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先生受欢迎 百年回望赛先生

罗兴波指出，尤其是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美学生，基本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回国后成为促进科学的主要力量“《新青年》一开始还是竖排;《科学》则是横排”罗兴波说，可见《科学》之新派，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赛先生受欢迎 百年回望赛先生?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赛先生受欢迎 百年回望赛先生

罗兴波指出，尤其是1909年开始的“庚款”留美学生，基本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回国后成为促进科学的主要力量。“《新青年》一开始还是竖排;《科学》则是横排。”罗兴波说，可见《科学》之新派。

1917年，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翻译欧洲人的演讲说：“中国长期受保守主义之统治，进步缓慢不足为怪，当前急务是要普及科学精神，尔后才有进步可言。”任鸿隽认为“其说颇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可称之为“赛先生”的先声。

陈独秀激情肆意的文章，最大的意义，是让“赛先生”从精英书斋走向普罗大众。而且陈独秀指出科学可以解决精神问题，这种说法对去除中国过去的迷信和神学愚昧是有利的;也奠定了后来中国人对科学的敬仰心态。

“新文化运动那批文章，比现在的人写得更漂亮，很有青春朝气。”王扬宗说，“青年人的激情，一是因为学的全是新东西，很难忍受旧东西;二是他们在进化论影响下，认为努力才能生存，都力图发出最强音。”

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

“科学跟国家盛衰贫弱有关系”的观念兴起于维新运动，此时国家存亡成了问题。陈独秀并不“独秀”。王扬宗说，任鸿隽、赵元任和蔡元培的科学观，都是培根式的“科学就是力量”。这代学人接受19世纪欧洲主流观念，相信科学攸关国家富强。

“五四”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五四”后，中国的科学体制建设迎来重要阶段，较快吸收了西方科研体制的优势，助推一批学术自主的大学与机构诞生。“与工业结合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欧美也是20世纪初才建立起来。中国很快引进。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能否有此进步很难说。”王扬宗说。

1937年的抗战打断了科学进程。尽管也有茅以升等科学家，有西南联大的传奇，但中国科学总体薄弱。所幸1940年代后期不少人才留学海外，为后来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奠定基础。

王扬宗说，1949年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国家的科教体制十年就建立起来，分为“五路大军”——中科院、高校、行业、地方和国防。国家的科技投入、教育规模、科研人数是民国时期不可比拟的。当初中央研究院经过20年发展，只有14个研究所。大的所几百人，许多所只有十几个人。新中国成立后光一个航天系统，就是几百个研究所，几百家工厂;中科院有一百多家研究所。那个时期涌现出不少成果，比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华罗庚陈景润的数学工作等等。

王扬宗说，1978年的科学大会摘掉了科学家的政治包袱。199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开始崛起。当时领导层普遍是学习理工科出身，对科学的认识更深刻。1995年确定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研投入年增两位数。

“最近20年，是中国科学发展最平稳、条件最好的20年。科研条件，师生待遇都很好。有的机构经费接近甚至超过国际一流。因此这些年成果更多。”王扬宗说。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当今青年应“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以创新创造贡献国家”。

“回顾百年，科学的引入成绩明显。科学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罗兴波说，“新中国成立后自上而下地推动，普及科学的组织效率比较高。但在科学精神和文化上，我们还有缺失。”

王扬宗认为，科研条件逐渐改善后，科研制度改革和科学文化建设的意义越发重要，这项事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完成。

“近几十年，我们的科技成就更大，但是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赛先生’的口号还要继续喊。”王渝生说，“要解决钱学森之问，要产生出一大批科学大师，这是我们对于今天继承‘五四’精神的最大希望。我们还要在‘赛先生’的教导和指引下，为实现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