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的悲惨命运（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的凄惨结局）

作为战国时代的绝对雄主，赵武灵王一直因胡服骑射的改革而妇孺皆知。他在位期间不断的扩充军力与开疆拓土，使得赵国的实力大增，进而变成抵抗秦军东侵的中流砥柱。

然而，这位雄主却在晚年遭困行宫，最终被叛乱者给活活饿死。日后的许多看客，也往往将这场悲剧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继承人之争。但当我们抛开成王败寇的传统偏见和宫斗戏码式的离奇演绎，就会发现沙丘宫变远非一次简单的夺嫡政变，而是蕴含着赵国自身的兴衰路径

晋国遗留的二元政治体制

春秋时期的晋国 就是后来赵国的直接起源

若要理解赵国，就不得不对作为其前身的晋国也进行追溯。早在公元前11世纪，周天子为保卫中原的核心控制区，分封王子唐叔虞到汾水流域建立唐国。这个几乎不为今人所知的诸侯，便是后来那个盛极一时的晋国起源。

此后，晋国势力不断向北发展，深入当时还遍布戎狄势力的山西高原。在领土扩张的过程中，不断将蛮族集团吸收进自身封建体系，逐步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夷夏二元体制。晋献公就曾与对方联姻，并产出了晋文公文公、和晋惠公夷吾，并让戎狄也逐步渗透进晋国宗室。稍后确立的世袭三军六卿制度，也堪称春秋版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中的狐氏就是狄人出生，让这种二元体制显得是愈发成熟。

赵氏的发迹 就是从担任晋国六卿开始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的初代目赵衰也贵为晋国六卿的核心成员。他们也长期和狄族联姻，让赵宣子和赵襄子这类首领都有自己的狄人母亲。等到赵襄子攻灭强大的智伯，也会依照游牧习俗来处理尸体，把对手的头骨制作为饮酒器。稍后更是成为晋国内部戎狄势力代理人，为晋国发挥统战蛮族部族的重要作用。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的格局正式确立。相比南方的韩魏两家，北面的赵氏就主要分得位于晋国北境的戎狄部落边区，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晋国夷夏二元体制的正统继承者。初建时的他们，主要领地也囊获高原之上的晋阳、代地和太行山以东平原的邢卫故地。依靠太行山脉的阻隔作用，形成戎狄风俗浓郁的西部高原畜牧带和风俗更接近中原的东部农业带。两地的习俗和治理传统差异，也确保了二元体制的长期延续。

战国早期的赵国版图

封建与郡县之争

赵简子曾为晋国主持过郡县化改革

其实早在春秋时代，赵简子就曾主导晋国的郡县化改革，只是程度远不及后来的战国各邦。由于战争烈度的大幅提升，中原诸侯们的外部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纷纷想以法家为思想指导，完成急功近利的变法图强。这就必然导致郡县化改革，以及君王对宗族和功勋贵族的加以限制。尽管许多贵族能保留“封君”爵位，但基本被弱化为只能行使经济特权而无治理实质。

在战国初年，同为三晋的魏人就先后大搞李悝与吴起的变法，暂时荣升为首屈一指的区域强国。临近的赵国自然也无法免俗，不仅有国相国公仲连主导类似变革，思想界也先后诞生了慎到、荀况和公孙龙等倾向法家的传经布道学者。这种倾向最终促成赵国迁都，将核心区域从西部高原的晋阳迁徙到东面的中牟，并最终辗转为大部分人所熟知的邯郸。但西部的居民依旧习惯于蛮族传统，并且始终抵抗着由郡县制改革发起的格式化转变。

位于河北邯郸的赵王城遗址

此后，也正是这些西部高原上的蛮化习俗，成功保护了赵人封建的立国传统。尤其是位于河套和阴山的代地，一直被当作赵国的附属存在。那里由被王室分封的代君治理，享有非常多的自治权，施行的律法也与内地郡县制封邑有很大不同。

赵国也继续利用当地的贸易线路，垄断昆山玉石贸易路线的大部分收入，并不断培育优质的马匹种群。作为法家革命对象的赵国旧贵族，也曾以代地为基地，对坚持郡县化变法的王室发起反击。这种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也使其在后来的沙丘宫变中扮演重要角色。

山西境内出土的春秋时期北方草原风格青铜器

胡服骑射加剧内部对立

三家分晋后 赵国最大程度的继承了前宗主的遗产

众所周知，蛮族强权的王位继承权内战就如同家常便饭。这是因为他们的领地往往非常广阔，众多原始丰饶的部落都以松散的联盟维系着松散联系，各部族都想支持自己的代理人上位。即便他们入主中原并推行吏制改革，原有的部族习惯法也会映射其中。赵氏宗族自身也深受戎狄族群的文化沾染，让异于周礼的习惯法对自己产生长期影响。

公元前4世纪，由亚历山大东征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希腊化时代。本就是陆上十字路口的欧亚草原，也加快将军事技术进步和贸易红利都传导至东方世界。比如在公元前326年继位的赵雍，就敏锐意识到北方边境的贸易路线愈发重要。同时也因深悉边地部落的军事组织价值，随即开启了以“胡服骑射”为标志的一系列军政改革。

军事层面的胡服骑射改革主要发生在赵国的西部

事实上，胡服骑射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赵武灵王挡住守旧贵族的非难，从上层社会开始推广胡服。他甚至摒弃长久以来的华夏本位主义傲慢，力图使赵国摆脱周王朝的礼仪秩序而接近北方蛮族。随着赵国接连吞并北方的楼烦、林胡和中山，太行山两翼的领地都有大幅扩张，其治下的族群成分也更为复杂。抛开国君的个人喜好，这种文化上的认同策略，就是对原本占人口多数的部落实施统战。

赵雍的另一项改革也堪称异端，就是在自己生前实施禅位。他开创性地将赵国政体改造为“二元君主制”，以少子赵何称王主持内政，自己则以主父之名统领军队开疆拓土。不仅多次在战争中身先士卒，甚至敢于孤身犯险进入秦国刺探情报，展现出的武德和勇气都十分罕见。赵国也继续膨胀为首屈一指的北境强权，几乎得以和暴秦抢占同一生态位。在富有胆识的主父治下，原本礼法观念就比较淡漠的民风日益强悍。

赵武灵王时期赵国的领土扩张

持续的领土扩张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进一步促成云中贸易路线的持续繁荣，使赵国发展成为了连通北方草地和中原世界的中转站。整个国家也变得如同世史书中记载的西域绿洲邦国，贸易发达且在文化领域也丰富多彩。国都邯郸也是当年著名的国际大都会。

然而，就像历史上所有强国那样，赵人在蒸蒸日上中也开始酝酿内部危机。由于版图扩张和二元君主制运作，赵主父逐渐成为西部封建旧地和部落联盟的代理人。身为赵王的少子赵何，则扮演着东方吏治化朝廷的对冲角色。在政治集权化加速落地的时代背景中，一国二主不仅加剧了地域和族群分化，也使得两种政治传统的对立愈演愈烈。后来的惨烈政变爆发，也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赵国西部的戎狄后裔始终与东部的法家官吏格格不入

惨绝人寰的宫廷悲剧

赵武灵王因晚年的继承人安排而遭遇不测

面对赵国体量的不断膨胀，赵主父便提出了一个广为诟病的分国方案。即把赵国划分为赵、代两个部分，将坐镇代地边区的长子赵章升格为代王，少子赵何则继续作为赵王继续统治其他部分。赵代约为兄弟之国，在复杂多变多的剧中共同进退。这一构想显然虽然很有上古的周礼遗风，却与吏制帝国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更很难符合后世君主的政治审美。

只是当我们放眼世界各地的历史，就会发现赵主父的设想非常正常。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就把帝国分别交由两个儿子统治，形成了影响力持续千年的两个罗马格局。公元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子孙还依靠订立《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帝国完全均分，逐步演化为今日德法意三国。即便在13世纪异军突起的蒙古帝国，也有成吉思汗命诸子在世界各地分封建立了四大汗国。因此，这种基于部落时代的兄弟分家传统，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其实广泛存在。年代比这些案例都早的赵武灵王，自然也不会对类似的处理方法感到陌生。但战国时代法家思潮兴起，已悄然断送了赵国内部封建制复兴土壤。赵主父的分国方案，也就在群臣的极力反对中作罢。

早年周礼的封建遗风 是法家官吏所必然反对的事物

不过，王子们对权力的野心不会随分国提议的作罢而消弭。长子赵章和少子赵何由于立储之争，他们各自背后的政治势力矛盾也积蓄已久。双方早已剑拔弩张，任何一方的急躁冒进都会带来万劫不复的后果。

公元前295年，代君赵章趁主父和赵何在沙丘游猎之际，与心腹田不礼发动兵变。他们提前设下埋伏，并假传主父旨意召见赵何。辅佐赵何的大臣肥义怀疑有诈，便代替赵何前去应召，结果自然是被对手杀死。赵何也急召近臣公子成和李兑领兵前来平叛。对方因不敌王军，所以逃至主父在沙丘的行宫，靠着父亲的舐犊之情被收留下来。然而，公子成和李兑随即率军攻入行宫杀死赵章。随即又害怕主父对他们实施报复，也不敢承担弑杀主父的罪名，便对行宫实施围而不攻。二人赶出所有宫人，只留赵武灵王一人在里面自生自灭。直到3个月后才再次进入，发现这位雄主因饥饿而化为干尸，连宫内树上的鸟窝里都被完全掏空。

赵武灵王的结局可谓是异常难看

赵国衰落的伏笔埋下

代地的边区居民 也在沙丘宫变后遭整肃

沙丘宫变的结局表明，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吏治朝廷，最终压制了以代地为核心的领主部落联盟。随着公子章和赵武灵王相继殒命后，赵国宫廷也对西北边郡实施大清洗。他们将代地的封国地位取消而改为代郡，将当地原有的自治传统完全破坏。这种做法自然会遭到边地军民的集体反对，进而形成一种难以被弥合的地域对立。在多年后的长平之战中，正是这些胡服骑射的后代们选择不动如山，从未在争夺激烈的战场上现身，甚至在稍后还爆发过叛乱。

讽刺的是，长平战败后的恶劣地缘形势和压力升级，使得赵国宫廷不得不向边区妥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代地的部落联盟传统，换得使对方重新加盟进来，成功驱逐了想要趁火打劫的燕国军队。但西北边区早已没法冲向到赵武灵王时代的辉煌，许多边境城邑也不断遭秦国蚕食。尽管赵国可以通过对齐魏开战来弥补损失，但作为重要兵产地的高原领地却日益萎缩。待到战国末年的李牧执掌代郡，才再次靠尊重民俗而赢得用户，换来对早期匈奴与秦国方面的最后那点胜利。但此举也遭至邯郸宫廷的本能警觉。所以在公元前229年，被法家思维固化的赵王迁出就听信弄臣谗言而将其谋害。

李牧在军事上的成就已是赵国的回光返照

李牧的结局，也宣告了赵国彻底进入自己的最后倒计时。在他死后的第二年，邯郸就被再度东来的秦军攻陷。王子赵嘉别无去处，还是只能选择逃奔代地，依靠边地军民的残余武德又抵抗了数年之久。这不得不说是对其一贯政策的再度讽刺。

许多长期生活在当地的赵国军民，也因过度内耗而不再有能力保卫故土。于是纷纷选择向北撤退，争相投奔到当时才成型不久的匈奴游牧集团。他们的后裔也将会以另一种面目继续出现，战斗在封建联盟与抗吏治君权的冲突前线。当然，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