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弘隔空喊话张歆艺(跟妻子张歆艺在上海)
演出前3小时,在上戏实验剧场见到袁弘,他拿着一个红色的保温杯迎面走来,杯子表面的漆掉得斑驳,露出银色的不锈钢底子,坑坑洼洼。
查询淘宝记录才发现,这个杯子已陪伴他8年了。“用出感情来了,不舍得扔。”
杯子里是滚烫的咖啡,早上不喝咖啡,他会觉得不习惯。只是没想到,咖啡豆竟是他自己磨的。“因为天天喝,嘴越喝越刁,但豆子越来越贵,喝不起。就买了一个小型的烘豆机,买生豆自己烘。每次烘100克,需要十几分钟时间,烘豆子的时候,家里会特别香,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处女座嘛,需要什么就喜欢琢磨。”
大概正是因为念旧、爱琢磨,促使袁弘接了《前哨》这部话剧。这是他母校上戏出品的话剧,讲述上世纪30年代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的故事,他在剧中演柔石。剧中不少演员是他当年的同学和师长,比如,演鲁迅的王洛勇就给他上过课。
去年第一次排《前哨》,回到上戏红楼,这是他20年前上课的地方。“一进教室,当年的记忆、感受、味道、气味都回来了。那时候我们的表演教室在1楼,黑匣子在4楼,那是我们演毕业大戏的地方。那时候在上戏,很幸运的一件事就是,明白了要如何去面对这个演员这个职业,如何尊重这个职业,如何敬畏这个职业。”
关于毕业大戏,过了这么多年,袁弘还能把情节完整复述出来。虽然那台戏里,他和室友胡歌都是跑龙套的,在剧中演两个记者,穿着短裤和风衣,扛着摄像机上台。“那时候我们会在一起想象未来,但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这回排《前哨》,袁弘住在离上戏不远的地方,每天骑自行车来剧场,还在剧场里度过了40岁生日。本来是为妻子张歆艺生日买的折叠自行车,在上海提货的时候,又给自己买了一辆,“也不能让她一个人骑嘛”。
在《前哨》剧组度过40岁生日
袁弘喜欢在上海骑自行车的感觉。“排练完收工,我都喜欢骑自行车回去,现在天气不那么热了,夜里骑车特别舒服。可能因为读书的时候,经常打不起车,就骑着车去试镜。每次骑车经过长长的长乐路,两旁都是梧桐树,就觉得很幸福。”
《前哨》刚演完,9月16日起,袁弘又要在上海大剧院演舞台剧《弗兰肯斯坦》,这部戏对他来说,比《前哨》挑战更大。而《弗兰肯斯坦》上演的前几天,妻子张歆艺在东方艺术中心演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夫妻二人仿佛在打擂台。
看《我不是潘金莲》当晚,袁弘“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家之后跟“媳妇儿”聊到深夜,他还发了个微博:“感叹我们俩都能在舞台上碰到这么好的作品,这么好的角色,值得努力付出,仔细雕琢。幸运,更要珍惜。”
记者:在《前哨》里跟当年的老师王洛勇演对手戏,压力大吗?
袁弘:其实2008年我们就一起拍过一个电视剧,我当时是我们班第一个跟他合作的,那时候还挺紧张的,现在不会了。在生活中,王老师跟我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前哨》里,他演鲁迅,我演柔石,是一种亦师亦父的关系,特别巧。
记者:王老师教你们的时候,好像刚从百老汇回来,那时候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袁弘:他当时在我们心中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在百老汇演音乐剧《西贡小姐》,是第一个华人男主角,演了两千多场。他给我们带来大量影像资料,《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等,把我们看“疯”了,好像一记重拳直接打进你脑子里。让你觉得新鲜的同时又极其实用,全是干货,那时候就给我了一种对舞台的向往。
记者:柔石是一位烈士,但你在剧中把他非常柔软的一面塑造出来了。
袁弘:关于柔石,除了他自己留下来的作品之外,关于他的资料和描述是比较有限的,这样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二度创作的空间。
我读他的《二月》,里面有他的影子,那种知识分子的自省,甚至有些软弱的成分在里面,当然那种纠结和犹豫也有时代的原因。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是一个心思极其纤细柔软的人,遇事也会慌张。但就是这样的人,他在选择革命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表现出坦然和潇洒。我觉得这种人性里的矛盾和冲突是很值得刻画的,也是他身上很迷人的地方。
记者:就像柔石这个名字,坚硬又柔软。
袁弘:这是他给自己起的笔名,因为他小时候家门口有一座小石桥,桥上有4个字,“金桥柔石”。他用“金桥”当过笔名,但用得更多的是“柔石”。
我读他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他的文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超越了对技巧的追逐。他的写作非常扎实,不是空中楼阁,他观察生活,将对现实的思考转化成文字。我觉得,柔石如果不是在29岁就去世,他的文学成就会非常高。
记者:你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演影视剧,为什么突然开始演舞台剧,还接连演了两部?
袁弘:我很喜欢《前哨》剧组,大家相处特别好,因为大家都是师生校友的关系,还有一种学校的氛围,大家全都直来直往,创作氛围特别好。
都演到第四轮后半程了,王老师有一天下午还突然来跟我们说:我昨天看了你们前一场戏,听到你们的一句台词,我在想可不可以改一下,我们这样演。《前哨》一直都在进化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感受。
王老师说,百老汇就是这样,一部音乐剧演七八年,好的演员并不会一场一场自我重复。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每天上场前都会吃一根棒棒糖,像一个仪式。他会在这个过程中问自己,我还喜不喜欢演戏,我对这个角色还有没有情感,我为什么还要演这个角色?
记者:所以,为什么演戏比怎么演更重要?
袁弘:我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但现在觉得很有道理。一个演员真的要思考我为什么要演戏,想清楚了你就知道我该怎么演了。
记者:很快你就要在上海大剧院演《弗兰肯斯坦》了。这部戏对你来说挑战是不是更大?
袁弘:《前哨》塑造的是群像,但《弗兰肯斯坦》基本上就是“玩”两个演员,一个是弗兰肯斯坦,一个是人形生物。
可能《前哨》一部戏的词没有《弗兰肯斯坦》一场戏的词多。体力上也是巨大的消耗,《弗兰肯斯坦》里演人形生物时,我前20分钟都没有台词,一直像一个动物一样在动。因为他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新生命,虽然有成年人的体格,但只有刚刚出生的对自己身体的认知能力和对世界的认知能力。
他是从探索自己的手和脚开始,然后是语言。基本上几个男演员,在排练厅里过一遍戏就汗湿三身衣服。不仅仅是动作多,动作幅度大,情感浓度也很高。
记者:在北京你演人形生物,这次来上海演弗兰肯斯坦,哪个角色更让你兴奋?
袁弘:先说人形生物这个角色,他在三年里完成了从一个刚出生的生命到一个孩子,再到一个成人,认识这个世界,又被这个世界伤害。然后他开始控制不住自己身体里那种自私的东西,开始有人性的恶的一面流露出来,最后变成一个怪物走向毁灭。
要演一个怪物,并不容易,它从动作到语言到思维,全部都不是一个正常人,你需要通过很多设计,很多反复的练习,让自己的身体去适应,然后通过这些外在的动作来刺激你的内心。这是一个漫长的阶段。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后期强调一种表演方式——心身一体,即用外在来刺激内在。比如你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是你内心的外化,但是同时,这个动作也会给你的内心带来很直接的刺激,这是从我们的生活经验而来的。
可是人形生物这个状态,你从来没有体验过,你就需要大量的设计去适应。这种设计既要合理,你的内心也要接受它。在排练初期,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在模仿他,而我以往演过的所有角色都是有迹可循的。
唯一能给我提供经验的是我的儿子。他如何出生,如何学习爬行,如何探索自己的手脚,他刚开始走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化身“人形生物”
记者:弗兰肯斯坦呢,会更容易一点吗?
袁弘:演弗兰肯斯坦会相对容易一点,但难处在于让观众相信他,跟他共情,他不是那么能让人共情的一个角色。
第二轮排演也很仓促,忙《前哨》的时候,我晚上回去,会把《弗兰肯斯坦》过一遍。同时演人形生物和弗兰肯斯坦的好处是,你不需要跟别人对戏,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把这场戏演了,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人形生物和弗兰肯斯坦有一场20多分钟的对话,我现在可以一个人演完。
记者:我看过“卷福”版的《弗兰肯斯坦》,比较打动我的是人形生物“看月亮”的场景,你呢?
袁弘:我也是,比较喜欢温暖一点的东西。看月亮那一段之后,就一直黑暗到底了,那是他生活中唯一有人性温暖的时刻,然后就把它给撕碎了。
记者:《弗兰肯斯坦》是科幻小说的鼻祖,那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人不断去改编它,演绎它,你觉得它的生命力在哪里?
袁弘:我一开始看原著小说的时候,其实没有抱什么希望,你想,这是一本200多年前的科幻小说。但我看着看着就傻了,它里面有很多哲学思考,是永恒的、本质的问题,是不会过时的。可能再过几百年,人类最好的戏剧,探讨的还是这些终极问题。
一个怪物被他的创造者抛弃,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可以映射太多东西。究竟科学会帮人类进步,还是将人类毁灭?科学家如何对自己的科学成果负起道德责任?我在演人形生物的时候,特别能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我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实验品,我应该享有平等的对待,享有爱的权利。
记者:演《弗兰肯斯坦》的时候,你妻子张歆艺也会在上海演《我不是潘金莲》,你俩是商量好的吗?为什么近几年有那么多影视剧演员来演舞台剧?
袁弘:她本来早该来上海演了,因为疫情推迟,所以正好撞上了。这次在上海,我终于有机会看了这场演出,看完回家,我们越聊越精神,这大概就是两人从事同一工种的好处吧。《弗兰肯斯坦》她也没看过,因为之前在录“浪姐”,但这次在上海,她也会来看我的演出。
我觉得,一方面舞台剧市场越来越好了,另一方面,大家都意识到了,舞台是很养人的地方。
你看好莱坞很多“影帝”级的演员,可能过个几年也会回百老汇排一部戏。舞台的容错率是很低的,你必须一口气演下来。它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琢磨角色,精雕细琢。活儿做细了,你就会发现一些之前没发现过的奥妙和美好。
我觉得演戏就是一个不断探索一座宫殿的过程。在影视剧拍摄有限的时间里,你能够推开的门就是那么几扇,推开之后发现门后面还有门,你可能没有时间再继续探索了。可是演舞台剧,你可以一扇一扇推开门,知道门后面有些什么,然后回过头来,选择先进哪一扇门,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节奏进去,就会变得更有趣更丰富。
记者:你今年40岁了,开始演舞台剧有点化解“中年危机”的意思吗?
袁弘:一方面对这件事有情感。每次在台下作为观众看戏都会坐不住,特别羡慕,恨不得能够冲上去演,这种冲动是很强烈的。另一方面,你会想证明自己,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这样的舞台剧一般人演不了,你就会想说,凭什么演不了?我就偏演给你看。
也不是什么危机,我要是真感到危机的话,我可能就去直播带货了,这样缓解危机可能更有效一些。
袁弘和胡歌
记者:你还有哪些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
袁弘:我前段时间重读了一些莎士比亚的剧本,包括《亨利五世》,我很喜欢。因为在经典作品中去磨炼自己,会让一个演员在表演上有更多的进步空间。好的作品会让你对表演的认知、对人性的认知、对生活的认知更进一步。
我还很喜欢一部戏叫《红色》,讲画家马克·罗斯科的。我现在演罗斯科好像太年轻了,再过20年,如果能碰到,我希望能演绎这个角色。
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打磨艺术的地方,但有时候很矛盾,舞台艺术也需要有商业性,需要票房。所以我也不排斥去上综艺,去维持曝光。只是,我希望二者尽量平衡,让我可以继续向前探索。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图片来源:《前哨》《弗兰肯斯坦》剧组提供
来源:作者: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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