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一梅的书怎么样（埃尔诺写作的女性特点很明显）

北京时间10月6日19时，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揭晓，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摘得殊荣。

尽管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已有中译本，但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这可能又是一位让人感到茫然的作家。但这也自然而然地会激发起更强的好奇心：她是谁？写过什么？写作有什么特点？关于安妮·埃尔诺本人的生活及其写作，我们采访了法语翻译家余中先，以及安妮·埃尔诺的研究者、巴黎三大博士刘雅薇。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图片出自The Swedish Academy官网。

余中先：安妮·埃尔诺写作的女性特点很明显

新京报：你对安妮·埃尔诺的写作有怎样的整体性评价？

余中先：我之前知道这位作家，不过忘了是不是见过她的面。我手头有一本她的书，有签名，有她给我写的东西。这样一个作家，肯定是在我们的研究范围或者介绍范围内的，做法语文学研究的应该知道有这么一个作家。

安妮·埃尔诺写作的女性特点很明显。我举两个例子。中国能找到的我们译过来的作品，一部叫《地位》或者叫《位置》，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过来的，还有一部叫《悠悠岁月》。《悠悠岁月》就是我们替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丛书里的一部作品。很明显她写的就是女性，很坚强地在家庭里发挥作用，想办法让自己或是自己的家庭、孩子们摆脱愚昧，摆脱传统，走向现代。

印象当中，我退休之前，在《世界文学》曾经跟我的助手做过一个法国女作家的小辑，应该是2005 、2006年的时候，我们选了她的一些作品，记得其中有部作品叫《外部日记》，其中也反映出这位作家的女性写作特点。首先，她作品的话题是女性，她的写作风格也女性味很足，句子一看就是很温馨、很短、很清新的一种风格。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里，赔率比较高的三个法国作家，一个是维勒贝克，一个是安妮·埃尔诺，还有一个叫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安妮·埃尔诺首先还是通过中国法语界的介绍，已经在小范围内有一点知名度了，只不过没拿大奖，所以引不起公众的关注，也希望这次拿大奖后能带动一下，至少我们国内对她的作品再做一些翻译和介绍。

《悠悠岁月》，[法]安妮·埃尔诺著，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

再说一点她作品的鲜明特点，比如《悠悠岁月》，给我的印象就是写到人的异化问题，关于这一点她特别敏感。所谓异化问题，就是世界的物质化迫使人丧失了原来很自然的关系，成了物的奴隶。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可能有些东西删掉了，比如（写到的）很多物的堆积，这些东西被删掉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不应该的，但是翻译确实有难度。因为我们对一个时代或者年代的一些流行语言、流行广告词，那些出现之后马上就消失了的东西，把握不住，也很难翻译。这就像我们现在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可能会想到BP机、商务通，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了，来得快也去得快，有些语言也是这样，比如那个时候的广告用语，可能我们就想不起来了。总之，小说里大量的物质性的东西给我印象比较深。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法]安妮·埃尔诺 著，郭玉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将出版）

刘雅薇：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社会学的自我虚构

新京报：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安妮·埃尔诺？

刘雅薇：具体说，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她所从属的一个大的类型，在法国叫“非虚构亲子叙事”。安妮·埃尔诺算是这个文类里最早的一批。

新京报：可能很多读者对她没有太多的了解，能不能讲一讲这位作家的一些基本信息？

刘雅薇：我觉得她可能在中国并没有这么不被熟悉，因为中国出过她的一本《悠悠岁月》。去年威尼斯电影上获奖的《正发生》就是安妮·埃尔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她写的不是那种真正的长篇，每本书都很短，因为她的书基本上是根据自己人生的一段事情来写，可能她的一次出轨就是一本书，她的一次堕胎就是一本书。

《正发生》电影剧照。

新京报：“无人称自传”具体怎么讲？

刘雅薇：无人称自传，可能只有她的一本是这样的，就是《悠悠岁月》。可能只是因为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在中国大家比较了解。而且这本书的自传性没有其他的这么强，这部作品主要是把安妮·埃尔诺自己的个人生活和法国社会历史上的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写了。这部作品当时在法国也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因为书里写的都是法国人自己感受到的事情，所以反响会比较好。

新京报：安妮·埃尔诺作品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刘雅薇：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非常“介入”的作家。她的书非常强调阶级的视角，比如她比较出名的一本书，是讲她父亲的，说她父亲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她还有一本书是讲她母亲的，详细写她母亲作为一个底层的小小酒吧的老板娘，不管是从语言还是从习俗上，和安妮·埃尔诺——她考上了高师，法国的一所精英学校——这样一个精英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展现法国底层平民或者接近无产阶级的这些人布尔迪厄意义上的“被剥夺感”，他们没有文化资本。

新京报：从法语写作的脉络里，怎么定位安妮·埃尔诺呢？

刘雅薇：一般我们会把她和一个叫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的作家相提并论，皮埃尔·米雄的书应该是有一本中译，叫《微小生活》，但是还没有出版。他们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讲，因为他们的书当时出来之后，大家突然意识到他们写的不是虚构。比如皮埃尔·米雄，他写的是他生活的小村庄的事情，里面的人都是真实的，安妮·埃尔诺也是这样，她的小说无论是写她爸爸或者是写地铁、超市的，书里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她写的并不是虚构文学，是非虚构文学，但跟我们中国所谓的“非虚构写作”又不一样，因为她的作品是完整的文学作品，里面肯定还是有虚构的部分，但是自我虚构，比如说书中人物的婚姻时间可能在小说里被缩短了或被延长了。这点是法国文学界很关注的，她的作品是从虚构到非虚构的转变。在法国会把这样的作品称为“叙事”（ Récit），而不是“小说”（Roman）。

新京报：刚才提到“非虚构亲子叙事”，能不能详细说一说这几个词所代表的安妮·埃尔诺作品比较重要的方面？

刘雅薇：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文体，这样的作品基本上聚焦于以文学的方式来呈现亲子关系。法国某位文学评论家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始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些作品，把它定义成亲子叙事。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潮流，越来越多的法国作家放弃了去虚构一个故事，而开始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两代人或是三代人之间、自己家庭中发生的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

《一个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订版）》，[法]安妮·埃尔诺 著，郭玉梅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即将出版）

新京报：作为研究者，你如何定义安妮·埃尔诺的写作？

刘雅薇：社会学的自我虚构。通过这一点或许更方便理解她。她并不是只写她的私人故事，她要求她的私人故事承载法国社会转型或是社会发展的社会经验。比如她有一本书是讲法国地铁的，她写自己在法国坐地铁，“我”在地铁上观察，意识到巴黎中心和巴黎郊区之间有阶级的差异，“我”从巴黎郊区走进巴黎市中心，遇到的人群随着地铁的行驶而变化，类似于田野调查笔记，观察笔记之类。

新京报：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的写作有没有明显的女性写作的特点？

刘雅薇：那真的是太有了。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正发生》这部电影，是讲在法国堕胎还没有合法的时候，一个大学生如何去堕胎。安妮·埃尔诺的小说里讲的就是“我”是一个穷女学生，家里很没有钱，但凭聪明才智考上了法国精英学校，“我”只是因为跟一个男人的一夜情就不幸怀孕了，怀孕了之后，肯定会影响“我”的学业。而我们家好不容易供出“我”这个小镇做题家，绝对不能让这件事影响学业，“我”只有堕胎才能继续学业，可堕胎是非法的，如果做的话，医生和“我”都是要判刑的，“我”该怎么办？小说讲的就是这个女性如何找到一个办法把孩子打掉。这个事情不是虚构的小说，是安妮·埃尔诺身上真实发生的事情，是她人生的一个片段。

《正发生》电影剧照。

新京报：安妮·埃尔诺的人生经历大致是怎样的？

刘雅薇：她的人生经历基本上都写在小说里了。她的父亲是一个工人，她母亲在跟她父亲结婚之前是一个女工，他们结婚之后攒了一点钱，在乡下（所谓的外省）开了一个小酒吧，基本上是勉强为生的状态。她家绝对是不富裕的那种小店主家庭，你可以想象成是小小小卖部。但是安妮·埃尔诺是个小镇做题家，从小就学习特别牛。学到高中的时候，由于她学习太出色了，她父母就决定让她上了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肯定是要当老师，法国的高中老师和大学其实是可以打通的，她好像是在大学里教过书。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她就开始写她所谓的自传小说，到80年代的时候，她写她父亲的小说获得文学奖，她彻底出名了。

她现在岁数很大了，但还挺活跃的，比如前两年“黄马甲事件”的时候，她还写联名信，对峙马克龙总统，说我对您如此得不满意，我如此得支持黄马甲。

安妮·埃尔诺。图：ic photo

新京报：身在法国，你对她的日常生活状态有了解吗？

刘雅薇：其实她肯定很有钱，但是她还在坐地铁。昨天我见我导师的时候，我导师说，我前两天坐地铁的时候碰到安妮·埃尔诺了。我问，她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导师说，她要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我不就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起坐地铁了。

新京报：那么巧啊。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她的作品的哪些核心特质让她获得了诺奖？

刘雅薇：我看一下，我还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夸了她啥。你看，诺贝尔文学奖也主要是说她的personal memory（个体记忆）。其实这种写作形式是很新的。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说，她同时踩上了“女性”这个点，因为她真的书写了很多女性个体经验，比如说当她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找老男人，成了一个老年女人的时候，她找小鲜肉。还有她跟俄罗斯外教官出轨。她写了很多这种女性个体的情感经历在她的书中。

还有一点是她的政治介入的姿态。这是法国的一个文学传统。法国作家一直说，我们要永远跟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时戴高乐也说，我们不能封杀萨特，封杀萨特等于重新捧出一个伏尔泰。安妮·埃尔诺是这一传统在法国当下的一个旗帜性代表：我是一个著名作家，所以当社会发生大事的时候，我有责任去发声，我有责任在我的书中呈现这些社会的剧烈变化。我要给总统写签名信，我要写公开信号召大家如何如何。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她写到的底层经验。这是很多作家不会写的东西。

新京报：通过这些介绍，比较容易让人想起她的前辈杜拉斯。

刘雅薇：我们在学校里会讲，如果说到政治介入作家的话，老师会说，玛格丽特·杜拉斯是这个领域里的最后一个法国大作家，安妮·埃尔诺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作家。在这条线上，她们肯定是有继承关系的。

新京报：安妮·埃尔诺的文字有没有独特的特点？

刘雅薇：她的文字的一大特色就是极其简单。很多中国留学生会来法国留学，硕士论文很多人会选择安妮·埃尔诺，就是因为她的语言看起来很简单，没有那种很学术的、巴洛克风格的长句，也没有那种很大的词，基本上就是“白居易”，我爸我妈能读，ok，这就是我要的效果。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如果你细看的话，她其实是精心选择了她的句子和词，力求用简洁的方式来最精准地写自己需要的效果。

采写/木工

编辑/走走

校对/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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