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百日维新运动吗（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心动的瞬间#术语表达：，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戊戌变法是百日维新运动吗?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戊戌变法是百日维新运动吗

#心动的瞬间#

术语表达：

戊戌变法：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因发生在旧历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又因从变法开始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结束戊戌变法，变法一共进行103天，故称百日维新。甲午中日战争后，亡国大祸迫在眉睫，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高举变法图强的旗帜，掀起救亡图存的浪潮。1898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的基础上，给光绪皇帝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大声疾呼变法。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破格选拔人才；经济上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鼓励私人开办工厂；文化上创办新式学堂，废除八股取士，奖励科学着作和发明等等。变法受到以慈禧为首的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变法失败。

考情分析：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一直是学术热议的话题，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总是有学者幻想戊戌变法成功后的中国是怎样的，因此甲午战争也是高考题常考点之一。戊戌变法常考内容、列强的态度、失败原因及影响。

学者观点：

焦润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无不对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以省籍为单位纷纷到都察院上书请愿，对不平等条约表示反对，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公车上书”运动。其中由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公车上书”最有代表性。因 1895 年是乙未年，故也叫“乙未上书”。以康有为为代表提出的《公车上书》，痛陈马关条约危害以及“瓜分豆剖”的严重后果，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是近代新型知识分子正式提出自己政治主张，并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标志。由于甲午战败所造成的刺激，使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国运安危以及个人命运之所系，亟思所以拯救之法。从间接背景角度看，戊戌新文化运动又是洋务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维新运动，当然也不会有戊戌新文化运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内在联系。戊戌新文化观念之新，表现在戊戌新文化的内容之新、观念之新。西方的社会进化论首次引入中国。严复所译《天演论》已成为进化论的标准范本，同时他也是进化论思想的接受者和传播者。戊戌新文化观念之新，一是表现在传播近代国家观念及国民理论。戊戌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国体改造，建设西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实施三权分立，把传统国家改造成为近代国家，把传统臣民改造成为近代国民，主张通过“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的途径，实现“新民”建设。二是还表现在许多西方观念和理念 的传播和采用。如议会、国会、制度局、立法院、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平等、宪法、宪政、两院制、外资输入、国民、民权、自治、学会、报纸、大学，等等。三是表现在用中华民族概念来表述晚清的民族融合情势。强调“平满汉之界”“满汉一家”，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塑造新国族，通过建设近代国家，提倡近代民族主义，来与世界民族帝国主义相抗衡，求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四是表现在建构了一套融合中西的新文化体系。（戊戌变法对当时文化的影响）——焦润明：《论戊戌新文化运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王美平：除基于本国维新经验同情中国改革外，日本还有深层考量。首先，日本从本国国防安全出发，考虑到当时自身的军备与经济实力尚不充足，中国作为近邻一旦被欧美列强瓜分，日本难免“唇亡齿寒”，不仅在列强对华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甚至其国防也将受到威胁。其次，日本从大陆政策的角度出发，认为维新派主张联日、师日路线，为日本实现“东亚盟主” 的迷梦，“指导”中国改革、趁机扩张在华权益提供了绝佳机会。再次，日本从对外战略角度出发，利用变法派的“联日制俄”主张，通过支持康、梁等变法派，驱逐俄国在华势力，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创造机会。在戊戌政变前，日本政府与民间舆论都已察知中国改革之路并不平稳，清廷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动。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戊戌变法各种举措不见实效及清廷高层人事异动等消息的不断传入，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发生分化。，日本虽对中国改革持欢迎态度，但对戊戌变法的前途问题，则在戊戌政变前夕既已分化为“看好”与“唱衰”两派。随之，日本对于变法派的态度也发生了由欢迎、同情向冷淡、批判的分化与转变，此种趋向到戊戌政变后更为明显。由皇帝发起的戊戌变法为何失败，这对处于当时的世人来说无疑是难解之谜。日本军界、政界及媒体均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一，变法派地位低下，缺少从政经验。其二，革新力量薄弱，且对近代西方文明缺少充分认知。其三，改革的手段与方法太过激进伊藤明确表达了戊戌变法“过激论”，认为中国必须改革，但戊戌变法的顺序与方法并不可取，中国作为大国对延续数千年的文物制度进行有效改革，绝非在短期内能够成就。（日本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变化原因）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出现了标榜与中、朝等亚洲国家合作（主要是以日本为盟主） 共同抵抗西方列强入侵的“亚洲主义”、与呼吁告别亚洲“恶友”追随欧美列强的“脱亚入欧”论，这构成近代日本的两大对外路线。自福泽谕吉于1885 年发表“脱亚论”以来“，脱亚入欧”便成为日本的主要对外路线，而“亚洲主义”则只是被民间所倡导，处于非主流地位。戊戌变法期间，日本以东亚会、同文会等亚洲主义团体的成立与大隈首相及其领导下的宪政党（原进步党系统）重视亚洲主义工作为标志，出现“亚洲主义”的复兴局面，对“脱亚入欧”在对外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戊戌政变后，明治天皇及宫中集团、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支配下的日本政府均彻底否定 了“亚洲主义”路线与中日同盟论，而将中国视为怀柔与瓜分对象，坚定了“脱亚入欧”战略。（戊戌变法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王美平：《日本对戊戌变法的认知、态度与战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董志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根据民间结社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了差异化的对待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法律尺度。相对而言，统治者对于经济文化类的结社比较宽松，尤其是对于工商业的社团，官方基本上是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清代中前期的结社法规主要是以禁律的方式对结社行为予以反向约束，无论官员或是民众，其结社行为都可能受到严厉惩处。结社禁律重点打击的对象是政治结社，但其定罪带有比较强烈的主观性，无论“奸党”还是“谋叛”，罪名都较宽泛，从而给了官府压制各种结社的法律依据，使结社禁律产生了普遍打击的效力。面对严禁结社立会的现实，康有为抱着“上不为倡，下不敢为，会若不开学亦无成”[12]40 的信念，一边上书光绪帝倡导结社立会，一边积极在京城付诸实践。1895 年 9 月，在康、梁维新派的策动下，“强学会”在北京得以成立。强学会以“讲中国自强之学”为宗旨，通过集会、演说、办报、发行西书等方式鼓吹变法维新，挽救民族危亡。虽然强学会仅仅维系不到半年，但作为第一个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结社，为中国近代社团的兴起打开了风气，在视党会为“蛇蝎”的社会环境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康梁创建强学会的背景及作用）——董志鹏：《戊戌学会对于近代结社法制化的推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刘文华：实际上，按照“归政条款”的要求，对于中央各部侍郎、尚书等以上官员，地方督抚、将军、提督等官员，光绪帝都得奏明慈禧太后之后才能下旨任命，慈禧太后具有充分的决定权。只是地方布政使、按察使、道员以下官员，中央各部院的中层官员，光绪皇帝可以自行任命。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归政后，慈禧与光绪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由于中日战争清军屡战屡败，国势阽危，慈禧太后暂时部分走向前台，处理重大国务、军务，借机要求军机处向她呈递电旨，更进一步要求呈递封奏，加强了对光绪帝执政的实时监控程度，标志着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执政监控趋紧。总之，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归政后，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出训政，这十年间慈禧与光绪的权力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一句光绪帝是傀儡皇帝所能包含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权力划分）——刘文华：《戊戌变法前慈禧光绪权力关系二题》，《清史研究》，2019年第3期

颜冰：顽固派和洋务派作为当权派，在国家各个方面拥有维新派无可匹敌的权力，相应的，他们主张共同利益的政治 资格也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在政治方面，当权派在中央占据除皇位外的所有重要职位，把持朝政；在地方则有根 深蒂固的影响，加上维新派大面积政治改革的内容危及大部分官僚利益，导致绝大多数人站在当权派这一方。在经济方面，传统经济仍然占据主要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未发 展到可以撼动其地位的程度。在军事方面，军队全部由当权派掌握。在思想文化方面，传统封建思想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影响深远，当权派容易获取传统知识分子认同。（戊戌变法的政治阻力）——颜冰 王岩佳：《对戊戌变法的思考:基于政治关系视角》，《学理论》，201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