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以身殉国感悟（史可法德行清操）

历史上的史可法确实很忠直，他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弟子，他自己也算是半个东林党人。同其他的东林党人一样，史可法德行清操，忠君爱国，但无法力挽狂澜，更可悲的是生在了明末那个非常时期。

清代诗人黄燮为纪念史可法写的一首诗在诗中黄燮赞美和肯定了史可法的忠诚正直。诗中最后一句“留得岁寒真气在，梅花如雪照芜城”更是广为流传。明朝被李自成所灭，但朱氏皇族还在，164年5月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戴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弘光小朝廷。本来史可法等人是想拥立潞王朱常淓的，因为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读书千预有司，五毒俱全已经够吓人了，这福王却有七毒，那还能立为皇帝？但凤阳总督马士英和阮大铖却觉得越是昏庸的皇帝越好控制，于是就联络各军方实力派，宣布拥立福王。马士英因拥戴有功，被任命为内阁首辅，成为弘光小朝廷内的一把手。马士英一手遮天，排斥异已，同朝中的东林党人针锋相对。东林党人同以往一样，除了指责马士英横行跋扈外，根本提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方略。马士英与东林党人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谁也不知道如何让弘光小朝廷重现大明辉煌，一直到弘光小朝廷灭亡。

马士英非常忌惮史可法，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就把兵权分到各部将手中，乃至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共拥兵30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20万，各雄霸一方。这样史可法虽为兵部尚书，督师江北，但却有其名无其实，根本指挥不了军队。当时清军与李自成正在大战阶段，谁也没有理会不起眼的南明。五大将统领50万大军，不求主动出击，扩张疆域，只会坐着吃粮。南明的军队，外战无方扰民却有术，经常四处抢掠。五大将坐拥大军不去打仗，却以此威逼朝廷给钱给粮。弘光小朝廷军费开支极度膨胀，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福王昏庸无能，马士英以权谋私，史可法无所作为，朝廷内部之争斗日趋白热化。待清兵汹汹扑来之时，拥有20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是带领大军阻击清军，而是发兵南下，打着“清君侧，除马阮”的口号，向南京进发，企图控制弘光小朝廷。马士英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江淮防线陷空虚，还大肆扬言:“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有将军不服，说:清军南下，淮州和扬州最危急，应加强防御。马士英现在哪管国家大业，只求击退左良玉。马士英大怒，“有议守淮者斩”，让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被排挤出南京到扬州督师后，他这个兵部尚书更是有名无实，节制不了手下的骄兵悍将。不久多铎率领清军渡过淮河，抵达扬州城下。史可法困守扬州，少兵无援，只得组织民众负隅顽抗。扬州很快失守，史可法被俘，不屈就义。不久清军攻入南京，弘光政权覆灭。弘光政权覆灭后，南明皇室和大臣继续南迁。1645年，钱肃乐、张国维等拥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鲁王政权；黄道周、郑芝龙等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唐王政权。这时的清朝占领了大部分江南，正大张旗鼓地推行“剃发令”，“留发不留头”，江南一带掀起了反剃发的抗清斗争，清军陷入各地平乱中，一时无法继续南下。此时，鲁、唐二政权如果乘清军四处平乱的良机，与江南、东南各地反清民众一起共击清军，定大有作为。但鲁、唐二政权没有这么做，他们正忙着争夺所谓的“正统地位”，彼此势同水火，恨不得一口吞下对方。

清军大体清理好江南之地的纷乱后，再次向鲁、唐二政权大举进军。清军已经打到了家门口，鲁、唐二政权不是同仇敌忾，而是还忙着争斗，清军得以坐收渔翁之利，将鲁、唐二政权轻轻松松地各个击破鲁王在部将保护下逃亡舟山，漂流于海上。唐王部将郑芝龙降清，唐王逃到汀州遇害。鲁、唐二政权相继灭亡后，唐王弟朱聿金奥称帝于广州，建立绍武政权；桂王朱由榔称帝于肇庆，建立永历政权，一下子又多了两个南明小朝廷。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继承了鲁、唐二政权的“优良传统—内斗。清军的刀锋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他们还在争“正统地位”，发展到后来居然同室操戈。清军乘机浑水摸鱼，将两个小朝廷打得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绍武政权仅存在40天就被清军消灭。永历政权被清军打退，被迫逃往广西。李自成死后，大顺农民军实力大减。大顺农民军分为二支，分别由郝摇旗、刘体纯和李过、高一功率领，两支先后进入湖南，与清军鏖战，并取得了大胜，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与此同时，广东、四川等地，人们不满清军的残暴，纷纷拿起武器反清。江西一些投降了清军的南明将领陆续反正，他们带领自己的部队脱离清军，并同清军作战。退到广西的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组成联盟，控制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和四川7省，雄踞西南、华中和华南地区，一度气势高涨，战力大增。清军接连失利，进军步伐减缓，这是清军入关以来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此时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势大气盛，各地反清浪潮汹涌澎湃，清军久战疲惫，又遭大败，士气暂低迷，如果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乘此良势奋勇进取，清军将难以抵抗，收复失地有望。

但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没有这么做。永历政权在西南刚刚站稳脚跟，就又开始窝里斗了，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各人忙着争吵夺权，没有谁想着乘机进取中原永历政权与大顺农民军的联盟也是貌合神离，清军暂缓进攻后，双方就把精力耗在相互攻击上。大顺农民军将领在永历政权没有立足之地，纷纷率部脱离，转战湖北。清军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卷土重来，在湘潭、桂林战役中大败永历政权，重新占据湖南、广西，继而清军乘胜追击，相继夺回了被永历政权和大顺农民军占去的地盘。形势再次变得岌岌可危，永历政权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这时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建议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双方一拍即合，永历政权与大西军联合起来。分则败，合则胜。联盟后的南明朝廷再次焕发了生机。1652年，李定国向清军发动反攻，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击败了定南王孔有德。随后李定国又进取衡州，杀清军统帅敬谨亲王尼堪，这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次亲王被杀，清廷一时“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李定国在湖南气吞山河的时候，刘文秀向四川进军，占领了川南地区，东南沿海一带的张煌言率众打击清军，并接受了永历封号。

战绩不断，反清形势一片大好，江南、华中、东南一带的民众也举起反清大旗。

但内斗又毁了一切！李定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战功赫赫，引起了同僚孙可望的嫉妒。孙可望为一己私利，居然要向昔日的战友李定国举起屠刀，李定国见势不妙，逃往广东避难。那时郑成功正在广东，李定国企图与郑成功连兵粤、闽，会师北上。郑成功却没有接受李定国的建议。李定国无奈，又撤到贵州，接走了被孙可望劫持的永历帝，再回师云南。孙可望哪见得李定国自建势力，于是就率领主力部队攻打李定国，两人的矛盾终于兵刃相见。孙可望兵力虽多，但无统兵之才，又残暴骄横，士兵们不愿为他卖命，纷纷阵前倒戈。李定国兵力虽少但都是精锐。此战孙可望大败，走投无路的孙可望投降了清军。孙可望向清军摇头摆尾，将南明军情一一告诉了清军统帅吴三桂。获取云贵全部情报后的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清军长驱直入，很快攻下昆明，永历帝逃亡缅甸，南明最后一个朝廷覆灭。1662年4月，永历帝被抓住，并被绞死。李定国得知永历帝死讯后，悲痛不已，不久便忧愤而死。

危机感越强，错乱越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多虑多忧了，又总会庸人自扰。戒备太强的人，总会误伤身边的人；心急如焚的人，总会稀里糊涂地得罪人；神经紧绷的人，总会莫名其妙地激怒人。当今社会的人自我危机感太强，攻击性太强，信任却少得可怜，内斗攻讦却多如牛毛。内忧必外患。这是数千年的血酬定律。每当国家稳定团结时，敌国总是乖乖地不来招惹；每当国家纷争割据时，敌国总是大举来犯，乃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家族，同样如此，众志成城时，能一往无前，无往不胜；人心离散时，则节节败退，日趋残破。覆巢之下无完卵。人们嘴里喊着团结和气，其实做的完全是两码事。人人都想做老大，但位子只有一个；人人都拼得皮干肉净，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但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某些人的功利心太强，能争就争，能占便宜就占便宜，能倾轧就倾轧，直到把窝都搞翻了，大家一起玩完。大局、全局也不全是糊弄人的，很多把自己搞散的企业、家族会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