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舞女猝死之谜二（尘封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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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舞女猝死之谜二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五、新的判断

8月10日下午，钱祖道、齐舟回到南京专案组驻地。先去见坐镇驻地的副组长龚伯仁，把笔录和丁宋伯的笔迹交上去，正要汇报途中议及的情况，龚伯仁接到市局电话，让他马上去市局向已经知晓密函被窃的华东军区方面的有关首长当面汇报案情。龚伯仁说那我正好把笔迹送市局技术室做鉴定，也许今天就能知道结果了。

龚伯仁走后，钱祖道、齐舟从其他侦查员口中得知案件侦查至今尚没有突破，不禁又想起了丁宋伯那说一半留一半的话头。两人旅途疲乏，先打了个盹儿，一觉醒来，专案组两个领导高立业、龚伯仁从市局回来了，立即召集全组开会分析案情。会上，钱祖道、齐舟汇报了赴宜兴的情况，临末着重说了说丁宋伯的那番话。组长高立业闻之一个激灵，对龚伯仁说：“老龚你看丁宋伯那话里面是否有玄机啊？”

龚伯仁表示赞同，说要不这就去宜兴把丁宋伯带来？高立业想了想，说暂时不走这步棋，这不是正举行案情分析会吗，大伙儿分析一下吧。

当下，大家各抒己见，都觉得这主儿这番话的意思，仿佛是对同道中人这种破解银箱的方法心存疑问，换句话说，他不大相信这种对付银箱的方法能够成功。之所以不信，主要是因为丁氏自己也试过这种方法，却没能解决问题。侦查员认为，像丁宋伯这样一个颇具个性的惯盗，虽自称其作案不过是“胆大心细”而已，并无技术含量，但这是他的低调和谦虚。这主儿横行江湖多年，作案无数（大概只有他自己说得清楚），一次也没有折进过局子（镇江那次他是投案自首），在黑道上堪称奇迹。这种奇迹可不是用胆大运气好就能解释通的，主要与其睿智有关。丁宋伯对钱祖道、齐舟所说的这番话，会不会是一种暗示——他认为金氏银箱撬窃系列案的作案细节有问题？

高立业让龚伯仁从卷宗中取出刑事鉴识勘查报告，大伙儿轮流浏览，结合刚才推断出的丁宋伯那番话的意思，对勘查和鉴定结论进行剖析。中间休会时，高立业又打电话把当时勘查现场的两个鉴识员汪见春、姜铿请过来，为专案组释疑。

汪见春在黑板上画了银箱相关部位的结构图，结合在箱体和箱门上发现的痕迹，用虚线表示案犯使用的作案工具的假想形状，对作案情形进行了推测性的描述：通过某种自制的特殊装置，使用强力把箱门、箱体缝隙撑开，当撑到一定宽度时，改用撬棍把锁舌从锁槽中强行撬离，箱门就打开了。

小汪特别强调，采用这种作案手段，至关重要的是作案工具，必须用特殊钢材制作，既有硬度，又有韧性。但制作这种工具有个大麻烦，工具本身是特殊钢材，那么，制作工具的工具又该用什么材料呢？那可不是寻常五金工具能胜任的。比如在特殊钢材上钻孔，没有特殊钻头就无法进行操作。因此，制作这种工具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所需材料和工具在国内根本买不到。

这时，专案组成员、来自市局第三处（社会处，亦即后来的政治保卫处）侦查员何诚提出了一个问题：“被撬窃的那两口银箱是从哪里购买的？”

老刑警许成德说，勘查现场时曾向苦主询问过，这两口银箱是日本“固关牌”，生产年代有点儿早，是本世纪初的产品，不过在日本是名牌。苦主是在抗战胜利后以很低的价位从上海中央商场淘得的，一下子买了两口。

“这就是说，买的是旧货？钥匙和密码有问题吗？”

这个苦主也说过，购买时是跟卖家签了协议的，由于非买方原因导致的钥匙、密码失窃，概由卖家负责赔偿。当时中央商场出售了一大批银箱，据说有上千口，都是旧货翻新重新喷漆，直到现在也没听说过发生失窃案的，这应该是第一起。而此次属于撬窃，不符合索赔条件，苦主就没去跟中央商场交涉。

许成德解释上述问题时，高立业听得很认真，临末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划拉了几个字，推给一旁的副组长龚伯仁，龚看后点了点头。两个专案组领导交换的意见是，应对涉案银箱的结构进行详细了解，才能作出合理推测。稍停，龚伯仁向众人发问：“在座的同志中哪位对银箱的结构性能等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

没人吭声。在所有的盗窃案中，专门针对保险箱（柜）的盗窃案所占比例毕竟很小，即便有，多半也是偷配钥匙，骗取密码，或干脆把银箱整个儿运走，送到安全的地方强行破坏，坊间传说的那种能够破解密码或使用万能钥匙打开保险箱的神偷不是没有，但绝对属于凤毛麟角，南京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子，由于未能侦破，也就没法儿判断案犯到底是怎么把银箱对付下来的。民国年代，即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痕迹鉴定技术也不成熟，国内这一行更是老牛拖车。南京算是沾了“首都”的光，在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人才引进都领先全国，即便如此，刑事勘鉴水平也还是不值一提。鉴识员汪见春和姜铿也承认，他们是半路出家学习痕迹鉴定的，这还是第一次接触银箱被撬的案子。

高立业、龚伯仁商量了一下，又跟市局治安处长洪沛霖通电话交换了意见，决定找一位这方面懂行的老法师给予指点。

8月11日，专案组在征得苦主金亚峰的同意后，派车前往金宅把那口涉案银箱拉到热河路专案组驻地，由市局领导出面请来的一位神秘老者给侦查员讲解。

这个不知什么来头的老者看上去其貌不扬、穿着略显寒碜，但其对于银箱的熟悉程度令众人吃惊。他到场后，只远远扫了一眼那口银箱，就说出了银箱的品牌。继而上前打开虚掩的箱门，朝里面瞅了一眼，冷笑道：“呵呵，这是虚晃一枪，遮人眼目啊！”

龚伯仁等人不解其意，姜铿上前点头哈腰请教：“老先生，您这……是不是说案犯撬银箱的痕迹有问题？”

老者没理他，扭脸对龚伯仁说：“龚科长，这口银箱不是用所谓特殊钢材制作的工具打开的，而是用钥匙。刚才我听介绍说，被撬窃的两口银箱是同时从上海中央商场购买的二手货，因此我估计，另一现场亚峰公司的那口银箱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打开的。具体来说，案犯先用钥匙打开了银箱，再用工具伪造强行撬开的痕迹。试想，箱门已经打开了，那条缝隙要多大有多大，只要用带来的楔块留下痕迹就可以了。制作楔块的钢材用锻打处理过的高碳钢即可，市场上有售，采用热处理工艺先把材料变软，加工后再通过淬火还原硬度的话，五金工具也容易解决。所以，打开银箱的是钥匙和密码，而不是什么特殊工具，案犯的意图显然是为了转移侦查方向。如此而已。”

六、曙光初现

案犯是从何处获得金氏这两口银箱的钥匙和密码的呢？案发伊始，侦查员就向金亚峰父子了解过此节——

当初购买这两口银箱时，出售方当面交付两口银箱的钥匙各一把，以及密码使用说明文字各一份。商行伙计告知操作方式，当场让金亚峰用钥匙、密码试开银箱，并教其如何重新设置密码。金亚峰买下银箱后，雇车拉回其在上海炼钢厂内的研究所，放在自己办公室里，并没有使用。两天后就是1946年的春节，金亚峰准备回南京过年，便把银箱送往十六铺码头办理托运手续。两口银箱运至南京下关码头后，由金幼峰前往提取，小的那口放在家里，大的那口放在公司。家中银箱的钥匙、密码由金亚峰保管，公司银箱的钥匙、密码则交给了金幼峰。保险箱的钥匙，父子二人均是随身携带，寸身不离，金幼峰甚至把钥匙穿上铜链，置于贴身衣袋内。这种保管方式，外人应该没有偷配钥匙的机会。撬窃案发生后，父子俩检查身上的钥匙，都好好地在怀里揣着。

案犯撬窃这两口银箱，必须掌握两口银箱的钥匙和密码。若是偷配钥匙，首先要获取两把钥匙的印模，只有金亚峰、金幼峰父子俩身边的人才能办到。侦查员向金家老少三代了解下来，包括金氏父子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金氏父子性格酷似，行事一向极为顶真，而且事无巨细，只要认准了，那是要较真儿到底的，别说家人眷属，即使天王老子也不肯通融。

既然如此，就只能考虑是不是出售方那边的问题了。一般说来，出售方这样的经营户，和锁匠、刻章、印刷等从业者一样，属于特种经营，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已被列入各地社会局、警方的特别监管范围，也就是说，都是在社会局、警察局挂上号的，如果发生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案子，警方首先就会注意到他们。因此，作弊等于作死。这类人不会去作死，肯定都要严守职业底线。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央商场出售大批银箱的信息是登报大做广告的，前往选购的主顾不单单来自上海一地，长三角诸地都有人特地赴沪购置。据专案组留用老刑警所知，光南京这边大约就有近百富商大户赴沪购置了中央商场的打折银箱，至今已经三年多，原首都警察厅从来没有接到过撬窃报案，各地上报的案件信息中，撬窃、抢劫银箱案自然有，但没有一起的作案手段与本案类似。由此可见，上海中央商场的出售方不会是泄露钥匙、密码信息的缺口，否则遭窃的肯定不止金氏一家。那么，会不会有什么特殊情况，导致商场方面单单无意中流失了金氏那两口银箱的钥匙和密码呢？

8月12日，专案组副组长龚伯仁率何诚、许成德、王信晖、董怀中、彭捷一行六人前往上海调查。

上海中央商场位于四川路、江西路、南京路、九江路之间的地块，早年其中有一条中央弄，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小商小贩聚集在这条弄堂里摆摊设点。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倾销美军剩余物资的中心。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在沙市二路16号底层大楼开设“新康联合商场”，内设九十多个柜台，再加上外面中央弄、沙市一路、沙市二路的马路摊贩，这片商业区域，被统称为“中央商场”。一干侦查员抵达那里一打听，得知战后在此销售打折银箱的店主名叫岳和顺，系闸北虬江路“大德乐五金旧货行”老板，当时是临时租借中央商场的铺面兜售银箱，销完后，已经退租离开。

侦查员便去虬江路“大德乐”，却已彻底歇业。此为何故？周边邻居告知，岳老板有政历问题，估计问题还不小，是市局来人直接将其带走的。侦查员转而去市局打听，确有该人犯，目前关押于思南路看守所。

赶到思南路看守所跟岳和顺见面，侦查员暗吃一惊，岳老板竟是一个戴着黑色玳瑁框眼镜的白面书生，举止斯文，跟他们想象中的奸商形象大相径庭。龚伯仁跟他寒暄下来，得知这人是留学德国的工科高才生，曾在着名的克虏伯兵工厂当过助理工程师。然后就言归正传，说到了卖给金亚峰的那两口银箱——

岳和顺于1936年回国，谢绝了国民政府以及沪上若干家知名工厂加盟入职的邀请，自己斥资在虬江路开了这家五金旧货行。生意刚刚入手，抗战爆发了。岳和顺有德国留学背景，更有克虏伯工作经历，日本特务耳朵长，早已打听清楚，登门拜访，请他为特务机关研制特工器材。岳和顺拒绝，日特虽恼火，却也无奈，因为日本的国际伙伴德国的驻沪领事馆官员跟岳和顺有同窗之谊，时有往来，这个面子不能不买。不久，“军统”戴老板也派人跟岳和顺接触，提出条件：“军统”在沪地下人员负责保护岳和顺以及铺子的安全，岳和顺则将其从德国外交官那里获得的信息透露给他们。岳和顺对这种活儿其实不感兴趣，但他知道“军统”惹不得，日本特务对德国领事馆憷头，“军统”却不在乎，如若拒绝合作，只怕人身安全会出问题，德国外交官根本罩不住他，无奈只好答应——他现在被关进看守所，就是为审查这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跟此刻南京专案组来向他调查的事儿也搭得上界：抗战胜利后，岳和顺寻思跟“军统”方面的关系从此可以结束了。戴老板倒也够意思，“军统”在上海的地下人员在日本投降伊始即出动武装接收敌产，判定标准是只要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以及与轴心国合作的如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在沪的公私产业，都可强行接收。如此，“军统”接收的敌伪财产、工厂等多不胜举。戴笠于1945年8月下旬抵沪听取接收汇报时，不知怎么突然想到了曾经为“军统”提供过国际战略情报的岳和顺，于是随口指示，岳先生喜欢搞五金机械，把敌产中的哪家机修厂给他去折腾。岳和顺哪敢沾边，连忙婉言谢绝。不过，他因此事跟“军统”一个名叫吕鸣的科长结识，两人竟颇投缘。

不久，吕鸣奉命负责苏南、上海地区“军统”特务的复员安置工作。这活儿不大好干，复员人员中不乏老特务、有功人员，他们跟“军统”高官和黑社会都有关系，不但脾气大，而且手里有家伙，擅长秘密活动，一个不高兴，随便就敢把吕鸣做掉，还让警方破不了案。吕鸣不敢得罪这班人，一番活动后，去无锡做了“荣军院”的头头儿。“荣军院”由军方主办，收治的人员大多来自“军统”外围组织“忠义救国军”以及收编的武装土匪。高层的指令是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生产，教习生产技能。与此同时，还搞一些经营，所赚钱钞贴补公家拨款之不足。这种经营自然稳赚不赔，因为其货源是不用支付成本的。岳和顺大做广告在上海中央商场推销的那上千口银箱，就是“荣军院”的一个经营项目。

抗战胜利后，“军统”在上海接收了大批银箱。这些银箱的主要来源，一是原吴淞海关罚没的走私货和日伪时期侵华日军从民间掠夺所得，二是日伪上海宪兵队、特高课、伪警察局、“和平军”办案时的没收物资，三是抗战胜利后“军统”在沪接收的部分敌伪公私财产。这些银箱中的精品都被有权势的官员侵吞自用或者变卖，剩下的要么是旧货，要么已损坏，不能继续正常使用。吕鸣曾是接收五金机械这一摊的头目之一，改任“荣军院”的头头儿之后，想到了这些废旧银箱，寻思可以修缮翻新后公开销售。于是就以“军统”的名义，带着戴笠亲笔签署的批文赴沪，把这些银箱全部集中到闸北新民路（1964年改为天目中路）原日军后勤仓库暂存。

打听到南码头原日本海军物资仓库中有油漆、五金配件和喷漆设备，吕鸣就以“军统”名义跟海军接收方沟通，以象征性价格买了其中一部分。同时，在沪联络了若干名有五金技术特长的已被遣散的“军统”特务以及社会上的金工技师，许以高薪，聘为技术顾问。在进行这些准备工作时，吕鸣自然要经常跟技术内行岳和顺联系，曾提出聘请岳出任该项目的总顾问，岳没有答应，遂改主意要求岳负责包销修缮后的银箱，答应不论警方、税务还是其他部门若从中作梗，概由其出面摆平。岳和顺其时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商人，唯利是图，自是没有异议。一切准备就绪，吕鸣通过关系无偿征用船只，把上千口银箱以及修缮用的物资、设备运往无锡。

无锡“荣军院”那些已成为“荣军”的“军统”外围人员，在技师的指导下加班加点修缮银箱，达到可以正常使用的标准后，再对内外表面进行打磨喷漆，最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银箱就跟新的一样。

为推销这些翻新后的银箱，岳和顺在中央商场租赁铺面，联系报纸刊登广告，甚至还请人专门撰写文章，挖掘一部分从各类名人（多半是日伪官员）的府邸淘来的银箱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吸引眼球，激发人们的购买欲。

1946年1月26日，第一批三百口银箱上市开售，生意火爆。3月中旬，第二批四百口开售，到月底就已售罄。第三批三百六十口银箱采用预收定金的方式，到5月底也清仓了。至此，银箱项目结束，岳和顺遂把中央商场的铺面退租，仍专心做其虬江路的五金旧货生意。

侦查员让岳和顺说说修缮和出售二手银箱的具体环节，岳和顺告诉侦查员，“荣军院”的那批“军统”外围分子中只有少数人以前接触过金工活儿，其中有几个算得上师傅，但金工技艺一般。不过这样的角色在银箱项目中已经算是翘楚了，被指定作为车间主任，负责由其他“荣军”组成的临时车间的修缮工作。他们的活儿都是吕鸣从社会上招聘来的那几个技师筹划和指派的。银箱的其他部位质量检查比较便捷，那几个技师有事没事到车间转一圈，随便看看就可以知晓活儿是否达标，其中厉害的甚至老远听见加工工具的声响就可以判断有没有问题。最关键的是锁具修复和安装，这是吕鸣亲自抓的。

早在把废旧银箱集中到上海闸北新民路仓库时，吕鸣就接受了岳和顺的建议，凡是有原配钥匙的银箱统一编号，在箱体内外用油漆注明号码，再把写着相同号码的标牌放入银箱，一口口锁上，拔下钥匙，挂上用钢印砸上相应编号的白铜小牌，锁进自己那口银箱。没有钥匙或者虽有钥匙但锁具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开闭的银箱，则只在银箱内外写上编号。

银箱运到无锡修缮时，吕鸣把权力下放给两个抗战胜利后领了安置费自谋出路的原“军统”同事应润元、马晓鑫，让他们负责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应、马两人在“军统”时，一个是搞装备技术的，另一个是搞汽车修理的，为几次重大行动提供过装备，吕鸣认为他们懂技术且可靠，可予重用。应、马做事保持着长期在“军统”效力形成的谨慎作风，对吕鸣从上海招聘的那几位金工技师明察暗访，还去上海调查过他们的技艺水平、职业操守和社会关系，最后确定其中一个名叫励正廷的锁匠出身的金工负责所有机械锁和密码锁的维修保养。励师傅的工作权限是受到限制的，在使用由应、马共同保管的钥匙时，那二位至少要有一位在场（通常是两人同时在场）监督，用毕立刻收回，谨防私下偷配。

每一批银箱修缮结束，由吕鸣、应润元、马晓鑫、励正廷四人一起对每口银箱的锁具进行测试，确认机械锁、密码锁都能完好使用后，用印有编号和盖有专门检验章的“特工专用防水保密纸”，把银箱门上的锁眼以及密码锁予以封贴。这样，如果有人想动锁具，那就必须破坏封纸，客户一眼就能看出。吕鸣和岳和顺商定，封纸只能在客户购下银箱后由其自己去除。

然后，应润元、马晓鑫就自己动手制作商品档案，每口银箱都有一份，由“使用说明”、“修改密码须知”、“商品保修卡”和“销售底卡”组成。销售底卡交由销售商即岳和顺在出售银箱时当场填写，内容有客户个人或者公司信息、购置日期、经手人员等。这份资料在相应的银箱出售后，连同之前由“荣军院”方面填写的修缮底卡（上面记录着银箱原况、修理工序和经手人员姓名）一起作为该银箱的档案留“荣军院”保存。

至此，吕鸣的心思还没有用完，后面还有一个动作。他特地赶到上海，特别关照岳和顺说，拜托老兄，你把这些银箱卖出去时，必须备一本专用簿册，哪个主顾购买了哪口编号的银箱都一一记录下来，尽量详细，记下全名、住址和从事的职业，回头我要列入档案的。岳和顺不以为然，说老弟你是做特务出身，什么事都喜欢弄得鬼鬼祟祟的。我做五金这一行也有些年头儿了，从来没听说过卖银箱还有这种小动作的。你也不想想，人家买银箱是为了藏重要物品，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姓名、地址告诉商家？我这么一问，人家一生气转身走了，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啊？

这话自然有理，但吕鸣也有苦衷。这些银箱中很有一些来头不小，没准儿有的银箱内部另设了暗格机关什么的，修缮时没有发现，而原主人——比如东洋人或汪精卫手下的高官、特务头子之类在里面密藏了重要物件，日后被戴老板知道了，那肯定要一查到底。如此，若是不留下档案就没法儿交代，依照戴老板的性格，没法儿交代的后果可能很严重。

岳和顺一听，不禁憷头，觉得自己此前答应跟吕鸣合作有些孟浪。但此刻已没有回头路了，想来想去，只有答应下来。不过，他事先把话跟吕鸣说清楚了，可以请买家留下姓名等信息，但若是人家不肯留，咱不能说第二次，否则，一旦传出去给记者往报纸上一登，这生意就没法儿往下做了。吕鸣说这没问题，我找人在中央商场溜达着，哪个客户不肯留信息，他们都会跟上去，查个名字、地址还不简单？

就这样，上千口银箱销售一空后，岳和顺把记录下来的主顾信息都给了吕鸣。不愿意留下信息的，吕鸣的手下也通过跟踪、打听了解到了。那么，岳和顺是否知道金亚峰的信息呢？因为金亚峰一下子买了两口银箱，岳和顺对他有印象，但当时金亚峰只留了个姓氏，不愿透露其他信息，所以这个人的情况应该是吕鸣指派的手下跟踪搞到的。

往下，就该找吕鸣了。向岳和顺打听吕鸣的下落，岳和顺说吕鸣稍后卷入了一桩贪腐事件，被《中央日报》点了名，后来他就跟吕鸣断了联系。当时戴笠已死，吕没了靠山，又遭同僚倾轧，赶在人家下手逮他之前离开无锡了，逃到哪里他就不清楚了。

从岳和顺处得知，吕鸣的老家在浦东六里（地名），8月13日，侦查员去了浦东吕鸣的老家。走访下来，得知吕鸣在1948年逃离无锡去了香港，在香港开了家小饭馆，1949年春托人把妻儿接过去了。

专案组决定去无锡寻访线索。当天下午，一干侦查员抵达无锡，一打听，当初那家“荣军院”早在1948年6月就解散了，人员全部遣散，不知去向。众刑警马上想到，“荣军院”没了，那些档案是否留下了呢？向无锡公安局打听，公安局说不清楚，但还是派人协助他们走访了几个曾在“荣军院”当过差的杂役。了解下来，岳和顺所说的银箱项目确实存在，动静还比较大。至于其他情况，他们就说不上来了。

线索就这样断了。

七、案犯落网

8月14日，龚伯仁一行返回南京。他们赴沪出差的这几天，留在南京的侦查员也没闲着，走访了大马路、江边路两处现场附近的商家、住户以及黄包车、出租车（汽车和马车）行业公会，留用刑警还利用业余时间跑了以前办案时熟识的当铺、旧货店，打听是否有涉案赃物露头的信息，但什么线索都没捞着。

副组长龚伯仁向高立业汇报过上海之行的一应情况后，接受了一个小使命：鉴识员姜铿前天去亚峰公司复勘时，被该公司豢养的一条狗咬伤，龚伯仁代表专案组去表示慰问。

南京解放前，地下党组织要求在旧警察中发展进步外围组织“警运会”成员，考虑到姜铿属于特殊技术人才，最好能为新政权所用，龚伯仁就主动与其接触，两人渐渐熟识，成了同事和朋友。小姜被狗咬伤，即使从私谊讲，他也应该去探望。没想到这一去，两人竟聊出了一个案件中的疑点。

见了面，龚伯仁自然要问小姜是怎么被咬的。小姜说前天他和汪见春去亚峰公司复勘，完成后离开时，刚从那栋办公小楼出来，不知从哪里窜出一条狼狗，脚步轻盈，不吠不叫，直奔小姜而去，冲他小腿部位就是一口。正待蓄势再次发动攻击，被汪见春掏出手枪打死。枪声惊动了公司员工，出来一看，自是大惊，急忙为小姜冲洗伤口，叫来出租车送医。小汪心细，让把死狗一并送医院，经检测，狼狗并未携带狂犬病毒，大伙儿才松了一口气。

小姜说这条狗的厉害在于其“阴”，埋伏在隐蔽角落，无声无息，发动攻击时速度奇快，攻势迅猛。小姜算是经常运动的人，从小学到警校的运动会，他都积极参加比赛项目，得过名次，勉强算得上身手敏捷了，竟然未逃过它的袭击。回想起来，至今心有余悸！

龚伯仁心中一动，问小姜：“这条狼狗是亚峰公司最近养的吗？还是之前就有？”

小姜一愣，继而回过神来：“老龚您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新养的，那案发那天晚上这条狗怎么没对潜入的窃贼发动攻击？”

龚伯仁点头不语。

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龚伯仁说他去亚峰公司调查过了，那条狼狗是三年半前养的，凶猛异常，且很聪明，据说其上代是侵华日军的军犬。白天这狗基本上是锁着的，晚上放出来在公司里转悠，协助守夜。狗窝就在办公楼后面，其活动范围以办公楼区域为中心。8月5日出事那天晚上，守夜人之前巡逻时，看见狼狗在办公楼前趴着，但后来发现银箱被撬窃时就没见着它，大伙儿当时慌慌张张，也就没想起这条狗。之后一连数日，狼狗一直畏畏缩缩，不敢离开狗窝，一星期后才恢复正常，又是那副生龙活虎的模样。小姜那天去亚峰公司时挨它咬，就是这畜牲恢复原状后的事儿。

龚伯仁对此感到不解，寻思难道是窃贼给狼狗喂过什么药物，导致其短期内由老虎变成了病猫？带着这个问题，他去找了一个原在首都警察厅警犬队供职的驯犬员，请教下来，得知像这种军犬的后代，由于遗传因素，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征：见到兽医或者驯化过犬类动物的对象容易胆怯。这可能是因为军犬从幼年起就开始经历被兽医体检、打针、强迫服药，留下了记忆，对驯化员也是如此，在遇到这类对象时，它们通常就会抱着“得过且过，不愿较真”的心态。由此推断，案犯可能有过兽医或者驯化犬类动物的经历。

之前讨论赴沪调查的情况时，大伙儿一致认为案犯应该与无锡“荣军院”那个项目的参与人员有涉，只是该项目的参与者有数百之多，一时无从下手。现在有了这个意外发现，侦查员的思路就都朝这样一个方向集中了：案犯很有可能是前“军统”特务，有过驯化警犬的经历！

专案组长高立业当即拍板，由老龚率领全体组员前往无锡，从“荣军院”的档案去向着手查明当初参加银箱项目的人员，根据“驯化警犬”这个特征找出嫌疑分子。如果档案无法找到，那就以在押人犯为切入点，寻找当年参与该项目人员的线索，再往下进行深挖。

8月15日，专案组一行十二人前往无锡。无锡警方见龚伯仁等侦查员去而复返，而且这回团队规模更大，料想这个案子肯定重要。市公安局局长宋学武指示，必须全力提供协助，并为专案组指派了一名联络员。次日，专案组终于弄清了“荣军院”档案的下落——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后，三野所部将“荣军院”改为军用仓库，“荣军院”档案原封不动搁在仓库里。稍后，这座院落又改为野战医院，这批档案被移交给苏南行署，由行署公安处负责保管。公安处人手不多，案子却不少，根本没精力清理这批盖着“军用”印戳的档案。这一搁就是三四个月，如果不是此刻专案组来外调，估计会一直这么搁下去，待到1953年苏南行署、苏北行署、南京市合并建立江苏省，这批档案没准儿就送到新成立的江苏省公安厅去了。

好在无锡“荣军院”存世时间不长，档案不多，总共不过七八个箱子，十二名侦查员翻阅了大半天，终于从银箱项目专卷里发现了被吕鸣找来参与修缮银箱的十九名有“军统”经历的人员名单。岳和顺的记忆力不错，他所说的那两个负责银箱项目的核心人员应润元、马晓鑫都名列其中。遗憾的是，这仅仅是一份名单，除了姓名之外，原先的岗位、职务、籍贯、住址等个人信息都未写上。

这事咋办？有人提议让岳和顺看看这份名单，也许他能回忆起什么也说不定。龚伯仁反复考虑后，拍板同意一试，指定何诚率侦查员王信晖、董怀中赴沪，其余人留在无锡就地等候消息。

8月17日午前，何诚三人赶到上海思南路看守所。岳老板看了那纸名单，确认是吕鸣的亲笔。对于侦查员来说，此刻亲笔还是代笔不重要，要紧的是其中是否有人以前曾干过军犬驯化的活儿？如果有的话，具体是哪位？家住何处？岳老板说我已经记不清楚跟这些人聊过些什么了，只记得那段时间去过七八趟无锡，跟他们肯定是有接触的。我这个人话多，接触过的肯定聊过闲话。这样吧，你们可以去市局找我案子的承办员，他叫柳顺炜，抓我的时候，他把我的日记抄走了，日记里应该有的。

侦查员马上跟柳顺炜联系，办了手续，拿到了那些日记。岳和顺的日记里果然有这十九人的记录，都是他跟他们聊天内容的浓缩。看来岳老板对做生意钻得很深，养成了跟人接触就打听对方个人基本信息的习惯，并且在日记里作为备忘记录下来，以备日后用得着时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可是，查阅下来，这十九人中并无有过驯化犬类或者兽医经历的对象。

当晚，何诚三人下榻于南京路五福弄的一家小旅馆里，天太热，上半夜难以入睡，干脆就去外滩纳凉聊天。午夜过后，正要回旅馆，忽然天降大雨。匆忙间慌不择路，钻进了外白渡桥畔的一个木头空岗亭避雨。看看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料想一时走不了，四人干脆聊起了案子。不知谁忽然冒出一句：“不是说在中央商场向岳和顺买银箱的客户中有不愿意透露姓名、住址的，姓吕的就派人跟踪吗？这些人的情况档案里没有记录吧？”

一语提醒了何诚：对啊，那些跟踪者显然是吕鸣招募的临时工！

看看雨停了，三人也不回旅馆了，干脆去看守所夜审岳和顺，估计他应该知道这些跟踪者的情况。

岳和顺的说法是，他知道吕鸣派人在中央商场转悠，负责跟踪不愿留下信息的客户。不过，他没有跟具体的跟踪者接触过，只知道一共有三人，见面他都认得，就是没说过话。不是吕鸣不让他接触，而是他不想多事。须知跟吕鸣打交道就是和“军统”打交道，“军统”神神道道的事儿干得太多，他是小老百姓一个，知道得越少越好。侦查员不由得大失所望，好在岳和顺的下一句话使他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我手下那几个伙计天天跟他们接触，没准儿他们知道。”说着，就报出了他们的家庭住址。

侦查员随即按址一一走访，终于在黎明时分从家住徐家汇的原岳老板的伙计殷阿山那里打听到了有用的情况——

三十多岁的殷阿山天生善于交际。吕鸣派来的那三个跟踪者头天上班的下午，他就已经跟他们搭讪成功，当晚人家请他去附近的“小绍兴”喝酒。三天后，他们互相之间已经称兄道弟，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殷阿山清楚三个跟踪者的底细，其中一个名叫谭鹏的是浦东三林塘人，系抗战前期参加“军统”的正式特工，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警犬队干过四年。三林塘与吕鸣的老家六里乡毗邻，因此，他跟在“军统”总部机关当科长的吕鸣攀上了同乡。抗战胜利前一年多，吕鸣通过关系把他调到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了少尉特务（属“军统”编制）。抗战胜利后，谭鹏复员回到上海。他把“军统”发给的安置费全部投资倒腾西药，结果上了别人的当，全款被骗。紧接着，其妻跟少女时代的初恋对象私奔，不知去向。谭鹏穷困潦倒，遂向吕鸣求助。吕鸣正好要找几个曾在“军统”待过的小特务帮其跟踪客户，谭鹏就干了这份临时工。

至此，侦查员基本断定谭鹏应该是银箱撬窃案的嫌疑人。殷阿山说他去过谭鹏在浦东洋泾镇上租居的住所，侦查员就让他带路前往抓捕。

当天上午，谭鹏在洋泾镇被捕，侦查员从其住处搜得那套自制的作案工具，以及从金氏父子那两口银箱里窃得的黄金珠宝首饰、美元、古玩等赃款赃物，那封密函也找到了。

8月18日下午，谭鹏被押解到南京，即予讯问。谭鹏交代了其连续撬窃两口银箱的一应案情——

谭鹏少年丧父，其母改嫁，他从十二岁开始就四处流浪，后来被一个挑担营业的流动锁匠收为徒弟。四年后，锁匠病殁，谭鹏继承了担子和手艺，自己干起了锁匠营生。师傅的本领平常，传授给谭鹏的也就有限，因此他只能开开寻常锁具，配配钥匙，对付不了那些稀奇古怪的舶来品洋锁，开银箱那只能是梦中豪举了。这样将就着混了几年，抗战爆发。当时谭鹏在上海西郊四十公里的江苏省青浦县城街头摆锁匠摊头，“军统”在青浦办培训班，谭鹏便去报名。招考人员见其有锁匠手艺，优先录用。但战事的发展超出了戴笠的预想，训练班开办没多久，上海已岌岌可危。“青浦训练班”于是解散，学员自行去湖南醴陵参加即将开办的新班。大部分学员就此罢休，谭鹏倒有兴趣，就挑着锁匠担子一路修锁配钥匙前往湖南。途中听说国民政府搬迁到重庆，寻思只怕“军统”这个训练班也搬到重庆了，就自作主张前往重庆。到了山城方知，“军统”本部的确已迁过来了，但那个训练班仍在醴陵。谭鹏遂前往要求给予安置。正好这时在筹建警犬队，就将其打发去接受驯犬培训，结业后分配至“白公馆”（“军统”看守所）。1944年，经吕鸣推荐，谭鹏调往重庆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了少尉，带了七八个小特务专搞跟踪。抗战胜利，谭鹏领了安置费回沪，但创业失利，落了个人财两空。

1945年12月下旬，穷困潦倒的谭鹏在上海街头巧遇吕鸣。吕正好需要人手，见之甚喜，但当时没说什么，只是给了谭鹏一张名片，让谭去无锡“荣军院”找他。元旦后，谭鹏去了无锡，在“荣军院”住了两日，知晓了银箱项目的情况，并接受了跟踪使命。当时谭鹏还没有动撬窃银箱的脑筋。撬窃银箱的念头产生于1946年1月28日，那天上午，谭鹏在岳和顺卖银箱的商铺对面的“明耀镜子行”门口坐着抽烟，等候跟踪客户，偶然间从铺天盖地陈列着的镜子里看见对面一个买银箱的顾客根据销售人员的建议试用银箱密码锁的一幕，银箱店的伙计为避嫌已经回避，那客户见四周无人，放心大胆地连续给两口银箱设置密码，没料到落入谭鹏的眼里。

这个客户就是金亚峰。正好他属于不愿意留下个人信息的对象，当时现场只有谭鹏一人，跟踪的活儿自然就是他的了。金亚峰叫了载货出租车，把两口银箱送至上海炼钢厂的研究所里暂存，谭鹏则骑了一辆由吕鸣提供的美制摩托跟踪。谭鹏是专业人员，跟踪金亚峰属于小菜一碟，很快就摸清了金亚峰的基本信息，当下心里一动：这是一个富翁啊！正好让我知晓了密码，此为天意。

当天深夜，谭鹏潜入上海炼钢厂内的那家研究所，凭着开锁技艺打开了金亚峰办公室的门锁，本着撞运气看天意的想法，用锁匠专业手段打开了写字台上锁的那个抽斗，惊喜地发现两口银箱的钥匙都在里面放着。他没有窃取任何东西，只是用橡皮泥留下了两枚钥匙的印模，消除了所有痕迹后悄然离去。

银箱项目结束后，吕鸣给谭鹏介绍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所以他并未急着作案，但也没有打消念头，两把钥匙他一直留着。

这样一晃到了上海解放，街头贴出了布告，让参加过反动党政军警宪特的对象前往公安局登记，谭鹏知道不妙，没去。但不去并不意味着人家不知道自己那段历史，就盘算外逃。外逃需要筹措经费，那只有对金老爷子下手了。谭鹏为此作了详尽考虑，最后想到了伪造撬痕转移侦查视线的办法。抗战前他在长三角挑着担子做流动锁匠时，对那个“义盗油黑猴”的传闻耳熟能详，抗战胜利后听说此人已销声匿迹，寻思正好冒用其名义作案。考虑定当，谭鹏就着手设计制造伪造现场的工具。

6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谭鹏潜入金亚峰在上海的研究所，却发现办公室里并无银箱，随即顿悟，肯定是把银箱送回南京家里了。他儿子不是负责主持南京的那家公司吗？隔日，谭鹏就去了南京，地址信息什么的早在三年前为吕鸣效劳时他就已经收集了。当日踩点，次日傍晚就仿效“灯下黑”的路数，趁着金家全家人在宅子前面客厅用晚餐的时候借道黄家潜入。那天，适逢金亚峰从沪回宁，谭鹏进书房后，见写字台上有一封主人尚未写完的信，好奇之下，匆匆一瞥，得知上海那个研究所要转让给官方了，对方开价五十两黄金，双方正准备进入起草合约的环节。看过信后，谭鹏试着开银箱，密码竟然没修改过，锁具自然也没更换。打开一看，箱内有一些银洋、首饰和两件古玩。他考虑下来，寻思先忍痛割爱吧，待老爷子把那五十两黄金拿到手后再来光顾。逃离金宅后，因为惦着那五十两黄金，也就没去亚峰公司试探金幼峰使用的那口银箱。

返回上海，他每周数次打电话给研究所所在的炼钢厂总机，让转接，接通后又挂机。这样到了8月初，终于得知研究所已经易主，于是决定赴宁下手。

谭鹏是8月5日中午赶到南京的，立刻踩点，得知当天晚上金亚峰庆生，寻思简直是天助我也。当晚谭鹏循老路潜入金宅，打开银箱后发现并无那五十两黄金，想到老爷子也许把黄金放到亚峰公司了，遂决定连夜去亚峰公司撬另一口银箱。这边银箱里有上千银洋，不便携带，只取了两枚留在相邻的黄家作为买路钱，再以“油黑猴”的名义写了字条，以迷惑警方。

离开金宅，时间尚早，谭鹏在江边一家小饭店吃了些东西，又去热河路戏院看了一场戏，散场后直奔亚峰公司。亚峰公司养着一条狼狗，但谭鹏深谙降犬之道，那狼狗一见他就乖乖缩回狗窝再也不敢露脸了。使他失望的是，另一口银箱虽然也顺利打开，可里面并无企盼中的五十两黄金，只有一个装有密码锁的白铜小盒。当下也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了，连盒子一并顺走就是。

当晚，谭鹏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镇江，再从镇江搭乘夜班火车赴沪。谭鹏知道这样的案子警方肯定会布控销赃，因此不敢轻举妄动。铜盒的密码锁他对付不了，干脆砸开了，里面金幼峰的私房钱自是笑纳，那封密函也拆开看了，内容他不感兴趣，不过也没烧毁——他逃亡的最终目的地是台湾，留着到时候没准儿有用。

1949年11月24日，谭鹏被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完）

文/迟婴 易明佳 金枚 周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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