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被性骚扰（口述枕流之声吴永湄）

18:23

戏剧导演朱端钧四儿媳，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教师吴永湄讲述枕流公寓往事。视频由候车式文化工作室提供，王柱拍摄。(18:23)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thepaper）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吴永湄 戏剧导演朱端钧四儿媳，中国科技大学退休教师。1939年生于上海，2000年入住华山路699号。

成长在新社会的女研究生

访问员：吴老师，您是在上海出生的吗？

吴永湄：我出生在上海，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老家就在附近的新闸路。后来在五四中学念完高中，考上大学，才出去的。

访问员：是北师大吧？

吴永湄：是的。1956年的时候，高中毕业100%都能录取的，（大学）收了21万（毕业生）。但是到1957年的时候，大概国家情况有些变化吧，一下子只收108,000（人），就很紧。我是57届的。因为我喜欢当老师，当然师范从当时情况来讲，也容易考一点。

访问员：说明您的成绩还是很优异的。

吴永湄：也不能说优异，反正是中上吧，有些同学是很用功的，我比较随便一点。其实真的，这几年不是老是在说“初心”、“初心”的嘛，我就想：要不是解放的话，就从我们家庭情况来看，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为什么？我自己来说哦，解放前和解放后好像就完全不一样。解放以前，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学生。但是解放以后，一开始搞少先队、少年儿童队，可能是因为我可以写写字吧，在学校里搞搞宣传、出板报什么的。后来成立少先队的时候，选上了大队长，做起了升旗手，还带队做早操，好像跟解放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班主任会给班上成绩排名前三的学生发点奖品。解放以前我没有得过，解放以后，一次考了班里第二名，老师就给我奖励了一把扇子，杭州的那种折扇，（我）开心得不得了，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

考到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二院之后，初一选大队长，我就选上了。我的同学们很多时候不叫我名字，就叫我“大队长”。 当大队长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解放初期，有一次市里头在上海少年宫开华东局会议，由我们中学一个少先队员去表示祝贺，学校还叫我写了稿子去发言。在这么大一个会场上，当时倒也不是说怎么光荣，就是觉得蛮开心的，这么多大人坐在下面，我就拿着演讲稿子在那儿念。前年吧，“初心教育”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总结，我说：我是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所以我说我是党培养出来的一个孩子。

访问员：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北京的大学呢？

吴永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当教师，北京师大又是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我是第一志愿考取的，当时去北京是很光荣的，所以就去北京了。分给我的是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就是搞中小学教育的。另外，我大哥比我大24岁，他一毕业就被分到东北去了。家里老二是姐姐，她考的是圣约翰大学，但因为她之前是在女中上学的，穿的都是一身蓝的旗袍，很朴素。到了圣约翰，她就有些不习惯，后来又退出来去考了东北的中国医科大学，也算是解放后全国数一数二的医学院了。家里第三个小孩是我二哥，他不爱学习，在我初中的时候他就参军了，先到浙江，后到广州。所以我们当时对到哪去没有太多的考虑，也不会去考虑生活怎么样。北师大比较好，能够考上，就去了。

大学时期的吴永湄，摄于北京师范大学。

访问员：后来还读了研究生对吧？

吴永湄：对，我1961年本科毕业，那时教育系招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生，系里头定在本系应届本科毕业生里头选拔8人，我被选上了。入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继续在学校学习了四年。其中三年学的是学科，那时候主要搞批判的。但是以我的性格和家庭出身，我“反右”是不积极的，不会批判，但是会写字，他们就叫我做记录。

访问员：当时研究生毕业应该算非常高的学历了吧？

吴永湄：当时我的印象是相当于苏联的硕士研究生，也不算非常高。

访问员：研究生毕业了之后呢？

吴永湄：研究生没有毕业，就到北京郊区去参加“四清”运动了，还不是“文革”。正好全国开半工半读的教育会议，新疆教育厅长听说北师大有那么一批研究生，他要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就把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要去了。他当时还要了一个陕西师大还是甘肃师大的，是搞学前教育的，要了我是学中小学教育的，还有一个同学是学高等教育的。当时我已经结婚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就结婚了，把我分到新疆去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工宣队、军宣队都进去了。幸亏军宣队愿意帮我们的忙，军队里头很重视家属要定期在一起。1972年的时候，在新疆的工作就停止了。解放军说：哪有女同志一个人在边疆的？就把我们三个人都调回来，想办法把我们调到“口内”来了。当时新疆算是“口外”。

研究生毕业后，吴永湄在新疆工作。

青梅竹马间的千山万水

访问员：刚刚提到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结婚了对吧？

吴永湄：我跟我爱人（转身指了一下身后的照片）是中学同学，他比我高一个年级。要说也是蛮有意思的，他是中学里的大队长，我小学毕业，少先队员的关系转到他手里。他当时问我：“你也是大队长，有什么经验没有？”可能就是这么一问，造成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后来，他是初二大队长，我是初一大队长，所以这样一起工作了。我们那时候活动很多的，都是自己搞。

访问员：会搞一些什么活动呢？

吴永湄：我们搞得很有意思的，搞军事野营，也没有请解放军。主要是暑假寒假的时候，我们一群初中生，自己打了背包，带了粮票、油票去烧饭。夜里头搞野营，假装演习打仗。我们不是住房间的，都是搭帐篷的，帐篷是借来的。碰到半夜下大雨，搭的帐篷吃不消，赶快又去联系旁边的住家。大家都光着脚、抱着被子，踩着沟里的水过去，搬到他们的房间里去。那时候就是很勇敢的。我觉得比现在中学、小学生快乐多了。

访问员：后来您在北京上大学，您和您先生是怎么样进一步走在一起的呢？

吴永湄：他比我高一年级，在北航上大学。暑假回来给我带点礼物，约我一起出去玩，那就单独活动了。中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单独活动，都是大家一起的。有时候就到这里（枕流公寓）来的，各年级的队干部搞同学聚餐我都会参加，每个人从家里带一个菜。我婆婆讲我们是青梅竹马，其实也说不上，只是认识得比较早，十三四岁。

访问员：你那时候来，第一感觉是什么呀？

吴永湄：哟，你们这家挺好的嘛，（那时候）他们家已经有电视了。到他们家看文艺方面的电视，大概是我公公（朱端钧）导演的那些戏。他是导演，导了不少戏剧，什么《上海屋檐下》、《关汉卿》、《桃花扇》。有时候也参加沪剧的导演，丁是娥演的《罗汉钱》，就是他帮着去导演的。我们寒暑假来上海，老爷爷会带我们去看他排戏。因为他过马路不方便，我们就搀着他过去。他坐在舞台下面，我们就坐在他边上，有的时候帮他做做场记。我公公对待工作是很认真的，晚上排戏他都要到对过（上海戏剧学院）去的。

吴永湄和先生朱丰泉在枕流公寓花园中合影

我们大学期间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多接触，我先生是学工科的，我们那时候学文科的自己活动的时间比较少的，都是集体活动。批判会或者出大字报这些，都可能是集体性质的，（两人关系的发展）主要还是研究生以后。一起玩玩，看看电影。当时，我大哥和他的三哥也在北京，我们一个礼拜在我大哥家过礼拜天，另外一个礼拜天就到他哥哥嫂子那里过。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就是到外头走走，最多聊聊天。

访问员：后来你们结婚的是几几年的事啊？

吴永湄：研究生毕业了，领导已经知道我要分配到新疆去工作了，没有告诉我。领导对我说：你毕业了要分配了，你要服从分配，你这个关系明确了有好处。（所以）我们1965年结婚的。

访问员：是回来到上海这边结的吗？

吴永湄：嗯。

访问员：有没有到枕流公寓里面来办酒呀？

吴永湄：没有，我们结婚以前，我公公到我家去了一趟，家长双方见了个面，在丽都花园吃了顿饭。我们是到杭州旅行结婚的，去了几天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就那么转了一转。

访问员：就没有摆宴席啊？

吴永湄：没有没有，吃饭了，请双方的家长吃饭了。那时候好像是困难还是什么的，反正我记得我们家是我爸爸妈妈在，好像我大哥也在上海，去了一下。就在上海丽都花园，那时候是政协的活动地点。我公公是政协委员嘛，他就说在那里请双方家长吃了一顿饭，没有别的东西。

访问员：就简简单单的，然后你们就去杭州旅了个行啊？

吴永湄：嗯，几天我都不记得了，反正就那么转了一转。

访问员：回来之后你就去新疆了吗？

吴永湄：回来以后…北京可能还呆了几天，后来我就走了。

访问员：两个人就分居两地了？

吴永湄：嗯，他在北京力学所，我就到新疆去了。没什么，那时候这种好像很自然的，走了就走了。我是10月份去的，可能那年冬天我先生到新疆去（看我）。那时候困难，新疆没有大米，都是吃玉米面粉比较多。他拿个帆布箱子，装了一箱子的米哦！别的也不带什么。火车还不正常咧，他买了票，结果说火车没到，要明天早上才有。他就拿箱子当枕头在火车站睡，睡到开火车，就那样过去的。他呆了一阵出来，回来的时候，我还请他在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吃了顿饭，要了个鸡。我印象还很深，很客气了，要了个鸡咧。

吴永湄先生朱丰泉去新疆探亲时装大米的帆布箱子

建设并保卫美丽的生活

访问员：您是在哪一年生的孩子呀？

吴永湄：1965年结的婚，1966年要的小孩。新疆工资比较高，一个月有88块，我就寄50块给小孩，自己留38块。我一个人没法带孩子，就留在上海我妈妈那儿。我不吃羊肉的，还要想办法到有猪肉的地方去吃饭，所以就这么样过的。

访问员：小孩有没有到枕流公寓来看看爷爷奶奶呀？

吴永湄：不能经常来，要划清界限的。我女儿小的时候，要到爷爷这里来，好像是我爸爸带着她来。也不敢进来，就说在窗外打打招呼，敲敲玻璃窗看看，都不敢进来的，怕进来了给他们惹麻烦。来往不多的，“文革”以后才好一点。

访问员：“文革”以后好一点的话，你们还有没有像以前一样去看公公排戏？有没有听他去上课？

吴永湄：没去听他上课，可能排戏还是有的。

访问员：平时朱老先生的学生会不会到这里来呀？

吴永湄：会来的，好几个学生老来的。他们就像在家里一样，跟我婆婆都很随便的。他们就在房间里头研究怎么排戏，对老爷爷生活上也很照顾。我女儿大一点以后，爷爷过世了以后，她还会去找那些爷爷的学生们聊天，她也喜欢戏剧。现在我女儿在新加坡自己办了几个班搞艺术教学。

吴永湄公公朱端钧于枕流家中接待学生。图片由朱家三子朱孚泉提供，朱孚泉现定居北京。

访问员：当时在枕流公寓里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吗？

吴永湄：那时候其实大家接触得不多，后来我和先生都到安徽去了，我在中国科技大学教书。有一次好像是七几年放暑假，我们回上海，朱家几兄弟都拖家带口回来了。本来老大在台湾，老二在上海，老三在北京，我们在安徽，老五在河北。那一次是在家里团聚了，这个房子反正住了十几二十个人，所有的人都回来了，我们都回来的。一个儿子成了四个人了，对吧？我家两个小孩，儿子是1972年在上海出生的，满月就抱去安徽了。老二家也是四个，老三家也是四个，再加上原来家里的人。（大家）都在这个房子里住，晚上就拿桌子凳子铺了睡觉了，都在家里头睡觉，很热闹的。又有表演，又有说故事，挺有意思的。大概是大哥（从台湾）回来，他那时候怎么回来的我也搞不清，可能是因为二哥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那次是最热闹的，难得聚聚是最好的。

2000年左右，朱家五兄弟于枕流家中聚餐。右起：长子朱雍泉、次子朱繁泉、三子朱孚泉、四子朱丰泉、五子朱胶泉。

访问员：您是什么时候回上海的呀？

吴永湄：从中科大退休以后，我就回上海了。因为上海当时出了一个政策，父母双方有一个人户口在上海的话，小孩就可以留在上海。我就想办法把户口转到上海来了，那么我小孩大学毕业就留在上海了。

访问员：后来您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呀？

吴永湄：我和先生是2000年过来的。我先生是2007年过世的，婆婆大概是1996年过世的。

访问员：现在的话，您每天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吴永湄：回上海以后，上海水产大学和静安区教育学院都返聘了我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女儿在新加坡生孩子了，我就辞职了。回国没多久，这里居委会又叫我去帮忙，我想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就去了。

访问员：您是几几年加入居委会的呀？在里面都做点什么事情呢？

吴永湄：我印象中好像是2003年就参加居委会工作了。主要是在里头打杂的，管我们楼组的一些事情。

访问员：收水费的话，这边有没有一些事情可以分享一下的呀？

吴永湄：我们是等自来水公司通知的，通知我们这一个月水费多少，那么我们就收多少。我们印了一本收据，通知各家各户几号到几号大家自己抄水表。然后在大楼的厅里头摆个摊子，你就来交钱。统一好了之后，交到附近的超市去，它那里是可以收公用费的。

访问员：每个月都收吗？

吴永湄：两个月收一次。我们的老百姓好得很，大多数人都是很自觉、很支持的，大家都客客气气的。还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外国人。外国人有的听不懂汉语。我小时候三年级学过一点英语，我就“Water、Water”指指水表，他也能明白。然后再抄一个数给他们。有的人晚上下班晚，我们就晚上上门。

访问员：那还是很辛苦的！吴老师，您是2000年搬过来的，在枕流公寓住了大概20年。

吴永湄：对，正好20年。

访问员：那您觉得枕流公寓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吴永湄：这套房子我们至今没有买下来，还是租的，房钱比较实惠。这里楼层高、空气好，我住的这个房间方向又好，到了冬天，一上午的太阳。另外，这里居民之间小问题不计较的，大多数人都很体谅你的困难，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有一些小事情，我能做的就做掉了。比如说每当逢年过节要发东西，我们这里原来离休干部有十几个，老人们现在更多了，要发点糕啊什么的，拎不动了我就搞个小推车，这是为大家服务的事情。我的身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好像比同龄人能多做一点事情。这可能跟我生活的环境比较有关系，因为一直在集体当中生活的。那时候实行劳动卫国制，人人都要通过，班长天天督促，我们就要去做。党和政府培养一个研究生不容易，你现在做一些又算什么呢？没关系，只要做得动就做吧。

吴永湄公公朱端钧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