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前的秦国真的那么弱（令秦国脱胎换骨的商鞅变法）

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成功、最为彻底的改革，当属商鞅变法。它不仅仅是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可以称之为“脱胎换骨”，让这个春秋时期的边陲小国，一跃成为山东各国眼中的虎狼之国。那么这一变法究竟为何有此威力？以下对这场变法的内容做一个系统梳理：

商鞅画像第一，完全摒弃当时各国推崇的儒家治国思想，实行严苛的法家治国体系，即以法治国。公孙鞅认为，在当时弱肉强食的环境下，官员、老百姓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淳朴，而变的虚伪狡诈。这种情况下，儒家的仁政执行起来很难保证实际效果，“仁慈之人能够对人仁慈，而不能使人仁慈；有道义之人能够爱别人，而不能使别人有爱心”，因此，仁政最后往往会变成对权贵的保护、对底层百姓的盘剥，只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法制看起来严苛，但却能够禁止官员、民众不犯法，其最终目的，是不施行惩罚但却能达到使人因为害怕而不做坏事的状态，这实际上反而是对他们的最大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制实际上更符合道德，儒家的仁义只会造成实质上的残暴。此外，法家思想认为，人的能力有高有低，但好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抑制他的缺陷，使每个人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份子。

电视剧中的商鞅第二，在秦国，荣华富贵的获得，只有两个渠道：农业和战争（简称农战）。公孙鞅认为，在当时的乱世，诗书礼乐、经商、手工业等只会造就一大批游手好闲的人，对国家的强大只有坏处而毫无益处。对内提高粮食生产、满足国家需要，对外军事扩张，抢占领土、消灭敌国有生力量，才是国富民强的直接推动力。但对所有人而言，农业最为辛苦、打仗则最令人恐惧。为了驱使百姓乐于从事农战，公孙鞅根据人性中趋利避害的特点，奖惩并举。采取重罚措施，使逃避农战的痛苦远远超过务农和打仗本身；堵塞其他所有渠道的晋升及致富之路，提高工商业税率、提高粮食价格、对权贵按照家中佣人/食客的数量从重收取赋税。同时，把粮食生产、临阵杀敌的结果与爵位的提升直接挂钩，保证将农业生产、市场贸易的所有好处都给百姓，打仗获得的所有好处都给一线战士和将领。

“虎狼之师”秦军第三，执行力，推行法治的前提。公孙鞅认为，如果有了好的法令却不能执行，那就等于没有法令。治理国家的三要素是法律、信用和权力。在具体执行环节，法律条文简单明了，让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理解。中央及各地都设立各级法官，推进法律的普及和解答。任何人对于条文存在不理解，法官都有责任解释清楚，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证据。否则，若因为法官解释不及时而造成民众犯法，相应的责任由对应法官承担。

商鞅变法第四，提高行政效率。在实行法治的体制下，所有官员、百姓对事情对错都能找到对应条文依据，最大程度的杜绝了官员个人喜好对工作的影响，因此政务工作将变得很简单。以此为前提，法家认为：当日完成政务的国家称王、当夜完成政务的国家强大、第二天才能完成的国家会削弱，要求所有官员必须在第一时间处理职责内的事务。第五，合理有效的监督体系。公孙鞅认为，治理好国家的关键不在于官员的多少，而在于良好的监督机制。但有共同利益的人不能互相监督，所以，不能让官员监督官员，所谓的监察官只会消耗资源，而没有任何没有用处。最佳的监督模式，是让官员和民众互相监督。得益于法律条文的普及，当任何官员有侵害百姓的行为时，民众可以依据对应条文向有关部门告发；不同的民众之间，采取连坐制度，以五家为一单位，一家犯法，其他四家同被处罚，及时告发则能避免被祸及。

运木赏金第六，奖惩时机、比例的合理运用严刑峻法，关键目的是遏制与威慑。因此，治理社会要在安定时进行，并且必须轻罪重罚，而不是轻罪轻罚、重罪重罚。老百姓都希望社会安定，但他们自发做的事情往往会导致社会动乱，所以要一开始就对轻罪施以重刑，那么就会起到很有效的遏制作用，重的罪行更不可能发生，这就叫安定时治理国家的原因。如果轻罪轻罚、重罪重罚，那么小罪根本无法制止，铤而走险的重罪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叫做乱世时才开始治理。惩罚多，奖励少。刑罚少，不能产生威慑作用；奖励多，则只会造成其价值的贬值，带来民众对国君权威的轻视。因此，公孙鞅认为，奖惩的基本的比例为：每使用九次惩罚，赏赐只使用一次。刑罚重，赏赐轻。刑罚重，爵位才显得尊贵，国君才能够有效以晋升为工具来显示对民众的鼓励；赏赐轻，刑罚才显得威严，百姓才会因此竭尽全力为国君效力。所以，刑罚和奖赏的适当使用，既能使国君的权威加强，也会使民众受益。

商鞅形象第七，积蓄力量，更会释放力量，促进国家实力的循环增长。国家要强大，必须既要会积蓄力量，也要会释放力量。积蓄力量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军队强大，释放力量，则是为了给民众立功的机会。因此，对于穷人，要使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变富，然后，再通过奖赏，鼓励他们通过捐献粮食财物来获取爵位，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变穷。使穷人变富、再使富人变穷，这样获利的只是国家，民众则永远会有动力从事生产。军队如果强大了却不对外作战，这等于是不给军人立战功机会，长久下去，就会导致动乱。所以，时机一成熟就对外作战，这是国家兑现承诺、百姓实现愿望的机会，等于是把毒害加给敌国。否则，就是把毒害留给了本国。

秦军想象图第八，残酷、公正而诱人的晋升制度。（罗列部分）包括王公贵族在内，所有人能拥有的房屋、土地、臣妾数量、穿着标准等，都与爵位挂钩，逾越者处以重刑。作战的士兵也五人编为一组，实行连坐制，一人逃跑，另外四人受罚，除非能获得敌人首级一枚（四人获得一个就行）。每五人的首领叫做屯长，每百人设一将。屯长和将在一场战争中得不到敌人首级，自己就将会被斩首。获取33颗以上，则可以升官。再往上的各级将、尉都可领取一定额度的俸禄，但也承担相应责任。位置越高、责任压力越大。一场攻城战，必须获得敌人首级8000颗以上才算合格；野战要达到2000颗。达到标准，全部有爵位的军人都可以官升一级。战斗结束后，为了避免滥杀百姓或者战友冒领军功，所有斩获的首级都将被公示核实3天，没有疑问才落实奖励。奖励也必须在3天内完成，否则将追究相应官员的责任。凡是能够获得敌人小军官及以上人员首级一颗的，爵位增长一级、赐给田地一顷、增加宅地九亩、赐给侍从官一名，还可以当军队和地方官员。所有官员，死后墓旁的树木数量也与级别挂钩，每高一级可以多种一棵树。（这在古代很重要…….事关身后的荣耀）

秦军形象以上，只是一些大的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翔实的规则，这里就不一一罗列。实际上，以上的措施，并不是一下就实行的，也经历了慢慢铺开的过程。公孙鞅在世时，主要在公元前359年和350年两次集中颁布变法。在他死后，秦国不断对法制进行完善。比如在中后期，由于不断与六国尤其是魏、赵、楚、韩四国作战，虽然持续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但秦国自身也消耗巨大（如长平之战在消灭赵国45万军人和民夫的同时，自身也损失了20余万人），国土扩大的同时，民众数量却没有随之增长。因此，为了吸引六国百姓入秦，秦国宣布新政，对迁入的他国百姓给予赠送土地并且免收三年赋税的优惠政策。

可以看出，秦国的变法，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完整机制，全面细致、针对性强、执行办法具体、公开公平公正，套用今天经济学的理论来说，称得上是一个“理想的模型”，要求极高的执行力才能实现。然而在秦孝公及其之后历代秦国国君的以身作则下，近140年里，这套体系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全国上下一致，将全部的力量都集中到农业生产、对外作战这两个战国时期最为关键的事务上，秦国被打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战争怪兽。战争怪兽，一点都不夸张。史书记载，秦国民众平时所唱的歌谣，都是关于打仗的；在听说马上要打仗时，全部人欣喜若狂、互相庆贺；在战场上，所有军人的唯一目标是打赢仗，并砍下敌人的脑袋，即使知道自己会战死，也毫不后退。因为他们很有信心，就算自己死了，自己的杀敌功劳一定会算在家人的身上；如果敢后退，身边的战友首先不会给自己机会，就算运气好成功逃跑了，那更惨，直接宣判了自己全家老小的死刑。

车裂场景我们现在看的战争片里，主人公上战场时，家人会依依不舍的送他离开，并会饱含热泪、嚎啕大哭着说：“照顾好自己，一定要活着回来啊。”而秦国人送自己的亲人上战场时，则几乎是欢天喜地的赶他走，并且再三交待：“上了战场给咱拼命，要是打不赢的话，你就别回来了。”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民，你让他如何不能一统六国......可惜的是，在统一天下后，公孙鞅的这套理论就失去了土壤，所以西汉天才少年贾谊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代在几乎整体照搬秦朝各项制度的基础上，对外宣称“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实质上不过是给法家理论披了一层仁义的外衣罢了。

参考资料：《商君书》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