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的红色故事 初心使命故事苗可秀

人们印象中的义勇军将士或高大威猛，或淳朴憨直，然而有这样一位戴着眼镜的文弱青年稍显与众不同。他温文儒雅，气宇不凡，清秀的眉眼之间带着一种书生意气，柔弱的外表之下暗藏着一股刚毅之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漠然置之，正气凛然，他说：为国家争取独立与自由，为民族争取生存与荣誉，为民众造福利，为人类求和平，这是人类最高尚的精神，最美妙的行为。面对日军的淫威，他怒目而斥，慷慨赴死，年仅29岁。他，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著名领导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2015年8月，被列入民政部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艰难求学 心系家乡

苗可秀，原名克秀，别名景墨，字而农。1906年出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虽家境清贫，但聪颖好学，1914年入本村私塾，1919年考入下马塘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沈阳市第三中学。1926年进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预科，1928年预科毕业升入本科。苗可秀考入东北大学后，靠亲友、乡邻的资助和周济得以维持学业。他读大学时酷爱文学，攻先秦诸子百家，刻苦读书，潜心研究。听教授讲课必坐前排，边听边写笔记，课后有疑难之处，常到教授寓所登门求教，因此学业进步很快，成绩突出，是全院的高材生，在文学系的同学中威望很高，被推举为级长。

苗可秀中学时，就不断受到“五四”运动以来爱国思想的熏陶。在东大期间，为表达爱国反帝的思想，他决心不购买日货，所用日常用品无一不是国货。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劝导同学抵制日货，响应者日增。特别是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借故出兵山东济南，大肆屠杀中国民众的消息传到东北后，他为表达自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愤怒反抗，这一年的暑假回家宁可徒步往返，也不乘坐由日本人经营的安奉线火车。苗可秀在东北大学读书时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同学们的广泛赞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停办。9月末，苗可秀辗转来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后，苗可秀经常参加救国会的一些活动。他还与车向忱、张希尧、高鹏等人在东大学生中组织“东北学生军”，自任学生军大队长。“东北学生军”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主要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

1931年11月初，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各民众团体和大中学生联合会组织“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苗可秀为请愿团的负责人之一，并在请愿团的宣言和请愿书上签了字。请愿书强烈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克日收复东北失地”，“准备对日宣战”。蒋介石以“不便当众宣布”等官话予以搪塞。请愿团大失所望，也看清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真面目。此时，东北各地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熊熊的抗日烈火已呈燎原之势。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纷纷举起土枪、大刀、长矛，投奔义勇军，参加抗日武装斗争。这对苗可秀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开始意识到，依靠国民党政府派兵拯救东北人民已经无望，只有自强不息地战斗，才能驱逐侵略军，收复失地。1932年7月，苗可秀毅然返回东北参加义勇军，踏上抗日征程。

铁血少年 举旗抗日

苗可秀抵达尖山窑（今属岫岩，现称大营子镇），投奔了当时由邓铁梅组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并被委任为总参议。在自卫军中，他向邓铁梅建议开办军官学校，培养义勇军骨干，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同时，他带领义勇军取得了很多战斗的胜利。

1933年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的疯狂扫荡下备受打击，大部分溃散。1934年1月，日军开始对义勇军活动区域进行第四次大“讨伐”。各部义勇军在前几次反讨伐战斗中虽然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自身也受到重大损失。除战斗伤亡减员之外，被敌人瓦解投降和离队回家的也在增多。面对严峻的形势，苗可秀不气馁，下决心抗日到底。

在协助邓铁梅开展抗战过程中，苗可秀对自卫军内部组织松散、成分复杂和素质较差等问题深感忧虑，逐渐萌生了在义勇军中另建一支思想坚定、组织纪律严明的秘密团体的念头，并准备以此为核心，培养骨干，坚持长期斗争。1933年3月，苗可秀在自卫军内部组建了一支骨干队伍，取名别动队，年底发展到百余人。翌年2月，苗可秀召集赵侗、白君实等18人，在岫岩县三道虎岭举行会议，决定以别动队为基础，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并亲任铁血军总司令。与此同时，苗可秀还创立了一个政治团体——中国铁血少年团。其宗旨是用黑铁赤血精神，采用全面革命手段，复兴东北，再造中国。

少年铁血军下设6个大队，12个分队，成员主要是原邓铁梅部军官学校学员和岫岩、凤城一带的中小学师生及青年农民，许多曾在高等院校学习过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也投身这支队伍。苗可秀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爱护老百姓，唤醒警备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的行动口号，以此分化敌人。他还亲自编写了《中国少年铁血军口号问答》向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并把口号编成歌曲在铁血军中教唱。苗可秀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还认真总结义勇军以往与日军作战胜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把打攻坚战的消耗战转为打游击战。他亲自指挥的猞猁沟战斗，以极小的伤亡狠狠地打击了敌军，是他指挥的诸多战斗中漂亮的一仗。

1935年2月，苗可秀率队在凤城东南田家堡子摆脱了伪军500多人的追击之后，傍晚转移到猞猁沟，准备在这里宿营休息。这时，哨兵发现远处大车道上有敌人的军用汽车向这里驶来。苗可秀观察了周围地形，决定打伏击战。铁血军队员刘壮飞、白承润各率一支部队埋伏在大道两侧的高地上，当敌人5辆军车进入伏击地段时，铁血军突然开火，枪声大作，子弹飞向敌人。军车受阻，敌军大乱，还没有来得及还击，铁血军战士就猛虎般扑到敌军车前。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纷纷喊“饶命”举手投降。这支敌军是凤城县伪警察大队的，共50余人。此次战斗中，伪军副大队长李英哲等11人被击毙，大队长苗茨芬等20人负伤被俘。铁血军缴获轻机枪、手提式机枪各1挺，步枪50余支，手枪4支。苗可秀对被俘的伪警察进行教育后，全部释放。铁血军战士为胜利欢呼雀跃。

苗可秀不仅热心于带兵打仗，杀敌救国，更注重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坚定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巩固壮大抗日阵线。他要求铁血军队员用抗日思想宣传、武装群众，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他常常挤出时间编写各种宣传材料，如编写的《中国少年铁血军口号问答》《万恶的日本》《冤魂托梦》、《忠魂升天》《汉奸叹十声》《灯下功夫》等，用蜡纸刻写油印装订成册，广为散发。

苗可秀自从投身义勇军以来，将他的文化知识和聪明才智全部用于抗日斗争，赢得了广大义勇军官兵和当地群众的尊崇与爱戴。

英勇就义 血染凤城

1934年10月26日，苗可秀召集铁血军部分领导人在岫岩南崔师傅沟开会。敌人侦知后，于27日凌晨包围了崔师傅沟。战斗打响后，苗可秀身边的两名警卫员何庆喜、关树生中弹牺牲。敌人从牺牲的警卫员的皮囊中搜出刻有“中国少年铁血军司令部之印”和“苗景墨”的印章，误以为牺牲二人中有一人是苗可秀。于是，割下两名警卫员的人头悬挂在岫岩县城门楼上。伪《盛京时报》也大肆宣扬“讨伐队”与苗可秀等20多人激战一小时，“击毙苗可秀”等多人。然而，苗可秀此时正在岫岩境内策划、组织一场新的战斗。

日军视苗可秀和他领导的铁血军如眼中钉、肉中刺，一边加紧对铁血军的讨伐，一边派出众多密探，四处寻觅苗可秀的行踪。1935年6月12日深夜，苗可秀率领铁血军30多人在凤城境内作战后转移到岫岩哨子河的羊角沟住宿，被日军密探侦知，13日拂晓前被日军包围。苗可秀在指挥突围的战斗中臀部被炮弹皮击伤。突围脱险后，铁血军参谋长赵侗、少年团总务股主任赵伟与4名警卫战士用担架抬着苗可秀，辗转在哨子河一带的山林中。由于敌人侦知苗可秀负伤，对哨子河一带严密封锁，加紧搜捕。苗可秀的伤病既找不到医生、也找不到药物，又没有可以安身休息之地。6月21日晨，他们转移到凤城界内的碣碑岭，听说几十里以内没有敌人，就到一户熟识的人家休息一会儿。可是，苗可秀刚躺下，敌人已跟踪而至。在来不及转移的情况下，赵侗等人在苗可秀严令催促下挥泪离去，苗可秀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苗可秀入狱后，日伪当局采取各种手段对其威逼利诱，劝其归顺，都被他严词拒绝。在狱中，他曾写过两封信，一封写给他的老师王卓然及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阎宝航、卢广绩、车向忱等人，请他们代为照顾遗属，并给他6岁的儿子起名叫“苗抗生”。他在信的最后写道：“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自生观之两者皆易耳，予视其真知义与否”。另一封写给了他的同学张雅轩（即张金辉）、宋忱（即宋黎）。他在信中谈及自己为国捐躯一事时说：“伏床自思，尚堪自慰，慰者死得其所。”他还嘱托好友在他死后，“······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1935年7月25日，苗可秀被敌人杀害，年仅29岁。

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曾携带苗可秀遗书手稿的影印本，到南方各地宣传抗日。他在四川给大学生作抗日演讲时，把苗可秀的遗书读给大学生们听，与会的大学生悲愤交加。黄先生说：“诸君啊，我们不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吗？不都是有担荷作新中国主义的使命吗？不都是接受苗烈士的期望者吗？”黄先生号召大家做一个像苗可秀那样的大学生。

苗可秀短暂一生的光辉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激励、鼓舞着无数热血青年走上抗日战场；他的名字，被冠以抗日英雄的称号，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来源：微信公众号 辽宁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