其实张老师也不大懂方言，但是薛老讲的时候他就能反映到自己的历史知识结构中。他也很会触发受访者的表达，比如他明白了薛老说的一个历史时间点后，就能鼓励薛老继续说下去。”潘超很是感慨。

杜云峰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自己第一次听薛老讲述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但这并没有打击到两人的积极性。“聊了一个下午，我们真的很有成就感。”杜云峰说，“其实你在听别人历史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历史注入能量，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历史的人。”

潘超（左）和杜云峰在听张钧开题。

潘超和杜云峰在拍摄路上。

“采访只是口述历史的第一步”

“你们这个年龄，很多东西不知道是正常的。那就虚心去问。”

在后来的选题讨论会上，张钧还不断提醒潘超和杜云峰，影片要完善“薛老”这个人的形象，就不能只访问薛老一个人。“比如他的家人、同事、邻居，是怎么看他的，你们得多花点时间给采访。”

“其实拍纪录片和做口述历史是两码事。纪录片还是有创作成分的作品。口述历史最主要的是记录。”张钧告诉澎湃新闻，做口述历史更需要了解中国现当代史的整个脉络，“当受访者提到某个东西的时候，你有反应，受访者也会更有兴趣和你讲。口述历史对历史储备的要求更多。”

在他心中，口述历史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共同完成的东西。

“历史怎么体现？你要用历史学的方法对采访资料加以辨析、考证、校注。比如受访者说的某一段，或许就是和其他人说的对不上，那你就要有所怀疑，甚至可以通过作注的方式在下面有所比较。口述历史不是口述实录，采访只是口述历史的第一步。”

对于这群年轻的、尚无多少历史储备的孩子，张钧感慨：“过去历史课本的讲述都是宏达的叙事理念，人的形象是缺失的。现在通过口述历史这个概念的推广，以人为核心的理念，是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冲击，这很重要。”

“在做的过程中，这群孩子自己也产生过一些困惑。如果他们有心，就不会仅仅满足于记录，会有解决问题的欲望，慢慢地水平就提高了。最后他所能提供的东西，不仅是个人的记忆，还是一份可靠的史料。”

当听说这两个非历史科班出身的孩子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储备，张钧感到欣慰：“通过这样的实践，能够让他们有进步的愿望，有去了解更多历史的兴趣，这活动就没有白搞。”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师武黎嵩也向澎湃新闻表示：“一般认为口述历史门槛很低，或者说历史门槛也很低，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可以拿历史说事，但是真想搞好（历史）其实很难。口述历史是公众参与的史学，它需要公众参与，但是最后它的精品依然少之又少。”

“可是，不是说做得不够就没有意义了。当全民都开始正视历史，很认真地回顾既往发生的事情时，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