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密码是悬疑小说吗（从创作者角度分析悬疑侦探小说达）

《达·芬奇密码》是美国作家丹·布朗创作的长篇小说，2003年该小说上市以后，迅速以750万本的销量打破美国小说销售记录，其受欢迎程度堪与同年出版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相比肩。

基于庞大的读者受众以及引人入胜的故事内容，《达·芬奇密码》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由朗·霍华德执导，汤姆·汉克斯、奥黛丽·塔图、伊恩·麦克莱恩主演，于2006年上映，最终全球票房收入7亿5670万美元，居2006年全球电影票房第二名。

小说也好，电影也罢，其核心吸引力还是在于故事内容本身。故事从卢浮宫的一桩杀人案开始讲起，卢浮宫馆长被杀害，警察在他身边发现了关键性的密码指示，符号学专家兰登作为案件关键人物被卷入其中。与此同时，死者孙女索菲——一位密码破译专家登场，与兰登组团破案，通过逐步调查，惊奇的发现所有的线索居然隐藏在达芬奇的艺术作品中，在进一步的行动过程中，二人更是发现了关于耶稣的惊天秘密。

比起罗琳利用庞大想象力所虚构出来的霍格沃兹魔法学校来吸引读者，丹·布朗另辟蹊径，通过大胆假设颠覆西方基础认知观的故事冲突、非传统线性虚构叙事手法以及以符号学为核心的情节刻画和设置等几种方式，来吸引住读者的目光，来重构读者的世界观。

本文将从故事冲突、叙事手法和细节刻画三个面，去解读小说《达·芬奇密码》的成功之处，同时在文末，将会结合畅销书《达·芬奇密码》的成功之处，提出对现代小说创作的两点思考。

关于《达·芬奇密码》故事冲突设置，丹布朗的步子迈的非常大，将故事冲突的矛盾指向西方精神世界的母体——耶稣，他大胆的构设出一个新的基督故事，冲击着读者的精神世界。

在这里有必要简单陈述一下西方世界里传统的基督故事：耶路撒冷城外，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遇难，耶稣受难后第三天，一众门徒打算去为耶稣安葬，发现耶稣尸首不见，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从那一天起，陆续有受众表示见过复活过的耶稣，当越来越多的受众明白耶稣复活的真相，他们对于这个事实得出的解释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在小说《达·芬奇密码》中，作者用一个十分紧凑的节奏，描述了一个新的耶稣故事：耶稣娶了一个平凡的女人抹大拉玛利亚，并且还在法国降生了一个耶稣的后代，而四世纪天主会压制了这个事实真相，而守护这个秘密的人创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将圣杯这个符号指代耶稣后人，某一任守护者达芬奇，将这一事实化成各条线索隐藏在名画《最后的晚餐》之中。

对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来说，这个故事相当之惊悚了。因为在传统耶稣故事中，耶稣是被赋予了神性的，他重生了，去了天堂。而新故事却赋予了耶稣人性，他娶妻生子，留下血脉，那么耶稣是上帝儿子这一个说法便是无中生有。

可是作者所讲述的这个新故事，却并没有被所有读者一票否决，相反有许多读者因为看了这本书，对耶稣的故事提出了质疑。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完全有悖于常理的故事，却能够让人接受并产生质疑，不得不说这是这本小说的第一个成功之处。如若我们在深一步思考，为何作者能够将一个并没有证实过新的故事讲的让人信服呢？答案是，作者在细节做足了功夫，详解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挑战人们的认知底线制造冲突的故事构建手法，并非《达·芬奇密码》小说创作首创。但如《达·芬奇密码》这般，通过一本小说让现实人们对已接收的宗教信仰产生质疑，几乎也就只有它能做到而已。

为什么？

因为运用了大量的真实事件、物体，作为关键逻辑的串联物，这些细节构建出一条关于新故事的新的逻辑链，让虚构中包含真实，这样就消除了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界限，渐渐的融为一体。

作者对每一个人们熟悉的符号做出了新的定义，并且在意义指向上巧妙的处理好了高雅与通俗的关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去解释高雅，让新的定义存在双重功能。

举个例子：开篇卢浮宫馆长的死亡惨状与达芬奇著名画作《维特鲁威人》不谋而合。馆长身上用鲜血描绘出了一个五角星，留下了巨大的悬念，男主人作为一个拥有符号学教授身份的解密者。这使得解码线索与名人达·芬奇密切相连，随着案情的层层深入发展，更多的符号鱼贯而出，有与达·芬奇相关的名画以及他所属的神秘团体，有各种建筑符号以及各种自然物象符号、抽象符号等，这些符号因案件而相互联系在一起。

而事实上，维特鲁威人的真正创作目的是为了向世人展示“黄金分割与完美比例”这一概念。作者通过一种陌生化的阐述手法，借助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来承载自己的新定义。

就好比作为一个读者，当你没有接触过达芬奇的这副画，当从符号学教授男主角的口中说出这个阐述的时候，你由于不熟悉这个艺术作品，就会在男主设定的权威身份下，选择相信这个解释，落入作者的逻辑圈套——对故事内容更加的感兴趣，更想去寻找到一个关于达芬奇的新线索。

而这样的符号文学反转，在整本小说中层出不穷，例如对《最后的晚餐》的重构，耶稣旁边的不是门徒而是他的妻子——抹大拉玛利亚，整幅画重点实际上是在暗示耶稣与抹大拉玛利亚的夫妻关系，而并非人们常识中所认为的那样。

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反转，让整个故事更具有可看性，更加的隐忍深入。而将这些细节串联和编织的手法，又是作者另一个高明之处。

作为侦探悬疑小说，设置悬念必然是驱动读者继续阅读的重要手段。传统侦探的情节模式大致都遵循：由案件的发生到侦探介入案情调查，通过提出问题、收集证据、排除怀疑对象，最终将与案情无瓜葛者一一排除在外，最终揭示案情真相，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

但是丹布朗虽然也在某一程度沿用了这样的模式，但是他的叙事方式则更加的高明。从案件一开始“卢浮宫杀人案”是确立的凶杀案，作为引子，引起作者的探索欲，埋下解谜谜题。但在解谜的过程中，作者巧妙的通过精密的细节描写，将“探索耶稣的故事”作为杀人案解谜中的另一个悬念。

双重悬念的设置无疑让整本书的价值和影响力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如若只是一个单纯的杀人案件，那么突出的只是破案者的智慧，以及案件背后的价值。但“耶稣的故事”则是将故事价值上升到了一个普遍性层次上，大胆颠覆了西方宗家思想中的常规，从而引发巨大的社会思考。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通常不仅能够满足读者对故事的索求，还能够从更深层次的启迪读者的心灵与智慧。无论是从读者角度还是从创作角度，《达·芬奇密码》都是一本杰作的小说。

拆解好的故事，是写出好故事的第一步。分析《达·芬奇密码》讲故事的成功之处，让我对于写故事有了以下两个启发：

第一，故事的内核需要写作者丰富的知识作为重要支撑。

作者丹布朗的知识体系、人生阅历是他创作的宝库。在《达·芬奇密码》中，对各项符号文化的重新定义，都充分阐述了作者本人丰富的艺术素养以及哲学思考能力。因此，要想写出好故事，需要更努力的充实自身的知识库、素材库。

第二，叙事不妨细致。

大数据时代，每个人所接触到的数据都是海量的，这为写作者写出十分有新意的故事提高了难度。能让写作者突出重围的不再是知识方面的猎奇和稀缺，而是一种细致的叙事模式。通过细致的描写，才能够让故事真实、令人信服，让人有代入感。

《达芬奇密码》盛行风靡，经久不衰。15年后的今天，能够称得上真正超越这本侦探小说的同类型作品，属实不多。它不仅是丹·布朗个人创作的里程碑，也是目前文学创作实践难以超越的高峰。

它的成功之处值得想要写好故事的创作者好好借鉴，当然，从一个侦探小说迷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值得推荐、值得细品的小说。

《达·芬奇密码》的成功是难以复制的，对于一个普通创作者，要想创作出如此高度的作品是很有难度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总结它创作的成功之处，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