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偶遇船媚娘（青楼帷帐下的隐秘历史）

孔夫子曾曰，所谓“食色性也”。的确，自古即今，历史无非是男女两性的欲望演进而已。虽然略有些夸张，但细究之下，无论经济、政治、军事还是文化，哪个能彻底脱离人的欲望而存在呢？而欲望的最原始冲动，或许就是男女之欲了。在传统中国的文化中，礼教和宗法是子曰诗云的谆谆教诲，更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之道。特别自两宋推行程朱理学以来，上到朝廷，下到草民，更是高高挂起贞节牌坊，将欲望压抑到了极点。但是，偏偏在这吃人的礼教之下，西湖船娘和大同婆姨却愈来愈红火。青楼酒馆间的烛光酒盏下，到底隐藏着什么隐秘历史呢？

想当年，晚明的秦淮河畔，商贾炽盛之下，各路文人墨客乃至于朝廷命官，都荟萃在了这片烟花柳巷。直到崇祯以身殉国，这里照样像世外桃源一般游乐。尽管遭逢八旗南下，但这幅繁华景象很快又卷土重来。最后，作为人文财赋重地的江南，居然以西湖船娘和扬州瘦马名满天下。当然，这些佳人名伶在一般人嘴里，不过是轻浮又下贱的娼妓。那么，娼妓到底有何来历呢？为何地位如此不堪，甚至连下九流的乞丐都能歧视。

其实，各个民族都有对女性的崇拜阶段。无论是丰满的女性塑像，还是战争过后的男女战俘分配，都是先民对繁衍人口和养育后代的渴望。当然，过程是暴力和野蛮的。如果单纯地看“娼妓”二字，早先并无现今的歧义。何伪妓女？根据现有史料，最早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解释，“妓，妇小人物也”。可见，“妓”在一开始并不是后世的苟且卖身。至于“娼”，字义本是放声高歌的意思。所以，“娼妓”在最开始不过是用来形容舞乐女子的。

春秋战国时，齐国害怕孔子担任鲁国大司寇（丞相）后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便特地给鲁国君主送去“女乐二八”（两列共十六人）。在美色的诱惑之下，鲁国君主开始荒废朝政，逼得孔子出走周游列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涉及娼妓的。之后，齐国的管仲更是首创女闾，堪称后世妓院和青楼的鼻祖。史书曾有记载：“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其实，精明的管仲可谓“无利不起早”，通过开设官家妓院，不但课以花粉税，极大的充实了国库收入，为齐国的崛起做物资准备。此外，列国失势的贵族和门客都会被这美色吸引。妓院便成为吸引这群人的最好去处。

眼看齐国靠着妓院发家致富，其他诸侯也争相仿效，官妓制度终于形成。此后，直到西汉武帝时，为了充分调动将士们的战斗力，便效仿越国的勾践，将女乐、寡妇、罪犯妻女、女俘等送入军营，正式确立了营妓制度。从此，女子们便被君主权威和阶级压迫牢牢束缚，成为天下男子的玩物。之后的南北朝，由于中原王朝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冲击下迅速崩溃，新鲜的文化和开放的习俗也逐渐传入到了中原和江南。等到天下一统的隋唐，中外文化交融下，社会蓬勃繁盛，故而又开设了教坊乐舞制度。教坊妓可以出身于破落的名门，也可以出自寻常百姓家，但均要凭姿色和技艺的高低分为不同等级，当然，男女两性的服务也存在，但居于次要位置。

因正因为此，青楼瓦舍等喧哗处，不乏才貌双全的女子们，引得科举进士和诗人游侠魂牵梦绕。比如李商隐和白居易，均是那个开放时代中敢于向教坊妓表达爱意的知名人物。篇篇诗歌，都在冲击着禁锢人性的礼教。隋唐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顶峰，色情行业亦然。唐代不仅形成了发达的宫妓，社会上更是形成了隶属于各级官府的官妓，这些官妓要在其所居住之处注籍登记，由地方长官管理，官府举行庆典宴会时，这些女子要去接待宾客和应酬同僚。当然，免不了要歌舞献艺、陪酒助兴。

到了经济发达的宋代，不仅饮食业的发达、游乐之风也十分盛行，供人娱乐的瓦舍勾栏更是林立。当时，大到酒楼，小到茶坊，均有妓女充斥其间。甚至还有“楼不在高，酒好则名；院不在深，有妓则灵”的荒唐俗语。到了蒙元，由于实行匠籍制度，各色人等的身份和职业几乎要世代相沿。所以，连同社会上的娼妓也要统一注籍，并报教坊司备案。凡是入籍为娼的女子必须领取执照才可营业公开买卖，当然也要给官府纳税。

宋元之际，程朱理学迅速兴盛起来。早前，即便是寡妇再嫁或休妻再婚，社会普遍都是接受的，哪怕是贵如皇亲国戚，都是如此。只是随着礼教纲常的日益严密，各界人士对于社会底层中妓女更是百般践踏。一般妓女的营业场所称为“寮”，再破旧一点的，甚至可以是街头乞丐贩卖拉拢来的女子，随意撤块破布和刨个土窑便要开张，故而也就有了“窑子”的名声。正规一些的便是妓馆和青楼，其中，妓馆依旧低俗，而青楼则略高雅。青楼不仅提供餐饮，而且会豢养一批精通琴棋书画的女子，将其好生培养。青楼并非庸俗的酒肉场所，更多的掺杂了古代独有的典雅气息和礼乐传统。比如名冠东京的李师师，作为头牌，从不轻易抛头露面，哪怕是微服私访的宋徽宗，也难入得她眼。

到了明清，官妓制度仍在发展：京师设有教坊，地方有乐户，在朝官吏狎娼有禁，但士绅在家却仍可以例外。于是，私人豢养家妓的风气也随之而起。为了侍奉各路达官贵人，江南逐渐有了西湖船娘和扬州瘦马一类的私妓，而雁北之地也因逃难来此的人越来越多，商贾也纷至沓来，逐渐产生了婆姨。这些女子一般自幼便被老鸨收买，不仅教习社交礼仪和诗书乐器，而且还会教授男女之事，以供男子发泄。

自古便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讽刺，但晚明的李香君和柳如是，晚清的赛金花，无不是出身娼妓，但其作为却远胜男儿。虽然历史上曾有值得烟花女子们祭奠的北宋词人柳永，但她们更多遭遇到的，却是将其当作玩物和发泄工具的男子。可以说，娼妓制度的存在，本身便是强者以权力对弱者的剥削。女子头上的四座大山：族权、父权、夫权和男权，实在是压抑着她们喘不过气来。

虽然新文化运动中便有“废除娼妓”的口号，但在乱世始终未能成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数年，才将大批旧社会的妓女成功收容改造，不但将其教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且极大的保障了这些悲惨女子的人身。延续千年的性剥削，终于在1958年的废娼运动中一并落入历史的垃圾堆。虽说如此，但女子们的人身保障和平等权利，仍有待社会各界的进一步关注。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苏灿

参考资料：［日］斋藤茂：《妓女与文人》；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