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天爱民出处（敬天爱民罪己责躬）

古代帝王都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人物，在很多人眼里，他们似乎与躬身自省这件事扯不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帝王不仅要时时自省，还要“罪己”，甚至发“罪己诏”来表达悔过之心。“罪己”一词在古代典籍里频频出现，成为古代中国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公开自我责罚，并通过自我约束控制自己的权力呢？这其中大有学问。

传统的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观念是孕育皇帝罪己文化的母体，使罪己因子深入中国古代统治文化的骨髓。董仲舒便认为灾异是来自上天的谴责和怒气，由国君言行差缪引发。宋朝统治者继承了前代先儒的天谴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行政管理中，宋神宗在王安石变法时便因为春夏时节出现长久的旱灾而与王安石出现分歧。敬畏天变的思想促使宋代统治者主动检讨自身、自觉引咎责躬，是其在天灾人祸后产生罪己悔过言行的重要因素。

此外，以民为本的民本统治思想也促使皇帝在灾变发生时，出于对百姓的保全之心和愧疚之感，愿意承担起身为最高统治者的责任，因此自省自查、罪己悔过以谢天谴。“罪己”也是宋朝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是统治者证明自己身份的象征、获取臣民信任的需求和调整政策的契机。

在传统的天人感应理论里，天子受命于天，秉承皇命是皇权合法性、合理性的重要保证。宋代统治者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发出“为人父母，实切痛伤”，并作出“天之降灾，缘朕失德”的解释，在传达罪己责躬之意的同时，时刻不忘强调自己身为上天代理人的身份和“为民父母”的地位，也不断凸显自身与天相通的能力。

而既然“受命乾坤，为民父母”，那么皇帝就必须负担起顺应天命、爱民如子的责任。在灾祸发生时，如果皇帝逃避应负的责任，就会丧失民众对皇权的信任。相反，皇帝于灾祸发生之时以罪己责躬的方式承担责任，可以获取百姓的信任，并证明权力归属的合法性。当然，天在君人之上，对君主提出谴责和告诫，监督并调节他们的一言一行，从而使帝王的言行和施政方针有了转圜的余地。皇帝的罪己责躬是维护统治的内部调节机制，统治者可以借此改正错误、调整政策使朝政按指定的方向推进发展。

诏令是封建王朝发布的“王言”，也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文书文告。作为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文书，诏令无疑最直接地传达着最高统治者的心声。在众多诏令里，有一种特别的诏令，用来表达皇帝的悔过之心，这就是“罪己诏”。有人要问了，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不认为自己有罪，谁不要命了敢逼着皇帝发罪己诏？事实上，古代皇帝发罪己诏，有时候还真就是身不由己。

在古代，自然灾害常常和龙椅上的皇帝联系起来。虽然现在的我们都知道，自然灾害都是不可抗的，无论是干旱、洪涝、雷电、沙尘暴、高温热浪、低温冷冻等气象灾害，还是地震类的地质灾害以及蝗虫引发的农作物灾害都是只能预防，无法彻底解决的。但古人不知道啊，在天人感应观念支配下的古代中国社会，自然灾害是上天意志的传达。如果上天对皇帝的德行和施政感到不满便会降下灾异，借此警诫人君。

宋代时，不仅百姓相信这一点，连皇上自己也认为上天一直在注视着君主的德行。宋神宗便说：“君德因以失中，天沴缘而荐至。奄若圭璋之合契，速于桴鼓之传声。”面对上天对自身施政行为的评估及通过自然灾害传递的信号，以“为人父母”自称的皇帝通常都要发布罪己诏积极承担责任，希望通过反省并责罚自身来感召和气，取得上天的谅解。

比如在发生旱灾时，宋太祖曾发布罪己诏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以一人之身主动承担所有罪责。而宋仁宗面对干旱时则发出“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的呼声，宁愿自己替百姓承受所有的灾祸。宋真宗在“时雨未洽，宿麦可忧”时也指出是自己的过失引发了旱灾，对百姓生计的忧虑使其内心愁苦惶恐。宋代统治者的这些感触和表达是其罪己观念的直接体现，充分展示了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担当和责任意识，彰显了引咎自责、深刻检讨的自觉，蕴含着宋朝君王敬天爱民的统治思想和执政理念。

除了自然灾害，天象的变化也会让宋代的帝王反思自己的朝政。在古代中国，人们习惯于利用日月星辰的运行和变化进行占卜以预测吉凶。在《宋史 ·天文志》的开头就提到：“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指出天空不断幻化的景象是上天劝告警戒君主的信号。天象糅合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便不再只是简单的自然符号，更因为拥有政治预测的功能引起统治集团的浓厚兴趣，被统治者置于重要地位。

在宋朝建国过程之中，天象预测就已经起了相应作用：后周时，赵匡胤本身战功赫赫、长期手握军权，又以其恩威并重的个人魅力使一众将士心甘情愿地誓死追随。而在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前一天，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两个太阳同时出现并相互摩擦激荡呈相争之态，知晓天文的军校苗训把此景象解读为赵匡胤乃天命所归的预示。

在这场极富传奇色彩的王朝更替中，天人感应观念为大气的光学现象披上政治的外衣，把赵匡胤的即位定位成天命使然，成功地为其顺利登基渲染了神秘的气氛并制造出社会舆论。但天文现象自然不总如宋太祖即位时一样，一直为维护皇权而存在。日食、彗星、太阳黑子等大多数天文现象被认为是天象异常，在天人感应理论中被解读为阴盛阳衰、战争、饥荒等社会危机的预兆。天象异常对政治弊病的指向使最高统治者惊惧惶恐，通常借由罪己诏令反思并责罚自己。

最后，皇帝也会将治下存在的人为灾祸和动乱视作是自己治理不力的罪过。宋朝从唐末、五代十国连绵不断的战乱纷争中走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分裂割据使宋初统治者对于战争有深刻的体会。宋代建国以后仍不得安稳，辽、西夏、金、蒙古对宋的骚扰交错不断，贯穿了整个宋代。面对不断的侵扰和骚动，宋代统治者们不得不利用战争来获得重新安定。

然而战争对于普通百姓的伤害是巨大的，战火焚烧房屋，田间耕作荒废，壮丁被迫卷入战争，一家老小荡析离居、骨肉分离。战争带来大量伤亡，使无辜的百姓妻离子散，对国民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妨害并阻滞经济发展，严重破坏国计民生。面对战争强大的摧残力和破坏性，统治者惊恐畏惧自知有愧于天下苍生，因此反省并责罚自身。

端拱二年（989）二月，遭遇契丹入侵后的北部边州残破不堪，宋太宗下发了免去当地拖欠税物的德音。面对强敌烧杀抢掠的场景，宋太宗深感伤痛。战火对百姓、村寨、农桑的摧残破坏，使宋太宗记起自身的责任和担当：

“朕受命乾坤，为民父母，宁欲黔首，陷于非。岂代有之灾，适当系乎分野；将寡昧之德，不能感乎苍穹？责躬自思，黎元何罪，寝食无忘，惕厉增深”。

最高统治者在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肩负着保养万民的义务，百姓的安危与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使子民遭受战乱困苦的皇帝自然有责任和义务反思致灾之由和自身的道德品性、施政作为。

既然皇帝想要通过自身的忏悔来获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谅，简简单单的一道罪己诏显然并不足够。因此，宋代皇帝在罪己之时还会举行祭祀等仪式，通过仪式熏陶来保持清晰冷静的头脑，有助于最高统治者认识自我并开展自我批评。这些仪式包括减少膳食、拒绝朝会和宴饮，甚至在国家遭受严重灾异变乱时，还会变更年号。比如明道二年，宋仁宗因蝗灾惶恐焦虑，下令“改元曰景祐”。

此外，施行社会救助也是皇帝罪己的重要表现。自然灾害和战争内乱的出现让社会成员流离失所，生活难以为继，身为一国之君的统治者因为没能担起应尽职责而愧疚自责，为此在生活上开展涉及多个方面的救助活动，以保障受灾百姓的基本生活。这些救助中包括减免赋税，抑制科配、掩埋尸骨，抚慰家属、暂罢工役，发放物资、减免刑罚，完善律法、提供医疗，修缮房屋等。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一言一行受到举国关注。天灾人祸发生后，处于慌乱惊惧中的臣民自然格外重视统治者罪己悔过的言行举止。

罪己求言诏令的颁布、减膳避殿等礼法的施行表达了皇帝对上天的恭谨敬畏，传递出引咎自责之意，体现了身为最高统治者的担当和责任意识，同时也蕴含着对国泰民安的期待盼望。

参考文献：

《宋史》

《二程集》

《全宋文》

《宋会要》

《宋文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