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者扬雄（一个口吃者的大略雄材）

【扬雄简介】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官吏、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

西汉时，严君平、落下闳一心问天，穷窥天象，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司马相如、扬雄宛如峨眉、瓦屋两大并起之峰，成就了蜀地峭拔华夏文化的两大奇人，至此，蜀地璀璨的文采与孤绝的文思，开始居高临下，蔓延长江大河。

司马相如、扬雄两位均是口吃者。口吃俗称结巴、嗑巴，雅称“重言”，“双声”， 医学上称为“语阻”。尽管众多口吃者自卑、无法胜任“巨谈”，但个中却有赫然巨臂，振臂一呼，可以发出狮子吼，一改局面，成为口吃者的光辉榜样。司马相如、扬雄因为口吃，他们放弃了结结巴巴的口头叙述，承接楚辞之风，继而精雕细刻出一种文体，雄阔的巴山蜀水化为了笔下的滔滔雪浪与无垠森林，铺排了、厘定了汉大赋的任督二脉。

扬雄之师严君平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亦写作杨熊，西汉蜀郡成都（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西汉官吏、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

扬雄的先祖，系姬周支庶，因食采于晋地之杨邑，而以杨为氏。据说扬雄目空一切，自改“杨”为“扬”，惊世骇俗，是为了以别于蜀地杨姓，这并没有实据。其实，“扬雄”在古本里一律作“杨雄”，明朝之前没有俗字，“扬”字蜂起，明朝以后各印本写成“扬雄”，约定俗成，逐渐成为定律。

扬雄像

后来，扬雄先祖为逃避战乱，迁往巫山，再沿江而上，在今重庆住过一个时期。到祖先扬季时，方来到四川郫县落户，当时家有百余亩土地，在广种薄收的西汉，有百亩之地的家庭，应说是很不富裕的。

到扬雄时，“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西汉金的单位是斤，十金指金十斤，家境并不阔绰。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通经成为读书人追求仕途的主要手段。学通一经，扬名立万，就可成为博士或弟子员，许多读书人都为功名利禄而穷研经籍。扬雄在这样的风气下，没有成为懦懦书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他的老师严君平的影响。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严君平在成都市井以卜筮为业，“有邪恶非正之间，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入弟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利导之以善……”

这一段记载里，我们可以发现，成都自古历来拥有一种坚韧的民间性，利与害、孝与顺、忠与善，鉴事而判，标举正义，在严君平身上算是找到了源头，他身上其实具有司马迁笔下“游侠”的部分精神特征。他不依靠官府为生，绝不厕身游走官场、乞食公门，而是设肆卜卦，以智慧养活自己。单凭这一点，杜甫就远不及严君平。很显然，老师赚足了一天的饭钱，才开始对弟子讲授《老子》奥义。根据扬雄的家境来看，严君平显然不是为了学费而教学，这只能是出于“孺子可教”也。

据说，严君平91岁去逝后葬于郫县平乐山。他在平乐山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山上写出了“王莽服诛，光武中兴”的预言，提前20多年预测了“王莽篡权”和“光武中兴”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当然了，这其中不乏附会。

这一段交往经历对于扬雄弥足金贵。多年以后，他在《法言·问明》里称颂严君平师：“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洽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宝（据《音义》，当作“珍”）乎？吾珍庄也。”可见老师的思想和操守，给扬雄毕生以重要的影响。

扬雄跳楼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这也开启了一种献策、献表的文章结构模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后世有“扬马”之称。

西汉时人的寿命短促，一个人四十多岁已算是老人，似不应远游。扬雄四十余岁了，竟然离开四川，首次来到京师长安。

《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据扬雄被荐“罗余，奏《羽猎赋》，除为郎”来分析，扬雄被荐是在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时年他已42岁了。

扬雄入仕时，正面临刘氏王朝同王氏外戚集团的斗争。扬雄既无力维护刘氏王朝，又不敢得罪外戚势力，文弱书生只得埋头著述，企图超越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外，在写作中获得自由。可惜，自己早年的民间性价值观已经严重不适应官场生态，扬雄不得不以夸大、蹈虚、华丽之辞来大肆“美新”，歌功颂德，百兽率舞，山河感应，这显然是为了避祸的违心之作。真是一入豪门深似海啊。

最为严重的在于，他竟然歌颂王莽：“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公指的是王莽，阿衡为伊尹。历代文人认为这段话是向王莽奋力献媚。伊尹、周公为商、周二代人所称道的贤相，扬雄将王莽与之相此，似乎是称颂，实际上则是慑于王莽的威势，对王莽的一种婉转箴劝。只是，这种“箴劝”对于气势如虹的王莽而言，何其微弱！我们历来发现，伟人的耳朵只能接收到铺天盖地的“颂圣”之声。

锦心绣口的诸葛亮舌战群儒时，他舌剑犀利，深犁古今，如此评价扬雄：“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诸葛亮之所以说扬雄是小人之儒，在我看来不一定全是贬义。大人，英雄豪杰也；小人，贩夫走卒尔。诸葛亮是想说扬雄才华横溢，却事暴君王莽，污点赫然，不过是一小人。诸葛心仪刘备，刘备一向主张安汉兴刘，诸葛亮用扬雄来告诉东吴文臣，英雄当遇明主，方可鞠躬尽瘁。

刘向、刘歆、扬雄同是西汉末年笃学之士，而政治和学术倾向各异。在刘歆授意下，扬雄开始教授刘歆之子刘棻辨识古文奇字。刘棻后来擅自造作符命，他与刘泳、丁隆、甄寻皆被王莽杀害，扬雄被当作与刘棻等有牵连的同党。在治狱使者来收捕他时，他惊慌失措，从天禄阁上跳楼而下，几乎丧命。

后遂用“扬雄投阁”谓文人无端受牵连坐罪，喻走投无路。

这一年，他已经67岁了。

粉碎了篡党夺权的小集团后，王莽听到扬雄跳楼，他是目光如炬的：“扬雄一向不参与其事，为什么在此案中？”他暗中查问其原因，查明扬雄的确不知情，下诏不予追究。然而京师为此评道：“因寂寞，自投合；因清静，作符命。”

“投阁事件”后，扬雄因病被免职，不久又恢复了大夫的职务。扬雄一生贫困，晚年“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而鉅鹿侯芭常从雄居。”（《扬雄传》）经历一惊一乍，扬雄萎顿于宫阙，在清贫寂寞中结束了半路入仕的一生，时年71岁。

扬雄《太玄》书影

经历“投阁事件”的劫难，也成为扬雄写作与学术研究的分水岭。扬雄认为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有人嘲笑他，于是他写了一篇《解嘲》；为了宽慰自己，又写了别具一格的《逐贫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他质问贫困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愤怒。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

看起来，蜀人的幽默、自嘲的精神，又回到了晚年扬雄身上。

载酒与问字

蜀人爱酒源远流长，扬雄是名士，非寻常之辈所能及。

扬雄一度罢官，他素来无积蓄，非常贫困。可爱酒依然，一往情深，这如何是好哇？

由于家里贫困，他不能再喝酒了，那么文思如何打发呢？有人知道了实情，索性用车载着酒和菜来向他求教。扬雄一见酒菜来了，文思大进，思想精骛八极，玄言奥义，连绵不绝，送酒的人因此大为受益……事情一传开，京城的有钱人于是经常向他求教。作为求教的礼物，都拉着酒菜来上门请益……这就是“载酒”一词的由来。

那么，“问字”与扬雄又有什么关系？

扬雄对古文字学素有精湛研究，加上博闻强记，阅书无数，简直就是一部滔滔“字海”。诸如甲骨文、金文、篆书之类。有人就专门向他学文字学，这就是“问字”的由来。

“载酒”、“问字”这两件雅事，就这么合到一起，成了一条品格极高的成语。也可以说，扬雄是当时学问的象征。

扬雄有二个儿子，少子童乌，生而颖异。据说他9岁时，见父亲挥写《太玄经》初稿，童鸟敢于就参与讨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二之上记载：“《刘向别传》曰，雄笇（算）《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触藩，弥日不就，子乌曰：‘大人何不云荷戈入榛？’后早逝。”扬雄于《法言·向神》中痛惜这个天才之子，写道：“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李轨解释说：“童乌，子云之子也。仲尼悼颜渊苗而不秀，子云伤童乌育而不苗；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童乌九，龄而与扬子云论玄。”由此可见，天才的早夭，似乎成了一种命定的结局。

“玄”是扬雄体系中的最高范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一听说扬雄死了，就对桓谭说：“您曾称赞扬雄的书，难道他能流传后世吗？”桓谭回答：“他一定能够流传。但您和我看不到了。凡人轻视近的重视远的，亲眼见扬子云地位容貌不能动人，便轻视其书。从前老聃作虚无之论两篇，轻仁义，驳礼学，但后世喜欢它的还认为超过《五经》，从汉文帝、景帝及司马迁都有这话。现在扬子的著作文义最深，论述不违背圣人，如果遇到当时君主，再经贤知阅读，被他们称道，便必定超过诸子了。”

当时，腐儒们嘲笑扬雄不是圣人却敢作经，好比春秋吴楚君主僭越称王，应该是灭族绝后之罪。从扬雄死后情况而言，他的《法言》大行于世，但《玄》没有未得进一步彰显。

在哲学、汉赋之外，扬雄在文字学和史学两个领域成果卓异。唐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指出，扬雄曾续写《史记》，可惜原书已侠。

东汉王充在《论衡·须颂篇》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说明扬雄继司马迁之后，写作了汉宣帝到汉平帝这一段历史。扬雄还著有《蜀王本纪》，是研究上古四川不可或缺的史料。

在文字学方面，扬雄有《训篡》 《方言》等书。《汉书·扬雄传》说：扬雄以为“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篡》”；《华阳国志》指出：扬雄认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这两部书，都是关于古文字学的珍贵经典。

遥望“西蜀子云亭”

扬雄一生历官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及新朝王莽四帝，又是一位历经两朝，历官四代的耆宿。他文彩焕然，学问渊博；道德纯粹，妙极儒道。王充说他有“鸿茂参圣之才”；韩愈赞他是具有“大纯而小疵”的“圣人之徒”；司马光更推尊他为孔子之后、超荀越孟的巍然“大儒”。连《三字经》也把他列为“五子”之一：“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获得如此隆誉的蜀人，殊然一人耳。

扬雄出身贫寒，成就极高，唐代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论证茅屋、草亭同样能孕育出公卿贤人，体现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思想，例举了诸葛亮、扬雄二人，写下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一千古名句。

《汉书·扬雄传》只言子云住宅“处于岷山之阳”，时人称为“子云宅”，因向他求学、问字者极多，故时人又称其居为“问字宅”。“宅”与“亭”含义显然并不一样，而且古代的“亭”是一种地方行政建制。“子云宅”何时被变为“子云亭”的呢？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刘禹锡所说的“子云亭”，其实就是“子云宅”，就是指的扬雄的故宅。刘禹锡是为了让《陋室铭》中的句子押韵，有意将“宅”改为“亭”的。

自刘禹锡《陋室铭》一出，流传海内外，“子云亭”也不径而走。郫县人因地处扬雄故里而自雄，也将“问字宅”改为“问字亭”。又因扬雄曾作过《太玄》，影响很大，故又有人称其宅为“草玄亭”。清朝时期，为避“圣祖”玄烨讳，改“玄”为“元”，又称为“草元亭”。

鉴于《陋室铭》名声太大，蜀中“子云亭”四处林立，凡是扬雄曾涉足过的地方，纷纷修建“子云亭”，其中较有名的有成都、犍为、剑阁、绵阳、郫县等地。

哪里才是真正的“西蜀子云亭”呢？

据《直隶绵州志》记载，扬雄在前往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之前，曾寓居涪县，即今绵阳。在西山和钟阳镇（今涪城区新皂镇）两处留有读书台和洗墨池等遗迹。《四川历史人物名胜词典》也认为是绵阳西山“子云亭”，它也是目前仅存的一座“子云亭”。子云亭始建于隋，屡圮屡建。据《绵阳县志》载，清末重建的子云亭是木结构的长方形亭台，1976年在暴风雨中倒塌。后在原址又重建子云亭，仿木结构，至今犹存，称原址子云亭，以区别后来新建的子云亭。

绵阳西山子云亭

学者李殿元指出，《少城文史资料》认为“子云亭”当在成都，就在青龙街的原成都十三中内，依据是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读易堂记》等。晚唐人郑暐撰《蜀记》即说扬雄宅邸是在秦大城内唐节度署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其方位即在现在的青龙街。

遗迹俱往矣，但不会忘记的恰是王安石对扬雄的评骘：“儒者凌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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