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第一次青春是苍天给的（过春天一次青春的冒险）

引子：原以为青春是条断裂的直线，其实青春是条完整的曲线。

电影《过春天》讲述了离异家庭的16岁高中生佩佩，为了和闺蜜实现圣诞节去日本游玩看雪的愿望，为了更快速的赚钱，利用学生的身份，以及学校在香港和家在深圳往返的便利走私新款手机获利。在走私犯罪的过程中，佩佩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获得了她认为的“归属感”。在16岁成人的这一年，通过成长的教训，她与自己和家人和解，真正的长大成人。

过春天在电影中是一句行业黑话，暗指走私的人成功带货。春天本就是美好的象征，便象征着带水货的人逃过检查。其实春天的所指在影片中不止一个。佩佩的愿望是香港下雪，因为她想感受“冷“甚至把”头“放进过冰箱，对冷的追寻一方面是香港那边常年相似的高温温度，另一方面她想感受一下其他不同于现在的”气氛“这种一直陪伴她却让她找不到归属感、迷茫的生活，她想逃离或改变现状。父亲在香港有新的家庭、母亲在深圳有新的男朋友、每天喝酒打麻将，恰逢青春期的自己得不到关爱，快速发展的深圳和香港都与自己格格不入。阿豪的出现填补了父母的缺席，实现了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拉康提出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如同婴儿一样向镜子中的角色寻求认同，把自己的目的和欲望投射到影片中的人物身上，然后反过来再与人物所体现的动机和价值实现认同。电影极力通过视听语言和情感渲染让观众对镜头客观性有所认可并与佩佩拥有共同的视角，电影中运用自知叙事的人称视角，以佩佩的行动作为主线，将佩佩的生活全部展现。以此视点更有利于与电影主人公共情，也有助于形成相似的价值评价。在影片中，从佩佩的生长环境可以得知佩佩是缺少父母关怀与保护的，而佩佩与阿豪的情愫就产生于初识。这是一种说不清的情愫，比起爱意，对于佩佩来说阿豪更像是保护她教她成长的“英雄”。

佩佩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在学校和jio自由欢快的玩耍，聊愿望，看似无忧无虑。不同于jio，比起jio家庭重男轻女，佩佩的家庭更加缺少爱与物质，她自己打工实现愿望也是想确立自己的价值，她可以依靠自己，脱离和没有一样的家庭。但本就乖巧缺少社会交友经验，在一次游玩中显得格格不入、被阿豪第一次下水救，阿豪在佩佩心中就有了些许悸动。阿豪作为“领路人”把佩佩带入行业，佩佩依靠自己的优势和机灵获得花姐的信任，甚至被认作“干女儿”被叫“佩佩姐”这种人物的价值肯定是从未有过的。而且这样的经历其实在16岁的少女心中是欢心雀跃的，因为此时她与阿豪是平等的，不再是格格不入的“他者”。

在自私货品被损坏解围、被花姐为难等一次次危机中，阿豪都带有光环进行结尾与教育中，阿豪被进一步仰慕与信任。在去找阿豪后，发现他是大排档的打工者，和自己一样是社会底层，而非一直痞帅的形象，既努力赚钱想体现价值。又在许多无奈孤独的时刻独自上山，俯望香港，渴望在浮华中有些许存在感，找寻归属，阿豪就如同镜像中的自己，完成第一次身份认同。

当观众的价值评判与电影所表达的观念达成共识时，就完成了观众“目光”与导演“镜头”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观众获得了对电影所传递价值观的感性触动与理性认同，即拉康意义上的“二次认同”。二次认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便是“过春天“本身的行为。作为背离社会制度的行为，因其身份便利便被一次次的侥幸逃脱，成为一种新的作案手段，观众是不认同这样的叙事的，这体现出执法者海关的无能不作为，且是不可信的。在结尾处，以身试险的走私活动终于被警察抓获。这里的二次认同并非善必胜恶的认同与宣扬，而是对观众的生活经验和影片节奏带来的感知是一致性的。其二便是情感走向。

作为重要的情感线，佩佩和阿豪的暧昧时隐时现。正因为佩佩和阿豪发乎情而止于礼的行为，才使《过春天》走出青春片的伤痛感。阿jio作为佩佩的好朋友，阿豪是jio的男朋友，坚守伦理道德是观众坚守的传统观念，即使佩佩是阿豪唯一带上山带入海的女子，即使两人在彼此心中都是特别的存在，观众感性认同这种暧昧，但理性更会接受如创作者表现的手法一样是更多的克止复礼，将对方放入心底。

佩佩游走于现代中国两大都市是双城记中存在感缺失的女性，电影也没有展现出小资的现代化生活情调，多描写深圳和香港的底层面貌，拥挤的列车，凌乱的街道。都是佩佩生活在下层的写照，虽然“过春天“的职业很不堪，但是却使佩佩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甚至帮助佩佩成长，电影记录了佩佩由未成年转为成年的关键性时刻，这次成长的冒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礼：父母对孩子成长陪伴的缺席，让佩佩更愿意一个人靠自己实现愿望。之前母女的关系是不对位的。佩佩更多的在迁就母亲的情绪，母亲醉酒后进入女儿怀抱，在清晨讨论去西班牙，被骗钱后佩佩替出头，在被警察查到之前两人的状态母亲不是母亲，孩子不是孩子。但是被查后，母亲性格发生了转变，不再让佩佩去吃剩饭将就、会花更多时间融入孩子的生活。而佩佩通过这次成长愿意和父母和解，愿意和那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和解，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