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小学社会实践 新开小学教我与文艺结缘

我童年的母校是河北区新开小学，刚入学时叫天津市河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因为河北区在天津解放初期叫第三区，所以附近老百姓都称我们学校叫“三区一中心”。当时这所学校可是从北站到金刚桥、从中山路到新开河这一大片地区最好的小学，公立校、校史长（建于1938年）、师资好，所以当年家长、学生都愿意进这所学校。记得当年我们小学生还有校徽，白底红字，上写“天津市河北区第一中心小学”，佩戴在胸前还有几分骄傲呢！后来学校在1958年大跃进时为解决河北区中学不足，成立了初中部，改名为“新开中学附属小学”。以后两校又分家，小学部就直接叫新开小学，没有了附属二字，校园也被一堵围墙隔成两半，弄得两校都很仄逼，没有了当年的气派，这是后话。

我入学是在1956年，解放后人民生活提高，城市规模扩大，大批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加之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计划生育，很多人家都是敞开了生孩子。我的同学中就有兄弟姐妹七八个的。所以我上学时就已经显露出教育资源不足了。我们那一届一年级居然招了十个班，每班60多人。我的学号是62号，这我到现在还记得。教室里挤挤插插，坐得满满的，第一排座位几乎顶到了老师的讲台。后来有个别同学转学或留级，减少了一些，到六年级毕业时也还有50多人。

虽然学生多，家庭教养不一（因为解放后人民政府积极促进劳动人民子女教育，许多城市贫民人家子弟也得以上学），班里同学有文明礼貌的，也有粗野淘气的，但新开小学靠优良的师资、优质的教学设备，很快在自身资质良莠不齐的孩子们心中，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树立起良好的学风。所以，虽然当时各个学校用现在的话来说，都是“大扩招”，而且按居住片招生，基本没有筛选，但我们学校的学生还是显得比一般小学素质要高一些。这是我至今仍引以为自豪的。

当年教我们的中青年老师大多是天津市师范学校（简称“市师”）的毕业生，这所学校建于1930年，历史要比现在的天津师范大学悠久得多。“市师”的学生要求品貌端庄，还要多才多艺，所以我们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艺术类课程都是这些青年老师兼任。记得我们当年上的小学第一堂语文课，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梁贵诚老师领我们学唱歌谣：“大公鸡，呜呜啼，弟弟妹妹快快起。快起床，快穿衣，快快上学去，老师同学都在欢迎你。”这样的语文课，能不受小孩子们欢迎吗？我们当时的音乐课（当时叫唱歌课）是由另一个班的班主任段老师来教。段老师主教算术，不是专职音乐老师，但能弹风琴。每逢上唱歌课，老师叫班里大个子男生去办公室抬脚踏风琴。这时，几个平时粗野淘气的上学晚和降班的男生有了表现的机会，全都积极抢着去抬琴，可见童心都是向善的，也都是有上进心的。段老师教我们唱当时的儿童歌曲，诸如“一年级，一年级，快乐的一年级，我们读书游戏，大家笑嘻嘻……”等等。所以我们当年的上学，其实就是玩，不像现在小学生这么累。

我因为出生月是在下半年，比同一年出生的孩子晚上了一年学，所以在同学中也算年龄大的，同时小时候在家里受的早期教育比较好，知道的东西比较多，有点“小大人”。此外，因为我母亲是北京人，从小在家里说普通话，这就使我在学语文方面，表现出了优势。记得一年级第一学期期末，学校在河北区养护队礼堂举办全校各年级新年文艺汇演。我代表一年级新生表演课文朗诵《狼来了》，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登台演出。演得什么样？当时没有录音录像，现在无从查考。但记得老师还给我化了妆，抹了腮红口红，体验了一把聚光灯照耀、众人瞩目下当演员的滋味。这也是我直到中学和下乡，都是文艺宣传队骨干的潜意识心理形成的一个机缘吧？

到了三年级以后，我们可以到专门的音乐教室去上唱歌课了。那时学校的音乐教室是一座独立于教学楼之外的平房，为的是上音乐课时不会影响其他班级上课。音乐教室在一进校门一座竹篱笆围着的小花园的南侧，环境优美。里边的布置，在我们那个时代河北区普通平民家庭的孩子看来，称得上是文化圣殿。教室里有钢琴，靠墙的橱柜里摆放着学校在各种文艺汇演中获得的奖杯、奖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幅镶在镜框里的大照片，上面标注的是天津市河北区第一中心小学合唱团在1953年全国少年儿童文艺汇演中获得三等奖，演出曲目《歌唱吧，中国的少年》。这应该说很多是我校当年音乐课的主力教师、合唱团负责人杨延龄老师的功劳。杨老师是一位归国华侨，自18岁起就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经他手培育出一批音乐人才，也带出过天津市好几所中小学的获奖合唱团。关于他老人家的事迹，我在自己以前写的一篇博文《德高增寿 艺精延龄》中做过介绍。可惜的是，到我们进入音乐教室正式上音乐课的时候，杨老师却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一度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所以杨老师实际上并没有教过我。但教我们音乐的老师也姓杨，是位女老师。后来，在我们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杨延龄老师又回到了学校，但大约是限制使用，任课不多，不过还是管合唱团。这时我们上课用的油印歌篇，又能看见杨老师用他那极富个人特色的圆角钢板字刻写的简谱，有的还带有精美的插图。我记得当时学的有一首歌叫《大树底下响叮当》，描写大跃进时大炼钢铁、锻造工具的场面，旁边就绘有几个工人在树下挥汗打铁的图画，令我们感到新鲜有趣。虽然杨老师没有直接教我，但不知怎的知道我和我班另一位爱好写作的王恬同学，有一次他把我们找到音乐教室，借给我俩一大摞歌词杂志，叫《满江红》，让我们参考学写歌词，真是高看了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俩的水平。再说，他毫不顾忌自已还戴着“右派”帽子，私下联系不属于自己班的学生，在当时也是犯忌的事，从中可见杨老师一片童心，爱才敬业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历经几十年政治风云的磨难，始终乐观开朗地从事着他所热爱的音乐教育事业。遗憾的是，我当时实在是辜负了杨老师的一片苦心，什么歌词也没写出来，还把杨老师的杂志弄丢了一本。那时唯一的“作品”，是我根据当时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而美国发射失败的新闻，诌了一首打油诗：“苏联火箭上天空，美国泥丸掉海中，世界形势比一比，东风压倒弱西风。”这能叫歌词吗？只能“发表”在我在自己家里墙上布置的学习小组墙报上。

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热之后，进入六十年代的度荒。食品匮乏，营养不良，使我们当年的同学绝对没有今天这么多的小胖墩，基本上全是“麻杆”“瘦猴”。但那时我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新开小学的音乐教室可以说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化宫。记得当时经常停电，冬天的下午，天色早早就黑了，我们在音乐教室摸黑听陈光辉老师讲《王若飞在狱中》的故事，听当时已经是初中生，但还担任少先队大队主席的任运通同学表演口琴独奏，听杨延龄老师用手摇留声机给我们播放《黄河大合唱》唱片。杨老师放一段，讲一段，把中华民族激昂慷慨的黄河精神，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就这样，我们在新开小学接受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启蒙，培养起热爱文化、尊重文明的人文精神。以后，虽然我由于自身天赋不足，没有真正进入文艺圈，但上大学留校工作后教了一辈子文艺理论，也算是与文艺沾了个边。

除了老师组织和引领我们的文艺活动，那时我们学生还经常自己排练节目，参加学校、年级甚至自己班里组织的文艺演出。当年的小学生课业负担好像没有今天这么重，尤其在我们三、四年级的时候，由于度荒，营养不良，加之教室资源紧张，学校实行二部制，每天只上半天课，虽说另一半天学校组织了学习小组，集中到某些同学的家里写作业、复习功课，但小孩子凑在一起，真学的时候少，一块儿玩的时候多。尤其当时我的同院邻居唐国津和我是同班同学，并且我们院只有我们两家，于是我们两家就成了同班许多同学的俱乐部，经常有一大帮同学到我们院里来玩。我们班的中队主席王恬是个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她小时候上过幼儿园，比我们这些在家里自由疯玩长大的孩子多了不少文艺方面的训练。她母亲是幼儿园教师，还有个姑姑当时在上中学，带给她不少社会上流行的文艺信息。那时，社会上成年人的文艺演出时兴表演唱，她便也组织我们排练。我们排练过歌颂服务行业人员的《八大员》，歌颂新疆人民解放后幸福生活的《亚克西》等等，在“六一”儿童节全年级游园会上表演。甚至她还组织我们排练过歌剧《刘三姐》片段，我扮演剧中的李秀才，她自己，无疑是出演主人公刘三姐了。但这个节目始终没有“公演”过，只是小孩子们在一起“惹惹”而已。这样无师自通的文艺活动，无拘无束的游戏式才艺学习，实际上锻炼了我们在文艺方面的聪明才智，增强了我们的文艺细胞。那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歌曲表演形式叫诗歌联唱，把两三首不同的歌曲用诗歌或散文台词串联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节目。这是王恬的拿手好戏，直到我们后来一起考入天津二中，她所在班级表演的诗歌大连唱，其串连词基本上都出自她的手笔。我至今仍认为这是提高作文水平的一种很好的锻炼，因为把两个不同内容的歌曲串联到一起，必须有联想、整合的能力，有修辞、造句及音韵格律方面的修养，今天中小学生的作文训练，不妨借鉴一下我们当年自发形成的这种思维训练模式。

就这样，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直到文革期间下乡到北大荒国营农场，我都是集体里的文艺活动骨干。我在黑龙江省引龙河农场四分场当过知青文艺宣传队的指导员，我们宣传队演出的节目，还曾到场部和其他分场巡演。回城上大学留校做了大学教师之后，我于1988到1989年、1999到2000年，两度受国家公派到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留学期间在各种节日庆典和联谊活动上，我表演口琴独奏、自创诗朗诵、演唱流行歌曲，都曾博得喝彩甚至奖励。2015年，我与老朋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冰夫妇一同到俄罗斯乘船游伏尔加河，与俄国游客同游半个月，和他们的小孩子一起唱俄罗斯儿童歌曲，表演我拿手的口琴独奏，最后获得游船上赠予的“最佳游客”小红花，这也算是在“国际舞台”上为国争光了吧？

从工作单位退休后，六年前，我受聘到天津市老年人大学任文史外语系主任，在我任职期间，我曾多次组织学员搞文艺演出，受到老年人学员的欢迎和好评。有些学员直到今天见到我，还总爱回忆当时系里组织文艺活动的盛况。其实，对于我这个到哪里都是文艺委员、宣传委员的人来说，组织这些活动真都是小菜一碟。我自问在很多时候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其实也多得益于我那些文艺方面的三脚猫功夫。当年孔老夫子说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艺”虽然是指“六艺”而言，不是今天说的艺术，但儒家“六艺”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还是包含艺术在内的。所以，我的人生经验中有这样一条，就是人有一点文艺修养和才能，对于自己做人、做事，在社会上立足发展，都是很有好处的。想到这里，我就更加感谢我当年的人生第一个母校——天津市河北区新开小学。

愿我的母校越办越好，以辉煌的成就，迎接她不久将要到来的百年华诞。

作于2020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