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墓主人贞女的背后故事）

（接上一篇文章）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伦理发展的重要阶段，很好的继承发展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唐代的女性，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妇女，很少受到胡风的影响，秉承了传统儒家贞节观，唐太宗长孙皇后还写了《女则》，穆宗时，襄阳公主淫乱事败，被幽静于宫中，宣宗曾下诏：“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真因为这样，唐前期公主改嫁之风到玄宗就禁止，公主如此，百姓自然安分守己。

宋朝理学兴起，理学把对妇女的拘束推向了极致，强调男女尊卑有序的人伦等级，曾有人问程颐：“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程颐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着，可再嫁否？”程颐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22这句话将贞节提到了比女性生命还高的地步。此外，他还多次要求地方官吏举荐节妇，依条旌赏，宋仁宗嘉枯四年规定：“宗妇女丧父，虽无子，不许更嫁。”《续资治通鉴长篇》卷190，至此，贞节观念已经全面确立起来。

明朝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明太祖崇尚理学，形成于宋的理学至此开始定于一尊，其宣扬的“君权”“夫权”“妇德”成了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在妇女贞节问题上，明朝统治者尤其提倡理学的节烈观，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覆，转达上司，旌表门闾。又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卷79而且，还保举义夫节妇规定为地方官的职能，不尽力者将会受到处罚。在惩罚不守节者，也是颇为严苛，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凡妇人因夫、子得封者，不许再嫁。如不遵守，将所授诰赦追夺，断罪离异。其有追夺为事官诰赦，具本奏缴内府，会同吏科给事中、中书舍人，于勘合低簿内，附写为事缘由，眼同烧毁。”《明会典》卷6由于官方的大力提倡，使得明朝节妇烈女越来越多，成为了世俗社会女性的行为规范，将女性牢牢套在其中，而且数量不仅激增，对童贞也格外重视，出现了对女子婚前检查的现象，明晚期，政府腐败，加上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导致出现了一种反理学的思想，如李贽、归有光等，控诉了贞节观对女性的人格束缚，也出现了大批的言情文学、言性文学，还产生了淫秽作品，如《金瓶梅》等，在这种思想的冲击下，晚明的女性贞节又变得淡薄。但是客观上，理学还是占有重要地位，妇女还是逃不出贞节观的封建枷锁。

满清入主中原后，为了淡化“异族”统治者的形象，着力从汉文化中吸取统治经验，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通过改革，重建了儒家伦理秩序，提倡、宣扬贞节观就是其中之一，顺治十二年（1656年)世祖在《内则衍义》序言中提出，要把“守节殉节”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倡导，沿袭了明朝的旌表制度，也对贞妇烈女做了更详细的规定。《大清会典》：“自三十岁以前守寡，至五十岁不该节者或未及五十岁身故，其守节已满十五年的，成为节妇，殉家室之难或拒奸致死者，称为烈妇、烈女，许嫁未婚，夫死闻讯自尽或哭往夫家守节者，称贞女。”此外，清朝集历代女教之大成，使得历经各代儒家鼓吹的封建主义贞节观念，到了清代时，空前恶化，成为了一种宗教理想。

清人入关之前，并不注重妇女的守节，女子改嫁，习以为常，入关后，受到汉人文化的影响，清代统治者大力宣扬儒教的贞节观念，顺治元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接受顺天府督学御史曹溶奏陈，按明朝洪武年间颁布的旌表制度，之后旌表制度也被完善，贞女可以由州县申报至省，或者由修志局采访，然后由皇帝下旨确认，且所在官府给银三十两，刻名建坊，因此造成了冒充不实的现象，之后下发新的监督制度后，又放宽了贞女的上报条件。旌表制度的完善使得当时贞女的数量激增，但是清政府又不鼓励殉夫行为，雍正时：“至若富人从一之义，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节烈妇，亦有不同者，烈妇以死殉夫，慷慨相从于地下，故为人所难能，然烈妇难而节妇尤难，盖从死者取决于一时，而守贞者必阅夫永久......”死是一种解脱，但是，对于守节的寡妇来说，她们有很多责任，要抚育子女，照顾公婆，抵御外来势力的欺压，因此，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说，清政府鼓励守节而不是殉节。

在当时的湖北，经济比较发达，有很多大户人家，清政府透过族规家训来对族人进行控制，对稳定社会秩序和加强地方控制起到很大作用，如湖北鄂州竹桂堂周氏族规中特设“恤故寡”，加强对孤寡者的救助。通过这些社会精英的倡导，贞女观念成为社会各界的理想。但是这些救助都是间断性的，无法给贞女提供一个稳定的来源。为维护社会稳定，清政府设立了清节堂等组织，但是这样，还是不能够完全杜绝贞女改嫁之风。许多寡妇面对生活的压力，自愿选择再嫁，如易普天的母亲宋氏在其夫亡故之后，带着易普天再嫁鲁盛吉为妻，鲁病故之后，宋与族人的关心出现紧张，发生矛盾，导致命案。而有一些寡妇，不仅生活压力大，也是一种人性的泯灭，她们难以忍受无穷的寂寞，如：“冉牟氏冉继昌之妻，年二十一归冉，生子甫十日而夫故，守节抚孤课读甚严，每以黄豆计数，夜则约以纺声书省乃止，六十年如一日。”这并不是每个妇女都能达到的，往往都是在守节的影响下，做出失节之事，更有甚者，是受到了胁迫，湖北应城张周氏，逼令伊媳冯氏卖奸图利。来改变贫穷，冯氏不肯，张周氏不给冯氏吃喝，一再殴打。”最终冯氏自杀。《湖北县政概况》记载：“又在宣城，有妇人夫死，夫之兄弟，有实行承继成亲者，名曰“就亲”有些人家很穷，难以支付婚姻所需的各项费用，这种方式，对孤儿寡母的生活保障有一定的效果。还有一种，为了养活夫家的老人和未成年子女，妇女不离开原夫家。如，湖北保康县的寡妇有所谓坐堂招夫，招来女婿，凡是被招的男子，有现成的妻子，儿女和财产，但要从妇家的姓，还有一种富人创造的，富人若膝下无儿，另寻觅一个有夫之妇，定所生子女归男方，寡妇改嫁也有很多是被迫，在传统社会中，男子是一家之主，女子是从属地位，丧父之后，女子很难再维持之前的生活，就好选择再嫁。在传统文化观念里，女性随丈夫去夫家居住，丧父后，夫家很难再让寡妇重新走入家族核心，出于这些考虑，寡妇也会再嫁，对夫家来说，既能增加收入，也能摆脱负担。在现实生活中，守节和再嫁并存，抢醮现象严重，寡妇本人守节，没有家庭压力的情况下， 被相识的邻居和地方无赖，抢夺的手段，达到嫁娶的目的。

寡妇再嫁的原因包括男女比例失调、贫穷无法生活、家庭财产原因即夫家觊觎财产逼寡妇再嫁、妇弱子幼缺少劳动力亲人可怜寡妇辛苦劝其改嫁等，寡妇再嫁是与统治者倡导的原则截然相背，但它符合生活实际，也能得到社会的容忍5，所以尽管受到一些人的谴责，但是在下层甚至中层人士中，仍大量存在。

我们所熟知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从广西打到湖北湖南这一带的时候，大量男丁被充当军人，战死沙场，加剧了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形成了更多的寡妇，贞女烈女也随之增加。

不过在清代对贞女观念近乎宗教的崇拜中，清代也有一股排斥主流贞节价值观反对贞节观念的思潮，清初毛奇龄指出，室女守节的非礼：“自古无室之女未嫁而夫死守志之礼，即列代典制所以褒扬妇节者，亦并非室女未嫁而守志被旌之例，则直是先王之礼，后王之制两所不许者。”《西河合集·文集·禁室女守志殉死文》清代内忧外患，中外文化冲突，也表现了出来当时中国人对精神启蒙的需求。

清代政府的旌表政策和地方社会力量对奖励贞节行为十分热衷，使得贞节观念进一步向下层社会渗透，加上清代时各个阶层对节妇的救助，营造了寡妇守节的社会人文环境，随着清代中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逼醮、抢醮现象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使得寡妇的生存状态变得复杂，妇女丧夫之后，除了守家，也可以再嫁，在利益的驱使下，一方面宣扬守节，一方面逼醮、抢醮现象层出不穷，寡妇成为了人们获利的工具，在当时，寡妇守节是值得推崇的，这使得朕妇生活在赞誉的光芒下，但是，从家庭上来说，湖北武汉等地，清代民营工厂企业较多，作为通商口岸之一，工业发达，作为下层劳动力的男人死后，妇女的生活尤为艰辛，往往会选择再嫁，即使妇女有能力生存下去，却不能守好现有的财产，在夫家继续生存的女性，在利益的驱使下，也都会被嫁卖出去。在当时社会下层的庶民生活中，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念虽然不能不受到官方倡导的儒家伦理的影响，但是也从来没有和中上层保持一致过，“丰衣足食而知荣辱”才是普通民众内心的想法。

在清代中后期，湖北地区和全国地区都有了专门救助寡妇的清节堂等组织机构，政府希望能够通过这类机构来缓解这社会问题。但是这样，根本不能够完全杜绝贞女改嫁之风，在清代的湖北，女子一出生就被套上了女性的枷锁，成长成为清政府儒家伦理道德中所倡导的女性形象，是生活的无奈，也是对制度的微弱抗争，再嫁现象经久不衰，那一块块贞节牌坊，是对贞女烈女的赞扬，也是压在妇女身上的巨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