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收留过犹太人（二战期间救助犹太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的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大屠杀的恐怖中拯救各种少数民族，特别是犹太人。

这个名单是为了纪念其中的10个，所有这些人都因他们所做的事被以色列政府称为 “国际义人”。

何凤山(Feng-Shan Ho)是中国外交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拯救了大约2000名犹太人。在奥地利被吞并期间，何凤山是中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总领事。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之后，近20万奥地利犹太人的处境迅速变得更加困难，但为了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必须提供移民证明，通常是外国的签证或有效的船票。然而，这是很困难的，而1938年的埃维昂会议(Evian Conference)上，32个国家未能表明反对纳粹德国的立场，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何违反上级的命令，开始向上海发放签证。他继续签发这些签证，直到1940年5月被命令返回中国。战后，何在旧金山定居，并于1997年去世。2001年，他因努力拯救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而被评为“国际义人”。

艾琳娜·森德勒是波兰天主教社会工作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波兰地下组织和华沙的伊伊戈塔波兰反大屠杀抵抗组织的成员。她通过向华沙犹太区的2500名犹太儿童提供虚假文件，并将他们安置在犹太区外的个人或集体儿童之家，从而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作为社会福利部门的一名雇员，她拥有进入华沙犹太区的特别许可，以检查斑疹伤寒的迹象，纳粹担心这种症状会蔓延到犹太区以外。在这些访问中，她佩戴了一颗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以示与犹太人团结一致，以免引起别人对她的注意。

她与市政府儿童部门合作，该部门与中央福利委员会(中央福利委员会)有联系，这是一个在德国监督下得到容忍的波兰救济组织。她组织了从贫民区偷运犹太儿童的活动，把他们装在箱子、手提箱和手推车里带出去。在伤寒爆发期间，艾琳娜·森德勒以检查卫生条件为借口，走访了贫民区，用救护车和有轨电车偷运出婴儿和小孩，有时还把他们伪装成包裹。尽管受到纳粹的折磨和监禁，艾琳娜·森德勒仍然尽其所能帮助华沙的犹太儿童。1965年，她被评为“国际义人”，并于2008年去世。

休·奥弗莱厄蒂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神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拯救了大约4000名盟军士兵和犹太人。

奥弗莱厄蒂利用他的牧师身份和梵蒂冈的保护，在公寓、农场和修道院藏匿了4000名逃亡者，其中包括盟军士兵和犹太人。尽管纳粹迫切地想要阻止他的行动，他在梵蒂冈的保护阻止了他们正式逮捕他。他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幸免于难，并与天主教会一起拯救了罗马的大多数犹太人，他于1963年去世。

尽管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并肩作战，佩拉斯卡却对法西斯主义大失所望，并于1944年从意大利逃到西班牙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在那里他凭借自己的战争经历成为了一名西班牙公民。在那里，他与西班牙外交官安赫尔·桑兹·布里兹(Angel Sanz Briz)合作，制作假护照，将犹太人偷运出境。当桑兹·布里兹被解职后，佩拉斯卡假装是他的替补，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印制假护照。在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等待护照的时候，他还亲自为他们提供庇护。据估计，他从大屠杀中拯救了5000多名犹太人。

战后，他回到意大利，默默无闻地生活着，直到1987年，他解救的一群匈牙利犹太人与他取得联系，他那非凡的故事才公之于众。他于1992年去世。

杉原千亩是一名日本外交官，担任日本帝国在立陶宛的副领事。在苏联占领立陶宛后不久，他向犹太难民发放过境签证，帮助大约6000名犹太人离开立陶宛，以便他们能够前往日本，大多数逃离的犹太人是来自波兰的难民或立陶宛的居民。1940年7月31日至8月28日，杉原开始主动发放签证。他多次无视这些要求，直接违抗命令，安排犹太人持10天签证过境日本。考虑到他的低职位和日本外务省官僚主义的文化，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不服从行为。他与苏联官员进行了交谈，后者同意让犹太人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穿越俄罗斯，票价是标准票价的五倍。

杉原继续手写签证(据报道，他每天要花18-20个小时在签证上，每天签发相当于一个月的签证)，直到9月4日，他不得不在领事馆关闭前离开岗位。那时，他已经给犹太人签发了数千份签证，其中许多人都是户主，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前往。据目击者称，他在酒店过境和上火车后仍在写签证，甚至在火车开出时，他还把签证扔向窗外绝望的难民人群。杉原回到日本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5年被以色列评为“国际义人”，第二年他去世了。

乔治·费迪南德·达克维茨是纳粹党德国成员，曾担任纳粹占领丹麦的特使。虽然丹麦犹太人最初受到纳粹的善待，但到1943年，他们被计划被围捕并驱逐到集中营。冒着职业生涯的危险，Duckwitz秘密访问了中立国瑞典，在那里他说服首相Per Albin Hansson允许丹麦犹太难民逃到瑞典。然后他去了丹麦，并将驱逐一事通知了丹麦政治家汉斯·赫托夫特。赫托夫特警告了该国的高级拉比，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超过6000名犹太人被秘密地用船运到瑞典。在他的行为之后，达克维茨回到了他作为一个纳粹官员的职责，拒绝透露他做了什么，以防失去他的工作或者更糟。战后，他继续担任西德驻丹麦大使。他于1973年去世。由于他的行为，据估计，大约99%的丹麦犹太人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

弗兰克·福利(Frank Foley)是英国特勤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特工，据估计，他从大屠杀中拯救了1万名犹太人。

在担任护照检查官期间，他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德国。在1961年对前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中，他因冒着生命危险拯救被纳粹威胁要处死的犹太人而被称为“猩红玫瑰”。尽管没有外交豁免权，而且随时可能被逮捕，但福利在签发护照和签证时，会违反规定，允许犹太人“合法”逃往英国或巴勒斯坦，当时英国控制着巴勒斯坦。有时他走得更远，进入拘留营把犹太人赶出去，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帮助他们获得伪造的护照，他于1958年去世。

阿瑞斯蒂德·德·苏萨·门德斯(Aristides de Sousa Mendes)是一名葡萄牙外交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无视本国政府的命令，保护从德国侵略军手中逃离的战争难民的安全。

1940年6月16日至23日，他疯狂地向3万多名试图逃离纳粹恐怖统治的难民免费发放葡萄牙签证，其中1.2万名是犹太人。德苏萨·门德斯(De Sousa Mendes)曾在葡萄牙驻法国波尔多领事馆工作，尽管那里有明确的命令，禁止向“国籍不明或有争议的外国人”发放签证;无状态;或被驱逐出原籍国的犹太人”。早在1939年，德•索萨•门德斯(De Sousa Mendes)就偶尔开始非法印制葡萄牙签证，但直到1940年6月中旬，葡萄牙的地位才有望从“中立”变为“非好战”，这将使葡萄牙更倾向于与纳粹德国结盟。从6月16日到6月23日，德苏萨·门德斯(de Sousa Mendes)和他的朋友、拉比查伊姆·克鲁格(Chaim Kruger)开始疯狂地向排队等候的难民发放签证。6月23日，De Sousa Mendes前往边境城镇Irun，在那里他亲自打开大门，允许有争议的通道进入西班牙。就在这时，特奥托尼奥·佩雷拉大使抵达伊伦，宣布苏萨·门德斯精神不健全，并宣布所有其他签证无效。

美联社第二天的一篇报道说，大约1万名试图越境进入西班牙的人被排除在外，因为当局不再承认他们的签证。随着德苏萨•门德斯(de Sousa Mendes)继续发放签证，独裁者萨拉查(Salazar)在6月24日发了一封电报，将他召回葡萄牙。这是他在6月26日返回波尔多时接到的命令，但随后的命令执行得很慢，直到7月8日才抵达葡萄牙。在此过程中，他向现在困在被占领的法国的难民发放葡萄牙护照，防止他们被驱逐到集中营。战后，德苏萨·门德斯(de Sousa Mendes)生活在赤贫之中，于1954年去世。

迪米塔尔·佩舍夫(Dimitar Peshev)是保加利亚国民议会副议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司法部长。

他反抗了亲纳粹的内阁，阻止了对保加利亚48000名犹太人的驱逐出境。保加利亚是大屠杀的坚定支持者，在被占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驱赶到死亡集中营。然而，当涉及到自己的犹太公民时，政府面临着来自佩舍夫和保加利亚东正教的强烈反对。虽然佩舍夫参与了保加利亚在战争初期通过的各种反犹立法，但政府于1943年3月8日将保加利亚的4.8万名犹太人驱逐出境的决定，令佩舍夫难以接受。在得知被驱逐出境的消息后，佩舍夫几次试图去见总理博格丹·费洛夫，但总理都拒绝了。接下来，他去见了内政部长Petur Gabrovski，坚持要求取消驱逐。经过多方劝说，加布罗夫斯基最终打电话给尤斯坦迪尔的长官，命令他停止准备驱逐犹太人。到3月9日下午5点30分，订单已被取消。战后，佩舍夫被苏联法院指控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并被判处死刑。然而，在犹太社区的强烈抗议下，他的刑期被减为15年，不过仅仅一年之后就被释放了。

他的行为在战后没有得到认可，因为他在保加利亚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1973年，他才被授予 “国际义人”的称号，同年去世。

拉乌尔·瓦伦堡是一名瑞典人道主义者，二战期间曾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作，将犹太人从大屠杀中拯救出来。1944年7月至12月期间，他签发假护照，收容了数千名犹太人，从纳粹手中拯救了大约10万人。1944年7月9日，瓦伦堡作为瑞典驻布达佩斯公使馆第一秘书前往布达佩斯。同为瑞典外交官的Per Anger一道，他颁发了“保护性护照”，确定这些人是等待遣返的瑞典人，并防止他们被驱逐出境。虽然这些文件在法律上无效，但看起来是官方文件，并被德国和匈牙利当局普遍接受，这些当局有时也受到贿赂。

瓦伦堡在布达佩斯租了32栋大楼，并宣布它们具有治外法权，受到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他在他们的门上贴上“瑞典图书馆”和“瑞典研究所”的标志，并在建筑物的前面悬挂超大的瑞典国旗，以加强这种欺骗。这些建筑最终容纳了近1万人。

瓦伦堡开始每晚睡在不同的房子里，以避免被“绿箭联盟”成员或阿道夫·艾希曼逮捕或杀害。在俄国人占领布达佩斯的前两天，瓦伦堡与艾希曼和在匈牙利的德军指挥官格哈德·施密特·优步将军进行了谈判。瓦伦堡贿赂了箭十字党的成员帕尔·斯扎莱(Pal Szalai)，让他递交一份字条。在字条中，瓦伦堡威胁说，一旦战争结束，就以战争罪起诉他们，以此说服他们取消组织布达佩斯剩余犹太人死亡游行的最后努力。

瓦伦堡所拯救的人包括住在瑞典大使馆的生物化学家拉尔斯·恩斯特(Lars Ernster)和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兰托斯是唯一在美国众议院服务的大屠杀幸存者，他住在瑞典的一间保护屋里。

战争结束后，瓦伦堡被苏联俘虏并投入监狱，于1947年死于狱中，但他的死亡日期和具体情况仍有争议。

1935年4月28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前四年，帕塞利(后来成为教皇庇护十二世)发表了一篇引起世界媒体关注的演讲。未来的庇护十二世在法国卢尔德对25万名朝圣者发表讲话时表示，纳粹“实际上不过是用新华而不实的东西粉饰旧错误的可悲的剽窃者”。

不管他们是聚集在社会革命的旗帜下，还是受到对世界和生活的错误观念的指导，或者是受到种族和血腥崇拜的迷信的支配，都没有什么不同。在战争期间(当帕塞利成为教皇时)，他在1943年第一次大规模逮捕犹太人的行动中为犹太人大声疾书，《观察家报》(L’osservatore Romano)发表了一篇文章，抗议拘留犹太人和没收他们的财产。法西斯主义媒体称梵蒂冈的报纸是“犹太人的喉舌”。

在纳粹入侵之前，教皇一直在努力通过移民将犹太人赶出意大利;现在，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寻找犹太人的藏身之处:“教皇下了命令，要求宗教建筑向犹太人提供庇护，甚至要求他们的居住者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他把修道院和修道院从禁止进入这些宗教场所的修道院规则中释放出来，只允许少数特定的外人进入，这样它们就可以被用作藏身之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数字从4000到7000——被藏在梵蒂冈城180个已知的避难场所、教堂和长方形会堂、教堂行政大楼和教区房屋里，吃的、穿的、睡的都有。未知数量的犹太人被藏匿在冈多弗堡，教皇的避暑别墅、私人住宅、医院和护理机构的所在地;教皇个人负责照顾被意大利驱逐出境的犹太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