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奏进行曲（二战前奏进行曲）

提起二战，我们都知道德国进攻苏联，日本进攻中国，最终德国和日本战败。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二战前，德国和苏联是盟友，中国和日本是盟友。

1897年，德国人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俄国则援引《中俄密约》，借口保护中国，派军舰进入了旅顺大连，却并不帮助中国驱除德国人，相反却在此流连忘返。其实，这是俄国主导的一出双簧，先满足德国人的饥饿感，然后自己捞取最为重要的太平洋出海口旅大军港。在俄国人的怂恿下，德国以武力强租青岛，俄国随后便表示，为了抗衡德国、保障中国和俄国的共同安全，俄国也必须租用旅顺军港。至此，大清国才发现本以为能联手抗日的俄国，其实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的敌人。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也在列强中开始。

对德、俄的失望与愤恨之余，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立即开始升温，在甲午战争刺激下蓬勃兴起的改革要求，也越来越明晰地提出了学习日本的思路。日本则在取得甲午战争的巨大胜利后，在嫉妒和怀疑的目光中，遭到了国际的普遍孤立，中日关系迅速好转。中日两军率先建立了互访机制，日本军事代表团随即访问了长江流域各省，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曾经认为联俄拒日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的张之洞，这次附和了日本人的观点：“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中国）东（日本）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自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全面进入为期十年的蜜月期，“日本热”和“清国热”分别在两国兴起，双方都有人参与谋划中日结盟甚至“合邦”。[3]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日本的对外宣传体系，已经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成本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1903年12月3，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矛盾的激化

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大红利，俄德两国演双簧忽悠中国获得的现实好处，都在刺激着列强。列强纷纷将原先的“中国通”外交官们召回，而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这些擅长在地图上用直尺划分边界的外交官，多是操纵国际政治的高手，对中国内政毫无兴趣，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将会在中国引发何种反弹。在他们眼中，中国已经成了一头待宰的肥羊，屠夫所需要做的，只是和别的屠夫们划分好势力范围。

在中外相互妖魔化的激荡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中国。猝不及防的列强忽然发现，自己得面对千千万万不怕牺牲的中国“教徒”。面对义和团，列强们在华的武装力量是不够的，而各家都一时难以派出足够的军队。最便捷的兵源就是尽在咫尺的俄国与日本，俄国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大量增兵，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十分谨慎地通诉英国驻日公使怀海德：如果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话，日本可立即派出优势兵力进入中国，而如果“英国政府不以为然，即为罢论”。

英国人对日本出兵，起初并不热情。但不久，西摩尔率领的联军被困于杨村、廊坊之间，青木召集各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愿与各国协调行动。次日，怀海德表示，英国政府希望日本立即出兵。青木请怀海德帮忙，向各国征求意见。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德、俄自然在口头上没法反对，但日本仍然犹豫不决。此时，北京的局势更为紧迫，英国无奈，主动提出：如果日本出兵，军费则由英国提供。于是，日本下决心行动，从广岛派出了一个师团的庞大兵力，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根据西方的史料记载，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日本将这次行动当作了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机会，它不仅因此赢得了大清国的好感，也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日本人韬光养晦，赢得了喝彩，中国人却成为“黄祸”的焦点。从负面角度解读和讨论中国，成为西方的新时尚。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坦承：“可以断言，将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或许就是‘黄祸’问题，就如同太阳明天要升起一样，必定无疑。”但他认为，如果列强不能“克制自己，尊重中国”，这个并不好武的民族，将“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他们夺走的一切，并且加倍报复，中国的旗帜和武器将会出现在许许多多现在不敢想象的地方。”

日俄战争

根据日本和西方的大量史料，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的确是“被迫”的，但不是因为在两大列强夹缝中的无奈，而是因为要避免中日联盟会激起西方白种人的反弹，将日俄战争演变为“黄白”大战。即使从中国史料中，也能清晰地看出：“联日拒俄”是大清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支持日本既是出于种族的亲近，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俄国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和狡诈的北极熊。大量的旅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由日军进行军事训练后，回国配合日军作战。

前线的日军似乎并不在意中日联手给白种人的“不良观感”，种族大义成为政战的有力工具，日军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

大清政府虽然宣布中立，但私下仍然给日军巨大的协助。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密商组建联合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察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昆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玉昆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秘……在这样的支持下，日军对俄作战，占尽主场优势。

日俄战争以日本惨胜而结束，尽管日本竭力淡化这场战争的种族色彩，但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美国人，都深深地沉醉于这场战争背后浓烈的种族意味。日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信心：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人。商务印书馆那著名的《东方杂志》，欧洲人虽然很希望看到日本人能教训下不可一世的沙俄，但日本的巨大胜利、尤其是中国为日本提供的“主场”优势，这种气氛甚至蔓延到了美国：当日俄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合约时，当地美国人对俄国代表团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令俄国谈判代表为这种“种族亲情”而感动泪下。

决裂与抗日

日本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中国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机、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接受了所有条件，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与英国有协约、而与俄国有盟约的法国，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将日本也拉了进来，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双方协议，结成了一个宽泛的同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都被排除在外，而中国则被他们分割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中国接受了德国的邀请，开始考虑与德国、美国建立三国同盟，以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德美最为看重的门户开放。德国和美国一致认为：一个发达的中国，不仅不会增加“黄祸”之患，反而将在远东大陆上成为一个反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堡垒。但美国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这个同盟，单独与日本订立了一个条约《罗脱-高平协议》，表示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交换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

纵观历史可知，战争就像过打擂台：一开始苏联和德国一起欺负满清，后来满清和日本一起欺负俄国。再后来，德国和苏联打得你死我活。日本和满清又打得你死我活。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