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戏骨四大太监(老艺人左四和与女驸马)
黄梅戏《女驸马》是部妇孺皆知最具代表性传统经典大剧之一。今天的“冯素珍”、“刘文举”(剧中重要角色)们,或者电视的编导们,也许从未知晓“左四和”这个现实中的人与《女驸马》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关联,有人很肯定的说,没有“左四和”,便没有《女驸马》剧本的诞生。
老艺人左四和故居
黄梅戏老艺人左四和故居
那是1947年冬,刘邓大军三纵文工团奉命来到潜山水吼岭一带坚持斗争。担任文工团音乐教员的王兆乾,与剧作家胡奇、画家关夫生在五庙乡的佛太、锡杖、陈冲一带搞土改。群众第一次分得胜利果实,建立起红色政权,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自发地唱戏欢庆。为首的便是一位身材矮小微微败顶的中年农民,他就是左家湾的村长左四和。
那是个严寒的夜,提着“火球”,戴着“马虎帽”,穿着蓝土布旧棉袍的人群簇拥在工作队住的祠堂里。万年台上燃起两碗油灯已感到明亮如昼了。
当晚演出是《过界岭》,喧嚣的锣鼓,粗犷的帮腔,简陋的服饰、粗俗的表演,这让演员兼剧作家的胡奇看得有些不耐烦了,曾在延安演过《前线》,后来又和王大化、陈波儿等在一起搞秧歌戏,对眼前这种风格迥异、未经任何文人染指的原始小戏,怎能从感情上一拍即合?但是,观众的激动情绪还是深深感染了王兆乾这样的音乐人,耐心“听”完了戏后也就结识了左四和,而且,一个念头从心头升起:陕北能搞新秧歌、新眉户,为什么转战几千里来到大别山不能把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加以改造?!大家主意一定,说干就干,从此,便开始了记谱工作。记得第一首黄梅调记录的是《闹五更》。
1957年,上级决定筹备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为了使这个团兼收各地声腔之长,建议聘请老艺人。一时间,胡玉庭、龙昆玉、左四和、张四、阮银枝等民间艺人荟萃一堂,为刚刚组建的剧团带来了莫大支持。在剧团,王兆乾意外地与在战争年代生死相交的左四和,久别重逢,战友情谊由此进一步加深。
王兆乾(1951)
一天,左四和交给王兆乾一个手抄本,这是潜山五庙乡“良友”灯会班用毛笔抄写的仅存独藏本,想不到,手抄本收集的是黄梅调三十六本以外的三个剧目∶《双救举》《双插柳》《刘子英打虎》。接过这字字凝聚着左四和心血的手抄本,王兆乾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愿把毕生积累奉献出来老艺人的信赖,立即对这个抄本加了校点,后来收集在《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里。也就是这个时候,王兆乾萌动了把它们改编成上演剧目创作欲念。1958年5月,王兆乾去岳西帮助建立高腔剧团,住在县文化馆。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花了半个月时间,对《双救举》进行了改编,定名为传唱至今的《女驸马》。这是大跃进的年代,《女驸马》的初稿虽然交给了剧团,有人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女驸马》,对左四和、王兆乾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而王鲁明、麻彩楼、顾明却力主排这个戏,在杨杏珍、孙眉寿、方博闻等人支持下,由王鲁明导演,麻彩楼主演,戏总算上演了。每当《女驸马》演出,王兆乾总看见左四和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天已很热,而他总是一木正经,穿着那件似乎褪了色又重新染过的老布深蓝色中山服,像出远门看亲戚似的,煞有介事。没有人与他交谈,没有人知道他与《女驸马》的关系。他默默地一直坐到散场,场场如此,仿佛他已经把戏的每句台词都默记在心里似的。遗憾的是,作为整理发掘《女驸马》剧本的王兆乾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听听左四和的意见,他就不知原因地离去了。后来,《女驸马》的正式上演、进省,也未能改变左四和的处境,虽然此时仅是剧场看大门人员,但仍像在看戏那样,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可还是被人带走了,而且是空着手走的,没有任何索取,也没有任何辩白,只留下了《女驸马》。后来才知道,左四和竟因为1947年当过民选的村长,而被怀疑有变节行为,其实,王兆乾和胡奇、关夫生等战友都应该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人,可是没有人向他们调查过那段难忘的斗争历史。
王兆乾与德国到访文化学者在池州考察
今天的剧场里,《女驸马》这部戏,几乎成了各专业院团长盛不衰最上座的演出剧目,也许人们真的记不起来曾经有左四和这么一个人,与这部戏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记得也好不记得也罢,其实,这正是老艺人默默无闻,无所索取,无所纷争,英名流芳的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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