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为什么自首 潘汉年做了什么

最近一些年，一些关于中国近代抗战时期的谍战电影和电视剧非常火爆，把观众们带到了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战场”，让更多的人熟悉了在幕后默默付出的情报人员。

而真实的情报工作无疑比电视剧上的剧情更加危险和刺激，没有那么多巧合，有的只是情报人员九死一生的冒险。

情报工作人员需要打入敌对阵营，在敌对势力范围内扎根渗透，这就要求情报工作人员要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应变能力。

但是老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常年游走于黑白的灰色地带，往往让很多情报人员不得已之下沾染了一些比较受忌讳的东西，在最后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使得自己百口莫辩，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少见的。

而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有这么一位抗战时期的情报科科长，毛主席无比信任他，在建国后派他担任上海市的副市长，辅佐陈毅管好这个中国的现代化大都市。

但是六年后，1955年，这个人就被逮捕了起来，甚至于毛主席都发怒批示“不可信用”。那么这位让毛主席大动肝火的人到底是谁呢？

毛主席发怒，挥笔怒批六字

毛主席到底为了谁，为了什么发怒呢？

这件事情要从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说起。在这次的全国会议上，潘汉年是作为上海市的代表和陈毅市长一同前去的。

在这次会议上，主要说明了饶漱石、扬帆这两位干部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的事，逮捕的人里面也包括在抗日时期投诚于汪伪政权后来又“反正”的胡均鹤。

坐在台下的潘汉年看材料看得心惊肉跳，额头不由自主就冒了冷汗。杨帆和胡均鹤都是他的下属，而且自己是上海市公安和政法的负责人，他们出了事，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是这还不是让他最担心的事，因为三人都已经被抓捕，事件也有了定论，公安部没有找到自己头上，就证明自己这关算是过去了。

最让他担心的事是一件他藏了十多年的秘密，就是他在1943年的时候曾经独自在南京会见汪精卫。

这件事他没有向组织报告，也没有告诉其他人，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心结。听着中央负责人三令五申要求每一个高级干部都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潘汉年拳头握紧了又松开，挣扎良久，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魂不守舍的潘汉年就找到了陈毅，和他面对面地说了自己当时被汪伪特务李士群胁迫前往南京会见汪精卫的前后过程，检讨了自己当时没有向组织上报的原因。

陈毅听见这个事不由面色大变，他想不到自己的这位副手竟然隐瞒了这种事。他匆匆拿着潘汉年的准备好的报告来到了中南海，向毛主席说明了这件事。

毛主席看完潘汉年写的报告，十分痛心又十分愤怒，当场就在文件上面用挥笔写下了六个字：“此人不可信用”。

过了两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带人找到了潘汉年，把他逮捕归案。从此刻开始，潘汉年的政治生涯结束，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遭胁迫赴南京，被迫会见汪精卫

潘汉年交待的会见汪精卫的事，要从他1939年临危受命，在上海建立情报网的时候说起。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的进攻势头非常猛烈，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基本沦陷，上海因为特殊的各国租界原因，在此时成为了一处非常特殊的“孤岛”。

日军在此时还不想招惹欧洲列强的敌视，因此不对上海发动军事袭击，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平。而各方势力在此交错，也就给情报工作者创造了绝佳工作环境。

潘汉年奉命来到上海，他知道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他这个时候来到上海的任务目标是日军和汪伪政权，而以往本是对手的国民党特务和上海地方势力却又成了友军，这对情报工作者来说需要很强的应变能力才能在这其中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

当时潘汉年对于汪伪政权采取的切入点就是汪精卫麾下的李士群。

李士群早年的时候本来前往苏联留学，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后来投降了国民党中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叛变投降了日寇，在日本人的示意下建立了汉奸特工机构，为日军服务。而等到汪精卫和日寇合作，成立了汪伪政府后又来到了他的麾下，为汪精卫服务。

李士群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背叛行为，无疑说明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利己的人，有奶便是娘。和队友们商量过后，潘汉年决定可以和李士群进行联系，尽量争取和利用他。

而李士群为了能够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对共产党这边的“联系”也乐意之至，潘汉年就顺利地开辟了这条情报线，在后来也确实起到过切实的作用，获得过许多有用情报。

1943年的时候，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这个时候，新四军各部根据各方面的消息和日伪军的种种活动迹象分析，日伪军可能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活动，所以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就找到潘汉年，希望他能够尽快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在情报部门内部经过商讨后，最后决定由潘汉年再次前往上海部署工作，同时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在汪伪政权内部打探消息。

经过饶漱石批准后，潘汉年就启程前往了上海。他找到了李士群的副手胡均鹤，但是胡均鹤表示李士群不在上海，已经到苏州去了。

等胡均鹤带他到了李士群的苏州家里的时候，他家里人又说李士群已经离开苏州，到南京去了。

潘汉年这时候迟疑了，身为情报人员，他知道自己孤身前往南京的危险。汪伪政权的总部就在南京，他也不知道李士群是巧合去了南京还是别有目的，但自己这要是去了南京，安危可就没办法保障了。

潘汉年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险前往，为了完成任务，不可能一点风险都不冒。

来到南京见到李士群后，李士群露出了他的真正意图。

他们用猫抓老鼠一般，一步一步引诱着潘汉年到南京来，就是为了要他和汪精卫见面。李士群和潘汉年说：“汪先生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局面已经不由自己控制了，潘汉年想去请示一下上级也没了机会。他拒绝也不是，答应也不是。因为拒绝的话怕对面恼羞成怒，对自己不利；如果答应的话，没有事先报备组织知晓，事后容易生出事端。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潘汉年咬咬牙，为了完成任务，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态选择了前去会见汪精卫。

汪精卫见到了潘汉年，和他握过手后便悠闲地坐了下来，和潘汉年说起话来。

后世人网上有评选过所谓的“民国四大美男子”，而汪精卫赫然在列。在潘汉年面前，汪精卫虽然只是日常家居闲坐，但也充满了气概和威严。

汪精卫开门见山地说：“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对于这种敏感话题，潘汉年不太好回答，只好模棱两可地说可以把汪先生的话传达给延安，让延安方面考虑。

汪精卫点点头，像是没有听出潘汉年话里的敷衍意味，又像是强调一般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在谈话的最后，汪精卫又对潘汉年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说完后就转身上楼，让卫兵送客了。

这次谈话很快就结束了，但是潘汉年却觉得犹如过了三天一样。温和说话的汪精卫没有任何喜怒，但是给潘汉年的感觉却无比可怕，像是背后始终有针扎一般。

离开汪家私宅的潘汉年松了一口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通过李士群的渠道，获得了许多有用的消息，最终回到了华中局上交了相关情报。

犹豫失报告机会，案发被冤成汉奸

回来上交完情报后，潘汉年犹豫着不知道要不要报告说明自己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虽然这次会见交谈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潘汉年身为地下情报工作者，多疑敏感的心态让他不敢暴露这种违反纪律，状似投敌的行为。

所以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和华中局方面报告，只是说明日伪军方面没有大的扫荡计划。因此立了一功的潘汉年也放宽了心，慢慢忘记了这件事。

但是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这个消息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探到了，国民党就以此来攻讦共产党与汪精卫相互勾结。

这件事闹得十分大，甚至于后来毛主席也来问潘汉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事情到了这个关头，潘汉年更不可能说出来，只能是矢口否认，坚决不承认。

因此毛主席相信了他的话，还公开发电报替潘汉年证明清白，说：“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

潘汉年对于主席对自己的维护十分感动，但是内心愧疚下他更不敢说出来实情，就这样，这件事在他心里一藏就是十多年，几乎成了自己的心结，每次夜晚做梦想起都吓得大汗淋漓。

因此我们就可以对文章开头毛主席知道潘汉年自首的这件事后，那么生气那么痛心的原因了。潘汉年因为自己的犹豫和小心思，不相信组织，最终导致了后来的怀疑和牢狱之灾。

潘汉年1955年被逮捕，此后就一直被关押在北京的功德林监狱，甚至于自己的妻子也遭受了牵连，被关押在监狱里面。

潘汉年被关押了7年之后，中央在1962年的时候决定对他进行审判。

当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是有“延安五老”称谓的谢觉哉老先生，他看过潘汉年案的卷宗，也认识潘汉年这个老革命，其实从心底里他是不认为潘汉年有反革命、叛党倾向的。

但是他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刑庭庭长、审判组组长等人说，最高人民法院不负责案件事实审查，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他还举了岳飞的例子，然后饶有深意地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潘汉年案很复杂，涉及了中央许多重大机密，很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对于潘汉年的处理也是中央决定的。

但是毛主席早就有过指示，潘汉年不判死刑，人只要不杀，就好办多了。人只要不死，是非功过，总有时间会证明的。”

于是潘汉年最终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其实若要加上此前被监禁的七年，是足足22年的刑期。

1975年，潘汉年提前离开秦城监狱，被发配到湖南的劳改农场继续服刑。潘汉年身边仅剩下妻子董慧跟随，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光。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当时在农场的潘汉年也跌跌撞撞在妻子的搀扶下来到了农场布置的主席灵堂，他看着毛主席的画像，想着主席当年对他的维护，流着泪哽咽道：“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而半年后，1977年的四月份，潘汉年因为疾病缠身，在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享年72岁。

潘汉年一直到去世都背着内奸的罪名，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甚至于他被埋葬的时候都不能用真名，只能用他当初工作时的化名“肖淑安”。

一直到了1982年，经过多年的调查，中央有关部门才正式向全党全国宣布澄清潘汉年的罪名，洗刷了他的冤屈，将这个错案彻底纠正，还了他一个清白。

而潘汉年夫妻的骨灰也被移送到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给予了一代革命功臣应有的荣誉和归宿。谢觉哉老先生当年“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定”的话一语成谶，让潘汉年九泉之下能够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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