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角都要被渣然后走上人生巅峰（负荆前行的女主角）

菠萝·硬猫

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阿伽门农，西方戏剧史上首次亦是最著名的一次女性杀人。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也是中国戏剧/文学中妖艳惨绝的毒花一朵。

女性杀人总能引起人类持久而强烈的兴趣，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擅写女性题材的马克·切里出手的第四部女性剧《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开宗明义，第一季开播时已口碑爆棚，临近尾声打分居高不下，是沾了“女性杀人”的光。

女性杀人为何总是迷人？因为这些凶杀总是与情感和欲望有关，所杀者又十之八九为亲密关系中的对象。雄性动物的争斗相杀在动物界是生存繁衍的必须，延及人类，男性杀人司空见惯。女性杀人则罕见，因为它打破了社会对女性哺育、守护形象的认知，等于竖起一面沾满鲜血的叛逆旗帜。

女性杀人犯享有和中世纪巫婆同等的超级待遇，被展示、消费、唾骂，送上绞架/断头台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关注和热论。1935年5月发生的Alma Rattenbury谋杀案是个很好的例子，充分诠释了争抢“女性杀人”的人血馒头时，大众和媒体热切的嘴脸。

被判杀夫的Rattenbury是个美貌、时髦的词曲作者，她抽烟、喝酒、服药，将自己视为仆人们的朋友而非雇主。她的故事长达数月地占据报章头条，《The Daily Express》派出剧评家而非罪案记者旁听庭审，将她视作聚光灯下的头号女主角。公共画廊里，一席观看相关资料的座位售价达10英镑，入场还需排长队。

把“女性杀人”放进历史的维度中观看时，更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在不同的时代，女性杀人的原因固然同样复杂，面临的处境和刑罚却相当迥异。仔细爬梳的话，可以从中窥见社会观念、风气、法律和人心的变迁。《致命女人》的编剧马克·切里正是以时代变化和女性处境为切入点，搭建了这部剧的基本结构。

《致命女人》剧照

故事发生在同一栋豪宅，三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主人先后在此生活，分别是1960年代的贝思·安（金妮弗·古德温饰）、1980年代的西蒙妮（刘玉玲饰）和2019年的泰勒·哈丁（柯尔比·豪威尔-巴普蒂斯特饰）。房子似有生命，在精致考究的布景切换中容纳三段故事在肚腹中上演。这种结构的好处不言而喻：使观众产生沧海一粟，人事不过是房子呼吸吐纳瞬间的过客之感。

三位女主人的婚姻都遇到礁石，冲击迫使她们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这里是豪宅，“贫贱夫妻百事哀”不在导致三对夫妻婚姻破裂的元凶之列。

三位女性遭遇的问题都是丈夫的不忠，但不忠的形态各不相同：贝思·安的丈夫出轨金发丰乳的女服务员（她梦想当歌星）；西蒙妮的丈夫是男同性恋者，婚后继续与不同男性幽会；泰勒·哈丁与丈夫相安无事的开放婚姻中闯入第三者，丈夫弃她取第三者。

这三种不忠的背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婚恋风尚的变化。贝思·安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一夫一妻制不再是唯一的婚姻形态，西蒙妮夫妇以共同利益和友谊、亲情为纽带的无性婚姻可以被接受。普通人只闻其声的开放式婚姻和双性恋在2019年的哈丁夫妇身上得到实践。在他们的中上阶层/好莱坞圈中，这样的先锋行为不会受到指摘。

因为要以人物折射时代，三位女主角身上就必须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贝思·安被塑造成善良的传统淑女、家庭主妇，在丈夫出轨后千方百计地挽回，不意间与丈夫的出轨对象结成密友。她曾丧女，丈夫掐灭了她想当表演钢琴家的梦想。当丈夫出轨，贝思·安顿时一无所有，既失去唯一的亲密关系，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致命女人》剧照

刘玉玲扮演的西蒙妮身上明显有《绝望主妇》中加比（伊娃·朗格利亚饰）的影子。两个角色同为少数族裔，从底层打拼至中上层，泼辣、果敢、美艳，有一颗好心肠和一副好手腕。两人都同样爱上邻家美少年，与丈夫的关系平等、开放，友谊与爱情等重。当西蒙妮得知丈夫的不忠，他们的婚姻并未直接走向破裂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他们仍是彼此最好的朋友。

西蒙妮比贝思·安幸运，即使发现丈夫对她的“爱情”是幻影，她还有画廊和社会地位，也不用像贝思·安，为了取悦丈夫一丝不挂地坐在餐桌前。

黑人女律师泰勒·哈丁活在2019年，事业有成，婚姻中女强男弱。她的睿智和包容把编剧丈夫衬托成一个不懂事的巨婴。编剧将2019年的婚姻关系设置成三人行，夫妻双方一黑一白亦贴合潮流，开放式婚姻从秘而不宣变成了公开宣告。剧中的哈丁夫妇及第三位成员洁德（亚历珊德拉·达达里奥饰）甚至驱车参加“三人婚恋关系课程营”，可见风尚，他们的故事却是三段中最差的。

因为编剧实质上并没有深入三人行的关系，而是走了捷径，把进入哈丁夫妇婚姻的洁德描绘成心理变态的恶女。这样，他规避了三人互为爱人的关系中幽微复杂的地方，以“恶女入侵”的惊悚刺激掩盖了这个故事中真正重要的部分。

这三位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女性“妇女解放”的程度递增，与社会的联系和经济地位随时代的进步而加强，烦恼却没有相应地减少。当自由和独立程度到达高点，婚姻踏入新领域，社会共识尚未确立时，婚姻反而面临最艰难的挑战。

因为婚姻到底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一旦脱离俗常，双方在其中既无约束又无经济羁绊时，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面临瓦解。

编剧马克·切里本人是个57岁的男同性恋者，在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观察女性、描摹女性、发掘女性的尊严与可爱。《致命女人》涉及的话题虽然沉重，马克·切里以他擅长的喜剧之笔弱化了现实的尖锐。

但正如对哈丁三人行的描述流于脸谱化，这部剧在致敬女性时也过了头，到了讨好的地步。它迎合与慰藉了女性观众的心，让她们在婚姻中受挫，然后很快为她们准备了新鲜滚烫的新感情。

贝思·安与丈夫的外遇对象成了闺蜜，把自己对早夭女儿的情感投射到对方身上；西蒙妮接受了18岁美少年汤米（里奥·霍华德饰）的滚烫真心；泰勒·哈丁疲惫中抓住洁德这根有毒的救命稻草。

不管她们的婚姻/爱情替代品是否真心，至少她们在婚姻触礁后都得到补偿。

女性的价值没能跳出亲密关系的圈子，另一种可能性没有出现——在没有婚姻，没有爱人，没有近似爱人的密友时，却还能熠熠生辉的女性价值。

每一集的开头，都有不同角色从自己的角度叙述女主角们的内心、向往与婚姻，为观众提供多元视角，拼凑人物的全貌。

三位背着不同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负荆前行的女主角，终于变成叛逆者，却一刻也没有逃开亲密关系的桎梏。这是编剧的慈悲，也是悲哀。

本期见习编辑 常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