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与刘少奇的一世情缘（王光美与刘少奇的一世情缘）

她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他是共和国的革命领袖。她活泼开朗，兴趣广泛；他严肃沉稳、爱好不多；他们相识时，他比她年长23岁，有过五次婚姻。这样性格迥异、年龄悬殊的两人最终却走到了一起。 婚后为了支持丈夫工作，她放弃了自己心爱的物理专业，几十年如一日。在她眼中，他的事业就是一切，为他工作就是她的全部。 他们携手二十载，沐浴过新时代的阳光，也经受过政治的狂风恶浪。时迁世移，唯一不变的，是站在身旁的那个人。

王光美于1921年出生在北京，那正是她父亲王治昌在官场“登峰造极”的时代。王治昌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这时接到家中电报，知道自己终于有一个女儿了，顿觉乐不可支，触景生情，为之取名“光美”。王光美母亲董洁如的娘家在天津，是从事实业的。

王治昌夫妇共有十一个儿女，按年龄顺序，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她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儿。

王光美和两个哥哥胸前挂着心爱的冰鞋。

“高中毕业后考到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是天主教会学习，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上的是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光学专业。记得我的毕业论文是《利用光学来测量距离》。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在辅仁大学那几年，学习还是相当辛苦的。我没有住校，每天骑自行车上学，夏天胳膊被太阳晒得脱皮。”

年轻时期,王光美和姐妹在一起。

“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里，和李蓬英住一间屋。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觉挺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当时中央邻导同志都没见到，只有杨尚昆同志离得比较近，常见面，他是军委秘书长。对面过一座小桥就是美军观察组驻地，那里晚上常放电影。尚昆同志有事去那儿看电影，就叫上我们一起去。……我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和瓦窑堡，没觉得特别不习惯，比我来之前的想象要好，觉得充实。”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举行什么仪式，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北平市委和北平军管会已经选定西郊香山，作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第一个驻地。……在香山的那几天，遇有空闲，我就陪少奇上山散步。他特别喜欢香山的大树，边走边抚摸边欣赏。我难得见他有这样轻松愉快的神情。我们还上了一次著名的香山险峰‘鬼见愁’。在香山的那段时间，中央的工作确实繁忙。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少奇开完会回来大多已过半夜。”

1950年代，刘少奇、王光美参观保育院。

”少奇决定利用这段时间休养一下，检查一下身体。他有多年的老胃病，参加革命以后东奔西跑一直没有好好治过，也想趁这个机会请苏联大夫帮助治治。这样，根据苏联方面的安排，我陪少奇于11月下旬去苏联南部黑海边的索契修养，在索契，我们住的是一所别墅，据说是伏罗希洛夫或是加里宁住的……少奇在那里，每天就是看看书，散散步，有时到附近的地方参观参观。一天我陪他去参观附近一个热带植物园，要爬山上去。少奇上山后看到一些生长特别快的植物品种，就念叨说这个我们可以引进种植。他人在国外，心里却总想着国内的事。”

1956年，刘少奇同妻子王光美、女儿亭亭。

“在一系列调查基础之上，少奇同志在5月7日那天邀请炭子冲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到旧居来，开了个会。他一上来就说：‘田里功夫忙不忙？想耽误你们半天功夫，同你们谈谈。’‘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王光美与刘少奇和孩子们在海边。后左起：刘涛、刘亭，前左起：刘源、刘平、刘少奇、王光美、刘丁丁。

王光美一生热爱大海。在北戴河休假时,几乎每天都带孩子们奔向海滨。

刘少奇、王光美与孩子在北戴河游泳。

“柬埔寨王国位于中南半岛南部。它的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多次来中国，同我国关系很好。当时他们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是王后，就说西哈努克的母亲柯萨曼王后。所以我们到达金边进城时，少奇坐的汽车是柯萨曼王后陪，我坐的汽车是西哈努克亲王陪，沿途受到二十多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少奇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于1963年4月12日乘专机抵达印尼首都雅加达马腰兰机场，对这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陪同访问的除我之外，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和夫人朱霖等。我们在机场受到苏加诺总统的热烈欢迎。苏加诺没带夫人，带了他的女儿出面接待。因为他的夫人不止一个，按伊斯兰国家的习惯可以有四个。在前往总统府的途中，街道两旁五十多万人夹道欢迎。”

“我们5月10日离开昆明， 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在机场受到胡志明主席的热烈欢迎。他和少奇是老朋友，两人一见面就热情拥抱。胡主席和我也非常熟悉，所以他也拥抱了我。那情景真像亲戚重逢一样。”

“我拿着行李往外走，回头看看，少奇一直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我走出大门。想到这次下去（基层）要一年时间，心里实在不放心。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分开过这么长时间。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我不在了谁照顾好他呀？没人提醒他及时穿衣戴帽，他是很容易受凉感冒的！夜间起来摔倒了怎么办？小孩子教育会不会耽误事？一大堆家务事谁来管？但事已至此，再牵挂也没用，我只好咬咬牙，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我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年近七十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上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我回家后，立即和医生护士联系，配合他们为少奇同志治疗，同时加强护理。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造反派把我拉到大操场。中央通知我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我讲一句话。整个场面极为混乱，吵吵嚷嚷的，我什么也没听清。我在批斗会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好多老干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压在台子上批斗，心里难过极了。批斗会后，造反派将我押回房间里，又审问了两次。”

“当天下午，我们在省里同志的陪同下，从郑州到开封。我们来到少奇同志逝世的地方。一进那小屋，我一眼就见到了少奇用的枕头，急忙跑过去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睹物思人，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那对枕头，是1963年我们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送的，没想到它伴着少奇度过了最后岁月。”

王光美确实有着令人着迷的人格魅力。我十分敬佩她的性格：实在、爽快、豁达。每次见面，她总是脸上挂着笑容。

每每谈到国家发展的好形势，谈到子女们的出息，或者听到高兴的事、有趣的话，她会很开心地笑，甚至爽朗地大笑。她长期生活在高雅的上流社会，却也饱尝了多年的铁窗生涯，但她能以坦然、宽容的心态面对，从不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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