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整个经过（唐朝为何如此命硬）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安史之乱结束后，死里逃生的大唐王朝，国事却是各种惨不忍睹：中原各处藩镇画地为牢，一言不合就闹叛乱。强敌吐蕃瞅准机会就杀进来。连长安都丢了好几次，几乎各种糟烂事扎堆，眼看就是要灭亡的模样。

可就是这个惨不忍睹的大唐，在接下来中晚唐的历史上，又是十足的命硬。安史之乱后一片烂摊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唐朝不止“硬挺”到了九世纪，甚至国力民生还曾直线复苏，开创辉煌的中兴时代。其顽强的生命力，令后世多少史家，都是佩服连连，恨不得掰碎了找经验。

而撑起大唐王朝，这一百四十多年“命硬”国运的，更有下面这三座，看似十分低调，意义却无比重大的城市。

一：灵州

灵州，即今天宁夏灵武市。这个今天常住人口近三十万的县级市，唐代时号称“塞上江南”，一直是朔方节度使的驻地，公认掌控河套草原的钥匙。在那场半壁山河近乎糜烂，唐玄宗拍屁股躲进蜀地的安史之乱里，手里只有数千残兵的唐肃宗李亨，正是在灵武举行了登基典礼，吹响了唐王朝反击的号角。这座边陲坚城，堪称对大唐有再造之功。

而在安史之乱结束，唐王朝惨淡经营的年月里，同样受尽战乱的灵州，却又紧接着扛起另一个艰难任务：死磕吐蕃。

拜唐朝元气大伤所赐，盛唐年间常被压着打的“老邻居”吐蕃，安史之乱后也彻底撒了欢。唐朝安西与河西的国土，尽数被吐蕃席卷，然后胆肥的吐蕃，763年更一口气朝着长安方向杀来。理论上有重兵把守的长安稀里哗啦，唐代宗也仓皇逃跑。幸运的是，吐蕃大军只在长安折腾了十五天，就急匆匆卷包袱撤退。为什么如此“幸运”？很重要一条：依然在坚守的灵州，叫哪怕已占据长安的吐蕃军，也是坐卧不宁。

只要看看地图位置就知道，对于狂攻长安的吐蕃大军来说，灵州就是一把随时落下的砍刀。只要灵州在手，就算长安丢掉，唐军也完全可以如当年反击安史叛军一样，以河套草原为跳板发起反击。而且灵武境内发达的灌溉屯田，更是至关重要的战争资源。如果吐蕃想要彻底控制关中平原，甚至染指中原大地，灵州？必须拿下。

于是，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九月起，吐蕃对灵州的疯狂进攻就开始了，数万吐蕃大军先占领了河套草原的原州，然后将灵州重重围困。而三万唐军主力，却只能先陈兵在泾阳待命。灵州只能靠当地军民孤军奋战，惨烈的拉锯战打了足足一个月，朔方节度使路嗣恭慨然出击，在灵州城下大破吐蕃，斩杀两千余级，杀出安史之乱后，大唐对吐蕃的解气一胜。

在吃了这场血亏后，不甘心的吐蕃人原以为，战败只因投入兵力不够。结果接下来两次，他们都是投入了十万以上的兵力，却连灵州城还没摸着，沿途就被唐军不停袭扰，连补给线都被断掉，只能含恨撤退。那绕开灵州行不？786年时，吐蕃又大胆试了一次，绕开灵州朝陕北猛扑，虽说兵不血刃拿下了盐州和银州，但灵州稳固的唐军，还是轻松切断了吐蕃的补给线，叫杀气腾腾的吐蕃军饿的前心贴后心，只能匆匆忙忙撤退。

只要稍脑补一下几百年后，以灵州为中心的西夏政权，把北宋王朝折腾得“四面边声边声连角起”的悲催景象，就知这几场知名度不高的血战，对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唐王朝，有着怎样救命的意义。顽强的灵州，就这样把强敌吐蕃挡在国门外，令伤痕累累的大唐，赢得宝贵的喘息恢复时间。

二：汴州

比起吐蕃犯边的惨状来，唐朝当时另一个扎心困难，就是缺钱粮。

安史之乱后，中原生产破坏严重，且大片要地变了藩镇，内外战争更是年年不停，中央经济几乎断血。幸好江淮地区未遭战争破坏，中唐年间起，由于水利建设和曲辕犁等新农具应用，东南经济高速发展，粮食产量年年暴涨，唐朝的国民经济也是“赋之所出，江南居多”。也就是全靠江淮地区补血。但是，如果没有汴州，恐怕饿的眼花的大唐朝廷，也只能望着繁华江淮干瞪眼。

汴州，即未来的北宋国都汴京，却是隋唐漕运的枢纽地带。唐朝的漕运，是从扬州出发，连续经过漕渠淮水黄河渭水几条水路。这条连续辗转的路途上，淮泗线、淮汴线、淮颍线以及泰西运河四条水道，都是从汴州经过，堪称是整个唐朝漕运路线上，咽喉意义的一环。

其实，自从唐朝建国后，哪怕盛唐时代，唐朝漕运也是毛病多多，平均一斛粮食运到长安，剩下八斗就算不错。安史之乱一顿荼毒后，大唐的漕运更一度成了坑，河南一带的运河几乎都在战乱里报废，饿极了的唐王朝，在唐代宗年间派名臣刘晏整顿漕运，不但重新开通了河道，而且采取“分段运输法”，也就是像接力赛一样，漕运路段的关键城市，轮流派船运载漕粮，维护疏通辖区里的运河。汴州，也是这其中关键一处。

也由于这次强力改革，汴州的漕运能力，也终于焕然上了台阶。而且由于刘晏毅然废除了漕运里的无偿劳役制度，改为出钱雇佣。漕运业从此成为汴州的重要产业，漕运维护从此有条不紊。以往“运一斛丢两斗”的运输效率，这下变成“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每年输入关中平原一百一十万石，一粒粮食都不丢！

这强大运输效率意味着什么？唐德宗年间时，长安因为藩镇叛乱，几乎“饿殍相望”，幸好粮船经汴州及时抵达，泪奔的唐德宗当场对太子大呼“吾父子得生矣”。唐宪宗年间，汴州的漕运量继续猛增，年年大量米粮钱财输入，支撑起了唐宪宗艰难的平叛战争，打出了“元和中兴”的辉煌。汴州这个“漕运咽喉”稳定，大唐，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三：广州

安史之乱给唐朝的另一大后遗症，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败：安西河西尽数沦入吐蕃之手，传统的河西走廊贸易路线几乎断绝。虽然唐王朝又以河套草原为干道，开通草原丝绸之路。但贸易量也难比盛唐。但与其同时，岭南的广州却扶摇直上，漂亮接过了“丝绸之路”的大旗。

广州的海外贸易，自唐朝开国起，就是相当热闹。但开元年间以前，岭南与外界的交通非常不便，广州的外贸，自然也难上规模。直到开元年间，盛唐名相张九龄开辟了大庾岭新道，这条道路好比一条长桥，把赣江与浈水一口气连接起来。广东与内地的交通从此畅通，江南乃至中原的商旅货物，源源不断向着广州涌来。各国的商船也纷至沓来。盛唐年间时，即将出海的鉴真大师，就目睹过广州外贸的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

待到安史之乱后，西北丝绸之路阻断，来华的外国人，更是一股脑奔了广州。唐王朝也及时调整外贸政策，一面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与岭南节度使一道掌管外贸事宜，设立严格的税收制度。一面煞费苦心招商，来华的各国商人，不但可以住进专门的“蕃坊”，且可以获得各种经商便利。

阿拉伯典籍《苏莱曼东游记》里，就以外国商人视角，记载了广州先进的贸易管理：外国商人只要缴纳相当于货物价值三成的进口税，就可以得到官府的保护。广州的社会秩序良好，唐朝的官员办事效率极高，且极重契约精神。如此管理先进位置良好的外贸城市，外贸自然井喷，到中唐年间时，广州每年的外国船只，就有四十艘以上，盛唐年间的盛况，比起中唐已是小儿科。中国船只也频频从广州出海，一路可开到阿拉伯地区。丝绸瓷器等“大唐制造”，以广州为窗口，源源不断热卖。

如果说漕运是输血，那么当时“蛮舶之利，珍货辐凑”的广州，更是大唐王朝的造血机。火热的外贸出口，不止给唐王朝带来滚滚财源，更带动了东南经济。以《新唐书》的形容说“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扶摇直上的广州，就这样以其通商世界的繁华，在唐朝中兴的时代里，撑起大唐东南半壁的稳定。

慨然打开国门，在开放里求发展的意义，安史之乱后的广州，就是生动诠释。

参考资料：《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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