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的模块（说不尽的语文学）

【著书者说】

作者：沈卫荣（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小书，题为《回归语文学》。这本书共七章，加上前言和结语，分别是我近年来先后发表的九篇专题文章，讨论的是语文学和它与文学、佛学和藏学研究的关系。书中颇多现身说法，从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和它与语文学的关联出发，探讨作为一种学术方法的语文学对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之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和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语文学对于人类于今日这个世界何以才能和平共处的重要意义，并向学界再度发出了“回归语文学”的呼吁。自觉收入这本书中的这些文章写得都很浅显，说的道理也极简单，并没有语文学家身上自带的那种来自象牙塔的霉味，但真要说清楚什么是语文学，并让人明白何以今天必须要回归语文学，这或依然还是一项未能完成的使命。语文学是一个说不清，也说不尽的话题。

1.何谓语文学？

语文学（英文philology，来自希腊语philologia）的原意是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它与热爱智慧的哲学对应，形成为人类智识和思想体系的两大分支。语文学包罗万象，甚深广大，是人类一切知识和学术的总汇。语文学体用双运，善巧方便，是打开人类古典知识和思想宝库的一把钥匙。从古典到近代，语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担当，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语文学既可以总括经典研究或古典教育，也可以专指对文本／文献的研究，包括语法、文本对勘和诠释等，还可专指文学研究，或者研究文献、文字记载与历史的关系等等。不管是作为与哲学相对的那个普遍意义上的语文学，还是作为整个古典学术和教育的代称，或者是作为近代人文科学的同义词的那个语文学，还是那个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之最基本的学术方法的语文学，它们的内涵和外延都深不可测、高不可攀，钻之弥坚，仰之弥高。而且，它们互有关联，互相渗透，不容易把它们明确地分割开来，更难给它一个一以贯之的、十分明确的定义。

作为一名当代人文学者，我对语文学的关注自然以作为现代人文科学最基本的学术方法的那个语文学为重点。但是，为了要说清楚何谓语文学，我们也必须对语文学于整个西方学术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我对语文学的了解是随着我自己学术生涯的展开而不断变化和加深的。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于此我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中最有特色的一项是韩儒林先生得自伯希和先生亲传的历史语言学。具体来说，即是韩先生依此能独步近代士林，并对中国近代西北舆地之学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审音勘同之学”。

2.历史语言学、东方学与语文学

韩儒林先生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蒙元史家，而且也是一位十分优秀的中亚语文学家，他创立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曾是一个杰出的蒙元史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学术训练基地。吾生也晚，未能得到韩先生亲传，但于此近十年的耳濡目染，对“审音勘同之学”亦有很深的体会。当时，我即把韩先生所传的这套独特的学术方法直接理解为语文学。除了“审音勘同”，南大元史室当时所倡导的学术方法，即以解读多语种文献资料为基础，上穷碧落下黄泉，尽可能多地发现和利用一切相关的文献资料，对它们进行细致扎实的实证性的历史研究，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语文学学术方法。

宗喀巴唐卡画像，18世纪作品。美国鲁宾艺术博物馆藏

或正因为我在南大元史室接受了这些语文学的基础训练，所以当我后来去欧洲留学，转攻藏学博士学位时，我并没有感觉到在学术方法上有任何的隔膜与违和。西方传统的东方学研究学科，如汉学、藏学或者佛学等，本质说来，它们不过就是汉语文学、藏语文学和佛教语文学，都以语文学为最基本的学术方法。即从解读相应民族、宗教的语言和文献入手，进而研究它们的历史和文化。而韩先生在南大元史室建立的学术传统与西方的东方学传统本来就一脉相承。西方之东方学研究的语文学传统最终被打破，是二战以后区域研究在北美的崛起。区域研究不再以一个民族和地区古代的语言和文献，以及宗教、文化传统为重点，而更重视对它们现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当汉学被中国研究，或者佛学被佛教研究取代的时候，传统语文学即被一种兼容了人文与社科的跨学科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方法所取代。

今天看来，把以“审音勘同”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语言学直接与语文学画等号不尽妥当，我们有必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谨慎的区分。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特别是英国学界也曾长期将语文学与历史语言学等而视之，而这种以历史语言学为重头大戏的语文学即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它在傅斯年先生等学术领袖们的倡导下，开创了中国近代人文科学研究的新风尚、新气象。近代人文科学研究之建立的重要标志就是以一种准科学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来取代传统的神学的／经学的和哲学的研究。于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民国学人们普遍认同这种学术路径，语文学占据了人文科学的核心位置。1928年傅斯年先生于中央研究院率先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原意应当不只是要建立一个同时研究历史和语言的专业研究机构，而是要建立一个用历史的和语文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历史和哲学／宗教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研究所。

3.以印藏佛学研究为代表的语文学实践

自离开南大元史室之后，我的学术重心渐渐从历史研究转向藏学和佛学研究。随着我对印藏佛学研究的了解不断加深，我对作为方法的语文学的高冷和精致有了十分深刻的领会。在印藏佛学研究领域内，语文学迄今依然是岿然不动的学术主流，我十分仰慕的学术偶像都是现象级的语文学家，他们对梵、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把语文学实践发挥到了极致。有人说语文学是一门于流亡中成长的学问，一种语言、一个文本距今的空间距离越遥远、年代愈久长、文化越隔膜、文本越残破，就越要求语文学最大限度地到场。与此相应，对古典梵、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已成为当下西方语文学研究中一个特别令人瞩目的领域，其语文学实践的标准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法藏敦煌文书《顿悟大乘正理决》

国际印藏佛教语文学研究的标准做法大致如下：选择一部前人尚未发现、注意或者研究过的梵文佛教文本，尽可能地收集到它现存的所有不同的传［抄］本，先将其中一个最早或者最完好的本子逐字逐句地照录，以此为基础对众多传抄本进行十分细致的对勘，即释读、比较、编辑，由此整理出一个既能汇集各种传［抄］本又能显示它们之异同的精校本。在这个精校本中，语文学家要对文本中的用字、音读、语法、修辞、逻辑和上下联系等做仔细的考量，并依此对这个文本做出基本的释读；然后通过对文本所传达之意义的推敲，再参照相应的藏文译本及其释论等，对文本中出现的各种文字的差异做出当如何取舍的解释和建议。紧接着，严格按照原文的文字、结构和意义，将这个文本翻译成现代语文，并根据与这个文本相关的其他一手的文本和二手的前期研究成果等所能提供的资料，对这个文本中出现的所有经、续、论、赞颂、仪轨，以及各种名物制度的名称等，于脚注中尽可能多地举证相应的资料，并对它们做出详细的分析和解释。

通常，一个佛教文本的精校本和它的译注本的完成，就表明一部合格的语文学著作的诞生，欧洲早期的佛学研究著作绝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作品。可是，一位优秀的佛教语文学家，通常也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哲学家、思想家，他们从事佛教语文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厘定文本，而且还要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诠释文本。所以，他们常常会在精细地厘定和忠实地翻译文本的基础之上，再花一番被称为“高等批评”的语文学功夫，即对文本的作者、成书背景、流传和被接受的历史等做进一步的探究，从对文本的分析、对勘中构建这个文本形成、传播的历史，再通过对文本的释读和分析，对文本的微言大义做出哲学的和思想的分析和阐发。分析和解释文本的思想和意义，也是语文学实践的核心内容，语文学的一个最新定义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问”。

4.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研究

30余年来从事蒙元史、藏学和佛学研究的学术经历，让我对作为方法的语文学实践有了切身的体会。与对“热爱智慧”的哲学相比，我无疑更亲近“热爱言语和文本”的语文学。虽然自己的学问还达不到印藏佛教语文学所树立的标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始终服膺和推崇语文学的风格和精神，亦常以语文学家自许。出于这份对语文学的信念和坚守，我自觉地将对文本的解读和分析作为任何学术实践的起点，久而久之，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不受文史哲等学科分野的限制，由此也越来越确信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都应该是语文学研究。

在今日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跨学科研究成为一个响亮的学术口号的前提下，我们大概无法再让人文科学重新回到那个文史哲不分家的语文学时代。尽管语文学对于人文科学的意义就如同数学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一样，但语文学恐怕也难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重新回到21世纪的世界一流大学中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语文学确实是“现代人文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源头”，虽然语文学不可能替代文学、历史和哲学／宗教研究，但是，文学、历史和哲学／宗教研究都有必要回归语文学，因为语文学过去是，现在也依然还应该是现代人文科学最基本的学术方法。

今天，不管是中国大学中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还是北美大学中的“东亚语言文学系”，我们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把它们看成是从事语言和文学教学、研究的学术机构，我们习惯将literature理解为偏语言艺术的“文学”。其实，literature一词源于拉丁文litteratura，本意指写作、语法与学问。在西文语境中，literature更多是指作为知识载体的“文献”，例如英文中说TibetanLiterature，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藏文文献”，而不是指“西藏文学”。语文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和文献（文本），故中文系或者东亚语文系应该就是从事语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机构。

HansUlrichGumgrecht著作《语文学的权力：文本研究的活力》

从近现代人文科学学术史的角度看，“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正是以语言和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语文学的最直接的传人。语文学是一门带着人文和历史关怀来研究人类语言和文献的准科学，它既有科学理性的一面，同时也离不开推测的维度。进入20世纪之后，语文学开始裂变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两大各自独立的学科，前者向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而后者则越来越朝着人文和历史的方向进步。随着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和成熟，语文学便渐渐在学术体制内消失了。可是，语言学不断增长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使它渐渐失去了人文性质。而文学研究则因过分强调阐释的力量，不再给文本以应有的地位，逐渐沦为一门没有学术聚焦点的、无所不包的人文学科，且日渐远离科学理性，与精准、严密的文本语文学形成强烈的对照。这大概就是为何时不时地都会有文学界的大佬们，如保罗德曼（1919-1983）和萨义德（1935-2003）等，站出来呼吁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重要原因。

总之，语文学是现代人文科学的源头活水。在现代人文科学体系中，任何学科，哪怕是神学或者哲学，都必须首先是一种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否则就难以被认为是一种科学的人文研究。虽然语文学的人文科学研究于形式上并非都必须采用前述印藏佛教语文学的做法，但是，它至少要求每个人文学者都必须坚守语文学的核心实践，即要求学术研究必须从语言和文本出发，必须将文本放在它原有的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对它做出合理和正确的解读。

5.回归语文学

近代欧洲最激进的虚无主义哲学家尼采（1844—1900）曾是一位十分失败的古典语文学家，晚年的尼采最终从他可怕的失败经验中顿悟出了最宝贵的语文学精神。他曾说语文学是一种慢慢读的艺术，是一种处理言辞的金匠般的艺术和鉴赏力。这种慢慢读的艺术就是语文学最值得珍惜的学术精神，失去语文学这门艺术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失去一种最好的教学方式，失去众多宝贵和丰富的历史记忆，也将不再能接近已被现代性摧毁了的生活方式，不能享受和人类的过去相沟通的那份奥妙。语文学水准的降低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失落，表明人类阅读他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因此而能够保存他们人性尺度的那个能力的丧失。尼采还说，我们语文学家的任务无非是要理解古典、现实和我们自己。

“三部怙主”唐卡，19世纪作品。印度新德里西藏之家博物馆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印度学教授希尔顿·波洛克先生无疑是当今国际学界最著名的语文学倡导者，他不遗余力地呼吁语文学的回归和复兴。遗憾的是，他的努力并没有在以德国印度学家为主的欧洲学者们中得到热烈的回应，他们说：“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语文学，你让我们回到哪里去？”今天，当我在中国学界呼吁回归语文学时，也深恐会面临类似的困境和不一样的问题：“何谓语文学？你要我们回到哪里去？”其实，语文学曾经一度在中国大放异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文科学研究出现过的昙花一现的辉煌，与语文学的引入和被推崇有很大的关联。今天我们或只要能够回归那个曾经引导学术走向辉煌的语文学传统，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与时俱进的眼光去看待它、把握住它的最新动态，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就一定能够做得更加坚实，我们也就会更有自信地与世界一流学术接轨。于此，我或更应当呼吁的是语文学知识和训练的普及，因为一个完全缺乏语文学训练的学术团体，是永远不可能崛起于世界学术之林的。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语文学与理论视为人文科学的两种互相对立的学术方法，且都崇理论而抑语文学。实际上，唯有语文学才是人文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方法，而理论不是方法，它或能为我们打开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启发一种新的学术视角、提供一种新颖的叙事范式，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替代对文本做细致、扎实的语文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证明某种理论是如何颠扑不破，如何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精神文明的丰富性、复杂性，揭示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发展轨迹，它们都无法用任何一种理论来总结和概括。人文科学研究永远应该从文本而不是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理论无论走出多远，升华多高，新意如何迭出，最终都必须能够回到在文本的约束下更好地理解文本这个落脚点上，即使这个落脚点并不是人文研究的终点。

（本文图片均选自《回归语文学》《回归语文学》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31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