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pdf（歧路灯与金瓶梅）

摘要：李绿园与《歧路灯》一致贬斥《金瓶梅》，声明“不敢效《瓶梅》”，但实际只是不效其性描写，其他多有学习、模仿和借鉴。如写独生子，以“拜盟”为人物堕落之始，在性描写上用心良苦，以及皮匠的故事、官哥与兴哥的“人设”等，都后先承衍，骑驿暗通。作为一位理学家，李绿园是小说界的“愤青”，作为一位小说家，李绿园是理学界最开明的艺术家。他反对《金瓶梅》，却用《金瓶梅》人伟大成全了《歧路灯》的某些伟大。

关键词：《歧路灯》，《金瓶梅》，模仿，借鉴

引 言

李绿园《<歧路灯>自序》把“四大奇书”贬得一钱不值，尤其骂《金瓶梅》最是厉害，厉害到谭孝移从京师得病回家后不治而死，《金瓶梅》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十一回写侯冠玉对谭孝移讲如何学做八股文：

侯冠玉道：“只要多读时文，俗话说：‘好诗读下三千首，不会做来也会偷。’读的多，多就会套。‘砍的不如镟哩圆’，放着现成不吃，却去等着另做饭？这大相公聪明的很，他是看猫画虎，一见即会套的人。”

孝移微笑道：“端福不甚聪明，恐画虎类犬。”遂起身向端福座位而来。掀起书本，却是一部《绣像西厢》，孝移道：“这是他偷看的么？”

冠玉道：“那是我叫他看的。”

孝移道：“幼学目不睹非圣之书，如何叫他看这呢？”

侯冠玉道：“那是叫他学文章法子。这《西厢》文法，各色俱备。莺莺是题神，忽而寺内见面，忽而白马将军，忽而传书，忽而赖柬。这个反正开合，虚实浅深之法，离奇变化不测。”

孝移点头，暗道：“杀吾子矣！”

这侯冠玉见孝移点头,反认真东翁服了讲究,又畅谈道：“看了《西厢》，然后与他讲《金瓶梅》。”

孝移不知其为何书，便问道：“《金瓶梅》什么好处？”

侯冠玉道：“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后来‘逞豪华门前放烟火’，热就热到极处；‘春梅游旧家池馆’，冷也冷到尽头。大开大合，俱是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

此后又写：

到了次日，盥洗更衣，想要回拜来客，忽而端福儿抱着一部书儿到跟前。孝移接过看时，乃是一部《金瓶梅》，问道：“谁叫你拿的？”

端福道：“先生说，爹爹没见过这一部书，叫我拿到家里，叫爹爹看。”

孝移接过一看，猛然一股火上心，胃间作楚，昏倒在地。王氏急急搀起。

这胃脘疼痛病犯了，少不得覆被而寝，呻吟之声不绝。[[1]]

（清）李绿园 著

上引两段文字是书中使谭孝移气恼病重以至濒死的关键，表明《西厢记》与《金瓶梅》又主要是后者，当然是作者最看不起和最厌恶的“教学法”和“教材”。

其所导致的恶果直接是侯冠玉以此气死了谭孝移。

从而对于谭孝移来说，《金瓶梅》一书的作用在《歧路灯》中，实如《金瓶梅》中所写潘金莲致西门庆于死地的“胡僧药”，是决定一部书叙事走向的绝大关键。

具体说，《金瓶梅》中潘金莲误使西门庆在房事中过量服用“胡僧药”而死，圆满了全书以淫止淫的“戒淫”主题；

《歧路灯》则以侯冠玉用《西厢记》《金瓶梅》教书气死病中的谭孝移，为写谭绍闻“败子回头”的主题扫清了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书尤其《金瓶梅》成为解读《歧路灯》的重要参照。

但是，以《金瓶梅》为参照对《歧路灯》的解读不仅是李绿园对《金瓶梅》的否定和拒绝，

如其“草了一回又一回，矫揉何敢效《瓶梅》”（第五十八回）的一面，那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还有《歧路灯》对《金瓶梅》的暗中模仿与借鉴。

事实上李绿园《歧路灯》对《金瓶梅》疾言厉色，深恶痛绝，只在其对幼学和少年不宜，并不真心认为这部书一无是处，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憎而知其善”（《礼记曲礼上》），并很可能有所取法。

李绿园《歧路灯》对《金瓶梅》一定程度上实事求是的对待，一是体现在他事实上对包括《金瓶梅》在内的“四大奇书”都有深入的阅读，认真的研究。

例如他对《金瓶梅》能够做出如上评价本身，就证明他曾经被这部书所吸引，甚至有过沉浸其中流连忘返的经历，对其思想与艺术的感染影响力深有体会，并折中于他所信奉的理学而从幼教和少年人身心成长的角度有了戒惧拒斥之心；

二是进一步体现在他写谭孝移对侯冠玉对大讲《西厢记》《金瓶梅》的“文法”等“好处”痛心疾首，也只是出于孝移道：“幼学目不睹非圣之书，如何叫他看这呢？”为“杀吾子矣”这样的想法，

而对侯冠玉所推重这两部书的“文章法子”，是从“左丘明的《左传》，司马迁的《史记》脱化下来”等并未作否定。

即使如其写程嵩淑说“坊间小说，如《金瓶梅》，宣淫之书也，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写其意之所欲试，画上些秘戏图，杀却天下少年矣”，也只是从幼教方面说，

而写程嵩淑又说“不能识左、史，就不能看这了；果然通左、史，又何必看他”（第九十回），却是含蓄地承认了《金瓶梅》确实有“左、史”的长处，其实是一种“好处”。

从而以李绿园对《金瓶梅》的熟谙，他在《歧路灯》的创作中只是与《金瓶梅》一般被认为属于淫秽的性描写反其道而行之，最大限度防范《金瓶梅》阅读引出的负面效果，

但是对于《金瓶梅》的“文法”，却大约与侯冠玉——张竹坡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从而《歧路灯》对《金瓶梅》的“偷”“套”或曰模仿借鉴，成为其创作上的一大特点。

当然，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从上引《歧路灯》第十一回写侯冠玉称赞《金瓶梅》“那书还了得么！开口‘热结冷遇’，只是世态炎凉二字”等“文法”与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这一点相类看，

李绿园所读和《歧路灯》所写是清初张竹坡评改的《皋鹤堂第一奇书金瓶梅》。

因此，本文以下讨论《歧路灯》创作所参照是这个版本《金瓶梅》的文字，但溯源仍是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对《歧路灯》的影响。

皋鹤堂本《金瓶梅》

（一）独生子的故事

虽然《金瓶梅》写西门庆可以更方便说是写“一个男人的故事”[[2]]，但不言而喻，《金瓶梅》与《歧路灯》都是写一个独生子的故事。

两个独生子“人设”的差别，只在于《金瓶梅》写西门庆：

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卖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

……只为这西门达员外夫妇去世的早，单生这个儿子却又百般爱惜，听其所为，所以这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

一自父母亡后，专一在外眠花宿柳，惹䓍招风，……结识的朋友，也都是些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3]]

而谭绍闻出身：

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

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干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未尽，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得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第一回）

如上两部书写独生子之“人设”差别的原因，是《金瓶梅》“戒淫”，意在表达“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的教训，

所以必从西门庆成人后有了性能力写起，即写他作为独生子的后半；又必写“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而且无伯叔舅姑等长亲挂碍掣肘，并一出场就已有了众多女人，以便集中笔墨写其淫荡堕落，无可救药……；

而《歧路灯》“劝学”，意在教人树立“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八字小学”，而“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

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所以必从谭绍闻幼年即开始读书识字写起，写他作为独生子“成立之难”即一生的前半，由正而反、由反而正之败子回头的过程。

（清）李绿园 著

因此除溯及他祖上门户的“根柢”之外，必写他有父有母，曾经“家教齐备”，师教严明；

又必写他后来父亡母在，成孤儿寡母，而母亲又溺爱不明，以及有亲娘舅半通不通等等，然后才能演出其自幼至老，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之悲喜剧。

总之，从两部书两个独生子中心人物各自的过程与结局看，西门庆始于“淫”而死于“淫”，谭绍闻始于“学”而成于“学”，

事体情由，迥然有别，甚至南辕北辙，还会有什么关系吗？

答曰：诚然！《歧路灯》写谭绍闻，或正或反，很大程度上是模拟西门庆来的。

何以见得？当然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一如《金瓶梅》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是从《水浒传》来的，《歧路灯》写谭绍闻一个独生子的故事，虽然人物未必有确定的原型，但在理念与技术上，一定不是李绿园所声称“空中楼阁,毫无依傍”，

而必然是前代传统的某种延续与发扬，除非之前绝无类似的创造，或类似的创造太多已不便确认其源头。

但是《歧路灯》写独生子现象的情形正好相反，在它之前以写独生子命运的长篇小说，有并且只有一部那就是《金瓶梅》。

所以《歧路灯》写独生子的理念与技巧，可以并且也只有追溯到《金瓶梅》开创的传统。

加以从《歧路灯》自序与文本中表现出的李绿园对《金瓶梅》烂熟于心的腹笥，我们只能认为《歧路灯》写独生子命运总体的老师，至少部分地从《金瓶梅》写西门庆受到了启发，

而上述谭绍闻与西门庆形象“人设”具体的不同，与其说是二者后先无关的证明，反而不如说是《歧路灯》从《金瓶梅》“人设”的反面写成，也就是对《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之“人设”的“反模仿”。[[4]]

当然《歧路灯》从《金瓶梅》借鉴也有正相关模仿者，如第六十七回写张类村的小妾杜氏之妒，诅咒张类村与爨婢生的儿子说：

“也没见过一个还不曾过三两个月的孩子，公然长命百岁起来。三般痘疹，还不曾见过一遍儿；水泻痢疾，大肚子癖疾，都是有本事送小儿命的症候；水火关，蛇咬关，鸡飞落井关，关口还多着哩，到明日不拘那一道关口挡住了，还叫堂楼上没蛇弄哩。

这南院大叔，也就轻的三根线掂着一般，外边就像自己有了亲兄弟，那不过哄你这老头子瞎喜欢哩。他那门儿穷，咱家方便，心里恨不的怎样了，他好过继哩。”

这声口就颇似潘金莲诅咒李瓶儿儿子官哥的话。

《第一奇书金瓶梅》

（二）以“拜盟”为堕落之始

本书以上曾讨论王隆吉拉谭绍闻与盛希侨的“拜盟”，以及夏逢若的加入，是受了《三国演义》写“桃园结义”特别是民间三国故事所谓的“桃园三结义，后续赵子龙”的影响，但进一步说，与《三国演义》写“桃园结义”是英雄报国不同，

《歧路灯》写谭绍闻参与的“拜盟”，却是他走向堕落的契机，甚至就是他堕落的第一步。

那么《歧路灯》把“拜盟”写作谭绍闻误入歧路之始，是李绿园的创造吗？

创造的成分当然有之，但从这件事的整体看，应该还是从《金瓶梅》模仿来的。

按《金瓶梅词话》从《水浒传》衍出，第一回是“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虽然后来也写到了“那西门庆立了一夥，结识了十个人做朋友，……让西门庆做了大哥，每月轮流会茶摆酒”，却是到第十一回了，又只是随笔提及，更没有出现在回目中。

但是后来张竹坡效金圣叹评《水浒传》以评改《金瓶梅》，最大也是最突出的改动就是把第一回改成了“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不仅替代武松把西门庆置于全书出场打头的地位，而且西门庆打头第一件大事就是其“十兄弟”的拜盟。

因此，《歧路灯》写拜盟与《金瓶梅》写“热结十兄弟”，上溯小说传统的源头都可以说是《三国演义》。

但是《歧路灯》写拜盟为谭绍闻堕落之始，是“桃园结义”的负影响，却是从《金瓶梅》张竹坡评本来，是张评本《金瓶梅》对《歧路灯》的影响所致。

由此可见，上所述论李绿园对《金瓶梅》好像恨之入骨，但是对《金瓶梅》的“文法”，大约与侯冠玉——张竹坡的看法，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而且在《歧路灯》的创作中，有不少的仿效，当然也有其创造。

其实，《歧路灯》仿效张评本以异姓“拜盟”为谭绍闻堕落之始，本身就是一个创造。

因为张评本《金瓶梅》虽把“热结十兄弟”置于篇首了，但是西门庆作为“十兄弟”的“大哥”，实居于《歧路灯》“三兄弟”或“四兄弟”中盛希侨的地位，是“一把天火，自家的要烧个罄尽，近他的，也要烧个少皮没毛”的人（第二十回）；

而谭绍闻从拜盟所得到的，第一件就是“内省斋书生试赌盆”（第十六回）。这也就是说，《歧路灯》中“拜盟”兄弟的戏份和对中心人物影响的作用增大了。

从夏逢若“兔儿丝”缠住谭绍闻和对谭绍闻堕落的实际影响看，说谭绍闻一时成为败家子大都由于吃了“拜盟”的亏，实不为过。

由此可见张评本《金瓶梅》改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领起全书的写法，经李绿园模仿创造，实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歧路灯》故事的推进中起的作用更大了，神乎其神矣！

本衙藏本

（三）“性描写”的分寸是最大分野

“性描写”是世界文学争议的话题，也是《歧路灯》与《金瓶梅》最大最明显的区别，而不是之一。但二书在这一方面的区别，实不在有无，而在于性描写的具体内容与分寸。

总的说来，《金瓶梅》为治身而写“戒淫”，是“治身”之书，故主写淫之伐性伤身，“暗中教君骨髓枯”以止淫，故其写重在西门庆一身性器感官，从而主暴露，多渲染；

《歧路灯》虽亦“戒淫”，但其为治家而写“戒淫”，是“治家”之书，故多结合于写赌以写淫，重在写嫖赌之荡产倾家。

两书侧重不同，对性描写的态度做法也就不同。

但是，如上两书的这个不同，其实还是从二者的联系，即《歧路灯》向《金瓶梅》的“反模仿”来的，是《金瓶梅》做了《歧路灯》反面教材的结果。

可以想象如果不有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的影响在前，而还会有李绿园《歧路灯》的话，那么《歧路灯》中也还是不会有性描写。

但是性描写在《金瓶梅》前后的许多小说书中都有，如《如意君传》《肉蒲团》更有过之无不及，而何以李绿园《歧路灯》独恶《金瓶梅》？

原因无他，唯是伟大的对手，才能成全对手的伟大。

李绿园处处贬低诋毁《金瓶梅》，其实是把《金瓶梅》当作了自己模仿超越的对象，尤其在性描写上，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迥异于《金瓶梅》的在道德与艺术之间可掉臂而游的艺术之路。

李绿园自以为得计的这条艺术之路，就是恪守儒家的古训严“男女之大防”，主张“男女授受不亲”，更是绝不直接描写男女性事。

具体表现为每逢事到性交描写的场合，作者都既是顾左右而言他了，还要实际上表明这里有所省略，如第十九回写“谭绍闻诡谋狎婢女”

最后曰：“这是绍闻用的调虎离山之计，以便和冰梅做事的意思。此下便可以意会，不必言传了。”

第二十四回写妓女“红玉引着谭绍闻，进的祠堂。山墙上一面门儿，套着斋室。烛明酒美，吃了几盅。一个章台初游之士，遇着巫山惯赴之人，何必深述”，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写谭绍闻私会皮匠的老婆，“直入其室，悄悄说道：‘你休怕，我是里头院里大叔。’媟亵之语，何必细陈”等等。

所以，《歧路灯》一反《金瓶梅》的较多性描写，而尽可能地笔墨干净，甚至干净到“那些不中听的话，作者为谭孝移的面上，也不忍为之多述”（第六十八回），

“如何在坟上挖坑，灵宝公贤令宰也，为贤者讳，不忍详述了”（第八十一回），算账还钱都“仁人君子不忍注目，若再曲写形状，只恐阅者难忍，须得从了省文”（第八十四回），等等，

岂不杯弓蛇影，更是过犹不及了？

（清）李绿园 著

但是，《歧路灯》这样避讳的结果，却不一定如作者所愿。

一方面其声明不写的做法实际是贾平凹《废都》中打方框之法的先驱。在这样的地方，表面看来作者是清白了，但其对对读者的影响来说却未必一定清白，而是如画面的留白，虽曰未写，实乃不写之写。

再说李绿园还特别提示“此下便可以意会”，让读者自己去想，想什么？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提示不是与其说“每怪稗官例，丑言曲拟之。既存惩欲意，何事导淫辞”（第二十四回）也自相矛盾了吗？

另一方面《歧路灯》中也并非完全没有性描写，只不过是以插科打诨式的所谓文人雅趣出之，不那么露骨和疯狂罢了。

如第七十九回 写“张类村昵私调谑”：

少焉张类村到，程嵩淑笑拱道：“适从桃叶渡头至？”张类村也笑道：“恰自杏花村里来。”

程嵩淑道：“老类哥年纪大了，万不可时时的‘沾衣欲湿杏花雨’。”

张类村又回道：“一之为甚，怎敢‘重重叠叠上瑶台’。”

这满屋笑了一个大哄堂。

第八十三回写程式嵩淑打趣张类村老来纳妾生子道：“墙垣原未垒，是个思患防闲的意思。如今二月已尽，只恐‘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又写：

苏霖臣笑道：“‘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张类村道：“年皆花周上下矣，口过！口过！”

程嵩淑道：“你只管‘杏林春燕’，不问‘芳洲杜若’是谁之过软欤？”

又写谭篑初娶亲，与新娘薛全淑，妾王全姑在闺房戏谑：

全姑笑道：“大叔在俺两个跟前，无礼多了。”篑初笑道：“我怎么无礼？”

全姑道：“我不说。”全淑面发红晕，面向里坐了。

全姑道：“奶奶昨夜叫我来这楼下住。我两个合成伙儿。”

篑初笑道：“你不识字，这位是有学问的。我说他省的，从今以后‘熊鱼可兼’。”

全姑懵然，全淑在床上只羞的向隅。

簧初道：“全姑不解，我说一句儿答应我。”全淑一发羞了。篑初便要对着全姑，露些狎态魔障全淑。

全淑急了。强答一句道：“省的人鹬趣蚌抚相持。”

篑初道：“怪道你会画，真正好丹青。从此‘火齐必得’矣。”

全姑只见两个俱笑，看的呆了。……一日问篑初索纸，篑初笑道：“娘行自会做纸，何必求人？”

全淑微恚道：“骂人没深浅。”

篑初笑道：“我之与卿，原是就其浅矣，交浅不敢言深。”全淑没奈何又笑了。

夫妇妻妾之乐，篑初颇为修撰郎。从此读书，日有大进。

然而世间多全姑而少全淑，上引性隐语的内容有多少读者能懂？

所以，即使李绿园写《歧路灯》有意避开性描写是可取的，但是他从《金瓶梅》为道学家所不容（或表面上）得到的教训，

至于写一切人情都要用道学的眼光过滤了，喜怒哀乐多不敢往深处写，不能写得鲜活生动明白如话，这就极大限制了他文学才华的发挥。而未有激情四溢、淋漓尽致的笔墨，小说也就很难感人。

从而《歧路灯》虽欲后来居上，但结果却在引人入胜上难以望《金瓶梅》项背。

原因无他，只是一个为自己立的规矩太多，忌讳太多。

《老子》曰：“国多忌讳，而民弥贫。”

文学创作上也是这样，一多忌讳，描写的尺度与分寸抠得过紧，便不可能有入戏感人的表达。

然而知难行亦难，自古文学有几个是恰到好处的。

苹华堂藏本

（四）皮匠故事的源头

《歧路灯》第二十九回《皮匠炫色攫利，王氏舍金护儿》，刘铭《<歧路灯>的故事渊源考》一文考证认为，

与《型世言》第二十七回都写男主人与一个皮匠老婆通奸的故事情节相似[[5]]，诚然是一个重要发现。

但是这类有关皮匠的情色故事源头，却可以追溯到《金瓶梅》中的提示。

《金瓶梅》第三十七回写西门庆看上了韩道国的女儿爱姐，托冯妈去说合：

那婆子掩口冷冷笑道：“你老人家坐家的女儿偷皮匠，逢着的就上；一锹撅了个银娃娃，还要寻他的娘母儿哩！……等我问他，讨个话来回你。”

上引冯妈话中“坐家的女儿偷皮匠，逢着的就上”，应该是晚明市井俗语，说女人风流的，却用来说西门庆。

因此，就查考所见，《金瓶梅》才真正是《歧路灯》第二十九回写“皮匠炫色攫利”的真正源头，只是它没有把这句俗语放大为故事而已。

参以刘铭的考证，最早把“坐家的女儿偷皮匠，逢着的就上”这句俗语放大为故事的，可能就是《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贪花郎累及慈亲，利财奴祸贻至戚》。

但是，《醒世姻缘传》第十九回也写一个皮匠小鸦儿的老婆唐氏与房东晁大舍勾搭上了，后被小鸦儿发现把唐氏与晁大舍一齐杀了。

至于《型世言》与《醒世姻缘传》谁先谁后，《歧路灯》从哪一部书受到启发，殊难断定。

但是，《歧路灯》写皮匠姓高，《醒世姻缘传》写皮匠的老婆姓唐，或是《歧路灯》写这个皮匠有与《醒世姻缘传》中皮匠的老婆凑成“高唐”之义。

若然如此，则《歧路灯》写皮匠故事就一定是从《醒世姻缘传》受到启发，而远祖《金瓶梅》“属皮匠的，逢着的就上”的俗语了。

《醒世姻缘传》 （清）西周生 著

（五）“官哥”与“兴哥”

《金瓶梅》写了一个“官哥”，《歧路灯》写了一个“兴官”。两“官”分别是各自书中主人公的儿子。

一个因父亲西门庆得官时生而纪庆得名，一个因父亲谭绍闻败家中生而图复兴得名。

这两“官”后来的结果固然相反：

一个只活了周岁半夭折，一个顺利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但这两“官”的设置，却有后先承衍的关系。

首先，《金瓶梅》写“官哥”，《歧路灯》“兴官”，除都以“官”名之外，还都是妾生。

以李绿园诋毁《金瓶梅》所显示他对该书的熟悉，不能不认为“兴官”之设，固然是《歧路灯》主题表达叙事的需要，但也不免有从《金瓶梅》写“官哥”受到启发的可能，

尤其《歧路灯》写谭绍闻的这个妾生子也以“官”名，很可能就是从《金瓶梅》写“官哥”捉摸出来的。

其次，两“官”命运的迥然不同，进一步显示后者是前者的“反模仿”。

古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小说写主人公有无后嗣和后嗣如何，有时主要不在后嗣本身，而是作为对主人公及其家庭命运褒贬予夺的象征性的手段。

所以，“官哥”与“兴哥”在各所在书中，对于各自作为主人公的父亲来说，都只是一个附属与映衬的存在。

其意义在于以其存在的状态和后来的命运，折射主人公（包括家庭根柢）为善或恶性质与程度的影响，这在《金瓶梅》中“官哥”可说不由自主地成了西门庆“万恶淫为首”的牺牲品，

而《歧路灯》中的“兴哥”在谭绍闻败家之初出生，则象征了谭宅（也包括了其生母冰梅是忠臣之后）是“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第一回），其家族即使有谭绍闻当下在堕落中，也还存有将来恢复的一线生机。

这里同是写主人公有一个儿子，却在意义指向上完全不同的设计，本质上也是一种模仿，即“反模仿”。[[6]]

最后，“遗安”意识的承衍。

《金瓶梅》写西门庆的儿子官哥死了，后嗣成空；但至西门庆死后又有了遗腹子孝哥，似欲以弥补西门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缺陷，

却不料“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良久，孝哥儿醒了。月娘问他：‘如今你跟了师父出家，在佛前与他剃头摩顶受记。’可怜月娘扯住恸哭了一场，乾生受养了他一场。到十五岁，指望承家嗣。不想被这个老师幻化去了”（第一〇〇回），还岂不又等于绝了西门庆之嗣？

所以全书之结尾诗中有云“西门豪横难存嗣”。

但吴月娘并无大恶而且人尚在，于是作者万不得已，又写一个“西门庆家小厮玳安”，吴月娘“后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呼为西门小员外，养活月娘到老，寿年七十岁，善终而亡”。

这个小厮名为“玳安”，谐音“代安”，在书出现甚早（第三回），一直西门庆身边，堪称形影不离，至最后一回成为西门庆的继子名“西门安”，是作者总体构思一个重要设计，其意义即“代安”，亦即也算是遗安。

而《歧路灯》第一回有诗中即云“万事无如爱子真，遗安煞是费精神”，其写谭宅老主人的虑后“遗安”之意，

正是与《金瓶梅》写西门庆子嗣用心一脉相承，认为正是从《金瓶梅》写西门庆子嗣的用心启发与其手法的“反模仿”而来，应当是可以的。

（清）李绿园 著

综上所述论，可以认为李绿园《歧路灯》从以《金瓶梅》“宣淫”为反面教材出发，形成其力避情色描写文笔清洁的艺术特点，却从《金瓶梅》被“传染”了许多写实的套路和方法，有恐怕不止于上述的许多表现，有待进一步发掘。

而仅就以上述论，从一方面看是《金瓶梅》艺术魅力的感召，另一方面也见出李绿园对“四大奇书”等的贬斥除各执一端之外，不过是一位理学家“愤青”情绪的表现，而落实到小说创作的实践，其艺术家天性的一面则使《歧路灯》实以《金瓶梅》为伟大的对手，从对后者的学习、模仿与借鉴成就了自身伟大的某些方面。

换言之，作为一位理学家，李绿园是小说界的“愤青”，作为一位小说家，李绿园是理学界最开明的艺术家。他反对《金瓶梅》，却用《金瓶梅》的伟大成全了《歧路灯》的某些伟大。

小说史上的这一极端“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的现象及其经验，值得重视，值得探研。

本文作者 杜贵晨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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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清]李绿园《歧路灯》，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2]]杜贵晨《<红楼梦>是<金瓶梅>“反模仿”与“倒影”之“基因”论》，《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

[[3]]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台湾古籍出版社20006年版，第3页。

[[4]]杜贵晨《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5]]刘铭《<歧路灯>的故事渊源考》，《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

[[6]]杜贵晨《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李绿园与<歧路灯>（增改本）》第九章之四，2019，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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