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立弘历为太子（高宗弘历善治国）

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世宗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于雍亲王府邸。清圣祖对这个皇孙非常钟爱，令他在宫中读书。弘历聪明伶俐，能够过目不忘。后来，弘历又学会了射箭、火器等技能。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世宗秘密写下皇位继承人，并将其缄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后。雍正十一年（1733年），23岁的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当时准噶尔战役还未完结，再加上黔苗出现兵事，世宗令其总理军机，参决国家大计。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世宗身体不适，在圆明园静养，弘历朝夕谨慎侍奉。数日后，世宗病笃，立即召庄亲王爱新觉罗允禄、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和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入朝，不久驾崩。在众位顾命大臣的辅佐下，弘历奉遗诏即皇帝位，是为清高宗。

　　在圣祖和世宗的经营下，大清王朝国势日益昌盛，为高宗开创大清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高宗不辞辛劳，通过编修文化典籍、著写诗文、抵御海潮、豁免租税、武力征讨等方式为大清的文化、农业、国土统一等作出了巨大贡献，将清王朝推向了鼎盛时期。然而，高宗时期却成了大清由弱而盛和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是因为高宗虽然在文治武功上都有着突出的成就，但与其同时，它的文治武功也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文字狱的不断兴起破坏了社会的和谐，穷兵黩武式的征讨耗费了大量财力，皇家园林（颐和园、香山、圆明园、玉泉山、宁寿宫）的修建同样加大了国用的支出；由于执政时间过长（60年），高宗晚年逐渐昏庸，以和煖为代表的贪官污吏逐渐败坏了社会风气；等等。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没想到的是，大清的盛衰会转化得如此迅速。

　　吏治腐败起义四起

高宗一生所做的事情太多太多，难以一一描述。在此着重讲述和煖的发迹，从侧面来反映高宗在位时的统治情况。

　　和珅凭借着察言观色、揣测上意、机智灵活而逐渐得势。和珅当政20余年，疯狂敛财，搜刮的财富总价值可达亿两白银。据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的奏折称：“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业经奏闻在案。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共八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八座，亦经奏闻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查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计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此外查出和煖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一十五两，并自栓大车八十辆，每辆银一百二十两，共发出车价银九千六百两，分给各户领办。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统计取租房地共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厘，价钱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银四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租钱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

　　他不但自己贪婪，而且依仗高宗的宠信公开庇护贪官。查找有关史料，乾隆年间的许多贪污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且均以和珅为后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禀望贪污被告发，负责办案的官员在其家中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通政司副使钱沣查明勒尔谨、王禀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报。于是，钱沣上奏疏弹劾毕沅。和珅没能保住勒尔谨、王禀望的性命，但却保住了毕沅的性命。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营私舞弊。高宗大怒，命和珅、御史刘墉和钱沣一起去查办。国泰的营私舞弊之事，人人皆知，只是有和珅做后台，没人敢向上反映。此次查办，高宗下旨，负责督办的官员不敢怠慢，和珅怕事情露馅，事先给国泰通风报信，让其早做准备。三人到山东后，马上盘查库府中的银子，一看数目不缺，就要草草收场。钱沣觉得这里面有蹊跷，因为他发现，这里的庄银规格不一，便知有诈。又见和珅如此草率盘库，知其暗中袒护国泰，如果就这样收场，不光是贪官得不到惩处，他自己还要以所劾不实而获罪。因此，他再三请求封库再查。和珅无奈，只好同意封库。第二天，钱沣贴出告示，通知借钱给府库的各商号赶快前来认领，否则银两一律充公。结果各商号纷纷前来领银，原来库银是从商铺暂时借来充数的。国泰贪污库银200万两的内幕终于大白于天下。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和珅竭力营救也未能奏效，国泰、于易简都被高宗下旨处死了。

　　高宗中后期，吏治更为腐败，贪污之风更甚，内阁学士尹壮图请旨“密查亏空”。和珅怕尹壮图的“密查亏空”之火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奏请高宗派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同赴各地清查仓库，其目的在于暗中监视和牵制尹壮图。每到一地，郎庆成并不急于盘查，而是先拖延时间，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使其行动受到限制，然后设法给当地官员通风报信。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则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漏洞。没有查出漏洞，尹壮图的麻烦自然来了，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尹壮图死刑。最后还是高宗帝免去了他的死罪，这使和珅的气焰更加嚣张。

　　另外，他与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长安两人狼狈为奸，广植朋党。福长安的小舅子是个连满语都说不好的无知狂徒，和珅却将其提拔为广信知府；和珅的族孙景安在担任河南巡抚时，不敢与白莲教正面作战，也不敢犯“渎职”之过，总是跟在起义军后头，被人讥为“迎送伯”。和珅的亲家苏陵阿年老无能，却当上了两江总督。接见属员时，他竟厚颜无耻地说：“蒙皇上圣恩，命我这老头子来捞点棺材钱。”和珅竟然将其举荐为大学士。苏陵阿年逾八十，两耳不聪，老眼昏花，连一举一动都需人扶持，被称为“活傀儡”。

　　对于不依附自己的人，和珅千方百计地予以迫害打击。就连仁宗的老师朱珪及大学士董浩，和珅也不放过。嘉庆元年，高宗下诏调朱煖来京任大学士，仁宗得知后，写诗给老师表示祝贺。和煖盯上这首诗，把它拿给高宗看，说仁宗早就想“示恩于师傅”。高宗大怒，幸亏董诰在旁解劝：“圣主无过言。”高宗虽未治仁宗和朱煖的罪过，但降朱珪为安徽巡抚，并谕令“不得内召”……

吏治的腐败和黑暗激化了大清统治阶级与平民之间的矛盾，起义军到处“开花”，大清“应接不暇”。乾隆末年如此，嘉庆初年仍然如此。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当阳、孝感等地先后发生暴动；嘉庆二年（1797年），贵州、四川、陕西等地先后出现叛乱。尽管这些武装起义还不足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但它反映了当时的一种黑暗现状。如果只是一味采取武力镇压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无疑是天方夜谭。不过，高宗已经驾鹤西去（嘉庆四年春），至于未来的清王朝兴衰与否，就要看他的子孙后代有什么绝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