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大兴文字狱的故事 明代大兴文字狱

明代文字狱作为明代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的补充手段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本文纵观明太祖至明思宗时期二百多年间的文字狱，到底有哪些特征？小编带你走进明代的文字狱，站在一个皇帝背后的角度看看文字狱到底有哪些坏处和好处。

一、绝对皇权背景下受皇帝主观色彩影响更加鲜明

明代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采取种种手段废除丞相制度，从根本上将丞相这一职务剔除，彻底击溃了往日里可制约皇权的相权。这使得明代君主专制达到空前巅峰状态，并在正统礼法制度上奠定了往后君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由此，明代的君权凌驾于整个官僚系统之上的，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意味。明代皇帝手上掌握着整个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文字狱受皇帝主观色彩影响更加鲜明。

1.皇帝性格乖张成为明代文字狱的主要诱因

纵观明代十六位皇帝，成长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具体体现在对待文字狱的态度上也尽然不同。下面选取明代执政期间发生文字狱数量最多的三位帝王加以具体分析。

明太祖早年经历丰富，甚至在幼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处于流浪之中，这种艰难求生的生活导致了朱元璋刚愎自用、敏感多疑的性格，长时间处于社会底端养成了其骨子里的自卑，惨烈的战争唤醒了朱元璋的残暴。明太祖这种敏感多疑，孤独刚愎、自卑且残暴的性格则成为当时文字狱的主要诱因。

明成祖朱棣早年曾接受朱元璋的封建正统教育，青年时期被封藩王，并多次参与北方军事活动，后成为实力最为强盛的藩王之首。由此可见，朱棣是一位文武全才、骁勇善战、行事果断的人。

这种杀伐果决的性格在明成祖执政前期的文字狱上体现的可谓淋漓尽致。例如最为著名的方孝孺“诛十族”，练子宁株连全族，这无不体现明成祖杀伐果决的性格。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明成祖杀伐果决的性格是当时文字狱的主要诱因。

明世宗从普通的藩王之子即位，历经“大礼议”逐步成长为一位合格的君王，“大礼议”中明世宗获得胜利，由此大权独揽。至高无上的权力导致他形成刚愎自用，狂妄自大，好面子，爱猜疑等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也影响了当时文字狱的发生。

例如进诗献书类文字狱，最初的起因就是世宗自觉励精图治，意图得到世人的称赞，于是进诗献书成为当时的风尚。但世宗多猜忌，从进献诗书中挑剔文字，进诗献书类文字狱大多因此产生。通过对上述三位帝王的性格分析可以看出，皇帝性格乖张成为明代文字狱的主要诱因。

2.皇帝特殊的人生经历与文字狱的发生直接关联

明代文字狱的一部分是在当时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具有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而这种文字狱大都与当时执政帝王的特殊人生经历有直接联系。

沿时间维度分析，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人生经历最为丰富。明太祖出身农民家庭，家庭贫困，地位低微，早年经历较为丰富，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起义，甚至幼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处于流浪之中，这段早年苦难经历在朱元璋称帝后间直成为他心中的一片阴霾，生怕被那些文人嘲笑了去。

明太祖时期的文字狱皆因触犯朱元璋的忌讳，朱元璋在犯案者的文章中摘取字句并曲解字意，认为官员借机讥讽自己，而文字狱作为一种惩治手段被他肆意滥用。明太祖时期的表笺类和诗词类文字狱被朱元璋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特征，其早年经历直接导致洪武时期的文字狱。

明成祖是明太祖的第四子，按嫡长子继承制本没有继承大统的资格，朱元璋在位时原立其长子朱标为太子，后传位于朱标长子朱允炆。但同时朱元璋为御海防患两次分封诸子为藩王，藩王们各拥重兵，坐镇一方，势力庞大，其中朱棣便是实力最为强盛的藩王之一。

朱允炆即位后，强盛的藩王势力成为其心头大患，遂决定削藩，此举激化了朝廷与藩王间的矛盾。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谋权篡位。明成祖的帝位来路不正，为巩固其帝位，大肆诛杀反对者，明成祖时期的文字狱大多用来歼灭建文帝同党。可以说明成祖这段特殊的篡位经历直接导致了当时的文字狱。

明世宗原本为兴献王之子，他幼时接受普通藩王教育，后因武宗无嗣而即位。明世宗执政前期，便因争议其生父兴献王尊号而发动“大礼议”。从这方面可以说，明世宗特殊的人生经历直接导致了“大礼议”的发生。

明神宗十岁登基，幼时在先生张居正的督导下学习极为刻苦，从不懈怠，但张居正死后，他听信谗言，对张居正不喜，这段人生经历则直接导致了张居正死后两年的高启愚试题案。由上述四位帝王不同的人生经历及在位期间发生的文字狱可归纳，皇帝特殊的人生经历与文字狱的发生直接关联。

3.特务政治成为明代文字狱的助推器

明代建国之初，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六部直隶皇帝，但国家事务繁多，仅凭皇帝一人是无法顾全大局的，出于对官员的不信任，便有了所谓的明代特务政治。明代的特务按其职能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驻守地方的特务；二是驻守京城的特务；三是被临时派遣的特务。

驻守地方的特务即所谓的“镇守太监”，数量极多且分布各地，他们为帝王监视各个地方的官吏军民等；驻守京城的即“三厂一卫”，指东西厂和锦衣卫，他们是皇帝的心腹及眼线，为皇帝提供各样情报，监视朝臣，巩固皇权。

其中锦衣卫和东厂创办于明初，直至明亡而堙没，西厂则分别于明代成化、正德年间两次设立，但时间并不长久。临时派遣的特务往往是出于某种需要派人临时监察，派出去的人员大多也是宦官。

明代统治者建立了如此详细的特务统治，纵横交叉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检查之网，笼罩了明代整个时期，从而达到进一步加强皇权，巩固专制统治的作用。这种具有强烈监察性质的特务机构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明代文字狱的数量。

明代皇帝不仅建立特务机构，还鼓励民众之间相互告密，使天下百姓相互监督，这使得明代告密之风大胜，此不良风气的增长使得官员讦告频发，其中，文字狱便是官员相互讦告的工具之一。

例如明成祖时期，庶吉士章朴因收藏方孝孺的诗文被人告发，处以死刑。还有明代中后期发生的文字狱，武宗时期的李梦阳、王九思、韩邦奇；世宗时期的胡缵宗；神宗时期的“妖书”案等均因官员告密而导致的诬告。由此可见，明代特务政治对文字狱的影响较大，特务政治成为了明代文字狱的推进器。

二、文字狱的用意更加多元

1.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是其直接目的

明代文字狱作为有效的思想专制手段之一，其直接目的在于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明代君权空前高涨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专制，政治上极端专制往往导致思想文化上的绝对专制。

明代自建国起，统治阶级便确立程朱理学为正统的思想，程朱理学成为明代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明成祖时期饶州府士人朱季友著指斥程朱理学的书籍，被明世宗下令焚毁，并处以廷杖。

明孝宗时期则焚毁陈公懋所献其著书《尚书、周易、大学、中庸注》，因大臣们认为该书“穿凿悖理”，并亦将陈公懋押遣回乡；明世宗时期南京吏部尚书谌若水进呈所著《礼经传测》，广东佥事林希元献其改编《大学经传定本》、《四书易经存疑》，二人均因其言论与程朱理学有悖，所献著书均被明世宗下令焚毁。

明神宗时期著名的李贽《藏书》案亦因为李贽的学说从根本上攻击了维持当时的社会的思想，因此其被诏狱折磨至死。由此可看出，明代文字狱的直接目的是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

2.巩固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是其根本目的

明代建国之初，朱元璋彻底废除宰相制，从礼法正统上决定了明代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文字狱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

明太祖时期，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宰相制的废除，皇权的空前强盛使得朱元璋独揽大权。朱元璋滥兴文字狱，原因甚至极为荒诞可笑，例如那些明太祖时期的表笺类、诗文类文字狱，即使当时文字狱起因荒诞可笑，极不合常理，无任何意识形态，单凭帝王一人之言便可定罪，但却无人可制止，究其背后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皇权空前强大，反过来，这些荒唐的文字狱在极大程度上震慑了朝堂官员，使得官员唯皇帝马首是瞻，这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

明成祖篡权夺位后，其帝位来源得不到正统礼法的支持，朝廷内部仍存在大量建文帝的附庸。明成祖将文字狱作为清除敌对势力的有力工具，明成祖时期的文字狱案件数量虽不多，但惩处手段异常残暴。例如著名的方孝孺案等，这些血腥的文字狱震慑了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此时，文字狱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迫使人们认同明成祖皇位的合法性，巩固其皇权。

明世宗时期，皇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已深入人心。虽皇权在立法上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此时，文官集团势力逐渐强大，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例如当时明世宗迫于内阁反对，无法直接推行其主张，“大礼议”持续时间长达三年。

“大礼议”中，世宗使用包括暴力等种种手段，终达成其意愿。这一结果也代表明世宗时期皇权再次占据主导位置，此后的进诗献书类、贺表奏疏等类型文字狱更是在某种程度上震慑百官，以维护其绝对皇权。由此可见，明世宗时期发动文字狱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

以上列举的三位帝王，虽其执政时期发生文字狱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发起文字狱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由此可归纳，明代文字狱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

3.平息党派斗争是其附带作用

明代文字狱的直接目的在于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其根本目的则是巩固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除此之外，文字狱对当时朝堂的附带作用便是平息党派斗争。

明太祖时期部分文字狱源于党派斗争，例如在朱元璋时期的文字狱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犯案者均为江浙文人，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代第一文人高启。江浙地区一代，地主豪强数不胜数，实力强大，再加上江浙地区原本是张士诚的地盘，该地区有相当数量的文人与张士诚有着密切联系。朱元璋利用文字狱杀鸡儆猴，震慑江浙文人，避免其形成更强大的党派。由此可见，朱元璋时期的文字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平息党派斗争。

明成祖时期的几起文字狱，便是以建文帝为首的朝中势力与明成祖为首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明成祖不惜以骇人听闻诛“十族”的手段处罚方孝孺等人，根本目的在于迅速铲除建文帝附庸势力，同时震慑朝中怀有异心之辈，利用血腥残酷的文字狱在极短时间内平息朝堂内乱，进一步巩固其帝位，从某种层次来说，明成祖的确利用文字狱平息了当时朝中的党派斗争。

明神宗时期的续妖书案，则是以首辅沈一贯为首的浙党与以次辅沈鲤为首的清流党之间的斗争。此次文字狱双方当时并没有相悖的政治诉求，完全是出于沈一贯一己私利的意气之争，甚至涉案人员也大多是被诬告，案件的最后，皦生光成为该文字狱无辜的“替罪羊”。由上述三位帝王执政期间发生的部分文字狱可以推断，明代文字狱有平息党派斗争的附带作用。

三、惩罚力度更加严苛

明代文字狱的惩罚力度与唐宋元等朝代相比显得极为严苛。唐宋时期的文字狱处罚大都是犯案人员被贬官革职，被判处死的是极少数的个案，元代基本没有文字狱，就更没有关于文字狱的处罚方案了。

到了君权至高无上的明代，文字狱犯案者被处死竟成了常态，不仅如此，明代还利用种种刑罚折磨犯案者，羞辱其身心。纵观明代文字狱可将其惩罚手段大致可分四类：处死、诏狱、廷杖、贬官革职。

1.处死及株连司空见惯

上表罗列了明代文字狱被被判处死的所有案件，经观察，可发现，处死的刑罚基本集中于明太祖与明成祖时期。这里的处死不单指简单的斩首，两位帝王还使用各种花样的处死方式折磨文字狱犯案者，例如明太祖时期文人高启被腰斩而亡，明成祖时期方孝孺与练子宁被判凌迟等。

以往朝代的文字狱大多可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即仅仅处罚文字狱的涉案人员，但明代又出现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刑罚，株连，即杀掉犯案者的家人、亲朋、学生等。往往只因一个官员犯案便要处死其整个家族上百人口。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明成祖时期的方孝孺案，仅因方孝孺一人，明成祖便将其“诛十族”，死亡人数达八百多人。此等大规模因文字狱而被判处死的案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2.用诏狱折磨身心

明代的诏狱一般指锦衣卫狱，是由直隶于皇帝的锦衣卫掌管的监狱。明代文字狱有一部分犯案人员被判诏狱。

上表罗列的明代文字狱被被判处诏狱的案件，可得出，诏狱这种刑罚大多出现于明代中后期。明孝宗时期的户部主事李梦阳被张鹤龄从奏疏中摘出“陛下厚张氏。”并诬告李梦阳“讪母后，罪当斩。”但实际上李梦阳入诏狱后不久便被释放，只被罚俸三月。明世宗时期朝天宫道士张振献诗《中兴颂诗》被打入诏狱。

最为著名的还是杨继盛案，杨继盛因严嵩诬并告曲解其奏疏中出现的“或问裕、景二王”一句，被打入诏狱。明神宗时期，著名思想家李贽反对程朱理学，被抓进诏狱，受尽折磨。由此可得，明代文字狱被判诏狱的案件大都集中于明中后期，数量较少，处罚力度虽不至死，但大部分此类型的文字狱要在诏狱中受尽折磨。

3.用廷杖羞辱尊严

从上表可知，明代文字狱被判处廷杖的案例较少，延杖大多与其他刑罚混合下达，执政者一般用廷杖来羞辱反对者的尊严。明成祖时期，饶州府士人朱季友著书反对程朱理学，被判廷杖。

明世宗时期，河南巡抚胡缵宗的一首《迎驾诗》被人诬告，世宗判廷杖四十；礼科都给事中杨思忠贺表中的一句“元禧申锡”被廷杖一百。受廷杖虽然尚不致死，但要在众目睽睽下行刑，折磨受刑者的身心，侮辱受刑者的尊严。

4.最轻的刑罚也要贬官革职

贬官革职在唐宋两朝的文字狱处置上算是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因文字狱处死官员倒是不大常见。但在明代，处死成了文字狱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不丢性命，不受折磨的贬官革职，竟成了明代文字狱处罚中最轻的处罚。

由上表可知，贬官革职这种惩处手段基本出现于明代文字狱的平缓期和反弹期，案件数量稍逊于被判处死的案件数量。贬官革职虽导致不能在仕途一展抱负，但比起因文字狱含冤而死的官员来说，已经是极好的结果了。贬官降职竟成为明代文字狱最轻的刑罚，不得不再次感叹明代文字狱惩罚力度严苛。

四、总结

明代文字狱是明代绝对皇权下的一种特殊产物。纵观明代文字狱，发现其独有的历史特征。明代文字狱受皇帝主观色彩的影响更加鲜明。首先，皇帝性格乖张成为明代文字狱的主要诱因；其次，明代部分皇帝特殊的人生经历与当时文字狱直接相关；最后特务政治成了明代文字狱发生的助推器。

明代文字狱的用意也更加多元。首先，明代文字狱的直接目的是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其次，明代文字狱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最后，明代文字狱的附带作用是平息党派斗争。

明代文字狱处罚力度较以往朝代也是更加严苛，处死及株连在明代文字狱中司空见惯，贬官革职竟成了最轻的刑罚，不仅如此，执政者还利用诏狱折磨犯案者的身心，用廷杖羞辱犯案者的尊严，明代文字狱的惩罚力度之严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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