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的私房钱是什么(古代的皇帝如何攒)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家国都一体化了,那么皇帝就不应该再有什么私房钱,不应该私设小金库。道理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在清朝以前,皇帝照样有独立于国家财政的小金库。说是小金库,其实并不小,里面的钱财可能比外朝国库的还要多。所以,皇帝的小金库并不是钱财少,只是私密而已。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

古代皇帝的私房钱是什么(古代的皇帝如何攒)(1)

拿西汉来说,当时国家规定的田赋、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卖官鬻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都归国家所有;而土贡、山泽园池的出产、关税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家所有。有意思的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做口钱,每年23文,其中的20文归皇家,3文归国家。就是说,皇帝及其老婆孩子潇洒挥霍的费用中,有不少就来自3岁到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小孩人头税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呢?

明代皇室而论,在建国初期不过几十个人,而到了万历年代,人口已近20万。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成为国家财政的最大包袱,也成为明代中晚期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万历之前的嘉靖时期,就已经有人把北虏、黄河、宗室看作社会的三大祸害。

按照明初的规定,藩王的禄米,亲王一年万石,但后来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只好降低支付标准。但即便如此,嘉靖时代宗室禄米仍达853万石,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按照原先的设计,南方省份向北京提供400万石的漕米,北方省份向边境军队提供800万石的军粮。而宗室禄米居然超过了军粮,严重破坏了财政安全。连养皇室成员都成了问题,况天下乎?其重要表现是导致军饷无法正常发放、地方受灾无法救济,前者导致军队哗变,后者导致流民遍野。另一方面,官方为了保证财政安全又加重税费征收,这又导致农民反抗。财政问题引发社会不稳定,致使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最终病入膏肓,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明王朝在内外交困之下焉有不亡之理?

基于明代的教训,解决皇室财政,让其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避免其对国家财政安全造成损害,是清代统治者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清朝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成立了内务府,其职责就是用来专门管理皇室财政,与主管国家公共财政的户部分灶吃饭,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互不干涉。户部通常只需每年向内务府拨10万两银子,作为皇帝的花销。其他情况下,皇帝无权要求户部向其拨钱,为了保持花钱有度、节俭爱民的“仁君”形象,皇帝一般也不会主动向户部提出此类要求。

内务府与户部分灶吃饭的制度,对清代财政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政府的财政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各项收支运转也都比较正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方面关系已经完全理顺,实际上仍然内含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因为皇帝不便向户部伸手,他的个人花销受到了约束,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弥补。

清代皇帝想了很多招数,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地方督抚大员交“议罚银”,所得除少数特例外,均“解交内务府充公”,汇入内务府财政。“议罚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最多的一例,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两淮盐政全德被议罚交银达到了38.4万两。

另一个办法是特派内务府人员主管盐政和税关,从商人那里榨取钱财。从清代皇帝的思维来看,农业是“本”,商业是“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能随便加重农民的负担,但向商人伸手,关系不大。所以,清代征收盐税和关税比较多的地方,大多是皇帝自己特派内务府包衣(满清入关以前投靠的汉人)去管理。比如盐税,是两淮最多,那么两淮盐政肯定是内务府人员—比如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担任这一职位,而曹家就是包衣。关税方面,以粤海关最多,那么粤海关监督在乾隆时代对外贸易额增长较快之后,就一直是内务府人员来充当。

古代皇帝的私房钱是什么(古代的皇帝如何攒)(2)

代皇帝特派内务府人员出任征收商业税收较多的重要职位,目的之一就是通过非正式财政的渠道为内务府补血。内务府的奴才们在为内务府财政捞钱的同时,当然也不忘自己发财,这导致了商人负担的加重、商业秩序的混乱,以及商人与官方的冲突。特别是粤海关的捞钱做法,屡屡引发中英矛盾,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皇帝可以让地方大员交“议罚银”,又可以通过委派内务府人员掌控盐税、关税而获得好处,这保证了内务府财政的有效运转,但地方官吏从国家财政中所取得的正式收入极其有限,他们必然要想方设法谋求灰色收入及贪污受贿,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征税时的浮收现象,以及司法不公等问题,这既使基层运转不正常,也加剧了官民冲突。另外,尽管清代皇帝不能随便向户部要钱,但这毕竟不是刚性约束,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慈禧曾向户部要钱修建供她晚年享乐的颐和园,因此挪用和侵占北洋海军军费,成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

法国思想家博丹认为,财政是“国家的神经”。如果这根神经不正常,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最终导致的将是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与混乱。中外历史上无数的史实说明,财政制度缺陷,是许多社会乱象的深层根源。要减少社会乱象,必须使财政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而要达到这一目标,第一重要的是要区分“国家”财政与皇室“私家”财政,国家财政是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而“私家”财政只代表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两者不能混淆,必须明确区分,避免小集团利益凌驾公共利益之上,国家财政变成私家财政。

文/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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