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前建立在崖边的著名佛教 佛教的资本主义

（敦煌壁画 图片来源：东方IC）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资本主义的宗教样式

古代世界有没有“资本主义”？是个值得一提的问题。

若按照五种社会形态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近代有，而古代未有。即使有，那也是作为萌芽存在。要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才会发出个芽来。

如果我们放下五种社会形态，换个说法呢？那就不一定了。比如说，放在国家形态上来看，国家的货币政策及其货币经济，是否包含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呢？还有国家之间的贸易及其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所表现的重商主义，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的国家样式呢？若谓之是，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人类自有国家以来就有资本主义。

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到人性论上来看，资本主义的根源就在人性好利中，正是人性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产生了资本主义。因此，从人类有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将人自身从自然界里解放出来，开始有了生产交换和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就出现了。就此而言，资本主义古代有，近代也有，但各有各的样式。

佛教的资本主义，就是古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宗教样式。然而，佛教不是要“六根清净”嘛，怎么还搞资本主义呢？

清净，是针对自我修行而言的，若要普度众生，还真得搞点资本主义，其最为明显的标志，便是迦腻色迦王将自己头像同佛陀头像铸在同一枚金币上。试问，普度众生最方便的法门在哪里？当然在流通领域。在流通领域普度众生，还有什么比流通的佛币更有力量？将国家信用建立在宗教信仰上，再以货币经济开显佛法之光。贵霜王朝发行佛币，使佛教走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上。

大乘佛教，不再是那个土生土长说着巴利语的乡下佬，而是在希腊化世界里说着庄严梵语的天之骄子，为了让佛币统治丝绸之路，还要让佛法说汉语。

刚好，中国人来了，在通往世界历史的道路上相遇了佛法。

本来张骞通西域，就是奔着大月氏去的，而大月氏即贵霜王朝前身，对二者汉人未加区分，一概称之为大月氏，原指望与之联合夹击匈奴，但新的大月氏人，加入了太多的希腊化成分，早已淡薄了对匈奴的仇恨，加上他们已经掌握了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是“无边法雨潇潇下，不尽财源滚滚来”，能以贸易立国，何必还要战争？

印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罗马帝国的追求，都被贵霜王朝掌握了。罗马帝国因与安息长期战争，陆路被阻，故其与东方贸易转向海路，从地中海到红海，从红海进入印度洋，来到印度。这条航道，公元一世纪就被希腊人发现了，这与其说是献给罗马帝国的一份厚礼，而毋宁说是贵霜王朝分享天赐良机，从陆上到海上，都被它枢纽。

东西方两个最强大的帝国，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要通过它来连接，而它则是与之并驾齐驱的第三大帝国，它一手拿着佛币，一手拿着佛法，往东，翻山越岭，开辟汉传佛教的通道；往西，漂洋过海，却未能开发出一个佛教资本主义的新世界。罗马之于东方，惟求丝绸、香料，其于佛法和佛币概不需要。

而中国之于中亚，先要战马，后要佛法，以战马击匈奴，用佛法治西域。之于佛币，则因汉家自有铜钱，与西方币制不同，若以君王头像铸币，那便犯了大忌。君王头像，岂能任人把握，玩于掌股？王如此，佛也如此，故但取佛法，不取佛币。然佛教资本主义不独体现于佛币，亦隐含在佛法中，同佛法一道进入中国，并得以发展。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佛教东传，不仅传入宗教观念，还传入了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这跟我们的说法不太一样，我们认为，佛教在古代世界里存在，如何能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是在欧洲产生的，怎么会跑到古代东方的佛教中来？这样未加思索的说法很可能会带来误会，使人误以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是从古代佛教资本主义中来的，不知不觉落入“西学东源”的套路。

其实，资本主义虽有古代、近代之分，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基于人性好利的表现形式，所以，看上去大抵都相似，更何况佛教资本主义里，有着广泛的希腊化因素的存在，故与西方兴起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具有古代的亲戚关系。

佛教资本主义，出现在希腊化世界里，选择了犍陀罗为飞翔地。为此，汉传佛教对原始佛教作了根本改造，而有“燃灯佛授记”。尽管历史上，佛陀从未到过犍陀罗，可“燃灯佛授记”，却把佛陀的前世放在了那儿，把佛传故事的开端和佛教神圣的起源——前世因果，定位在犍陀罗。

今生佛在印度，前世佛在犍陀罗，这样安排下来，应当还有个未来佛，佛陀已授记于弥勒，弥勒会出现在哪里？在中国。他就是那个布袋和尚，手提着包罗万象的乾坤袋，没有什么他装不进来，无论袋子里装了什么，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还是前因后果，他背起来就走，然后，坐在每一个寺院的大门口，于红尘中面向未来，笑口常开。

从华氏城到犍陀罗，从犍陀罗到敦煌，对应着三世佛，佛教说着汉语前往中国，那三座佛法之城，分别标志着佛教的今生、前世和未来，未来就在中国。

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再次起飞，从希腊化世界飞向中国式天下。

前一次，是在孔雀王朝，从恒河流域起飞，飞向希腊化世界，那也可以说是佛教凤凰涅槃第一期。而这次，则以犍陀罗为中心，开启了佛教凤凰涅槃第二期。

本来贵霜王朝兴起，从新佛教里一度发展出国家资本主义，可好景不长，在通往帝国的道路上，先是遭遇了萨珊波斯的狙击，接着突如其来的白匈奴给了致命一击，帝国倒下了，佛教东去。贵霜前世，被称作大月氏，于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想当年，大月氏人被匈奴从中国西部赶出去，一路逃亡到西域，在希腊化世界里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并以此为根据，逐步主宰了西域。贵霜王朝接踵而起，虽然是希腊裔复辟，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还是大月氏，还把他们看作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

经商与传教：向着东方的敦煌

不知他们是否还有故国之思和故土之恋，作为大月氏人的新生代，他们终于回来了，以一种最好的方式，不是以战士，而是以传教士，不是以牧人，而是以商人，他们不仅带着佛法和佛造像，还带着资本主义的佛光，从犍陀罗出发，往敦煌来了。

经商与传教相结合，他们来了！不仅走出一条自由贸易的佛教资本主义的丝绸之路，而且走出一条思想共和三教合一的汉传佛教之路，他们两条退走路，带着希腊化世界的思想与财富，经由龟兹，走向敦煌，走向中国式天下，他们真是如归故里。

因太史公在《史记·大宛传》中早就说过“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应邵注《汉书》也说“敦，大也；煌，盛也”，所以，到了唐朝，李吉甫编《元和郡县图志》时，就接着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是汉唐气象的说法。

不过，现代学者却另有说法，说“敦煌”词源，并非来自汉语，所以，不能用作“大”呀“盛”啊的说法。他们认为，在《山海经》之《山经》第三卷《北山经》中，有所谓“敦薨”，即为“敦煌”之初名，观此名，当为本地人称呼的汉语音译。

而希腊人，则称“敦煌”为“都货罗”，“都货罗”即“吐火罗”，也就是原居于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人，故“敦薨”或“敦煌”，皆为“吐火罗”音译。

因此，汉唐之间，所谓“敦煌人”，应该就是大月氏人，在汉家天下里，以“敦煌”为城，其实就是在召唤大月氏人，召唤他们归来，一同对付匈奴人。

倘若放在齐家文化时，他们还没有汉语名称“大月氏”，但总应该有个印欧语系的称呼吧，叫什么？难道就是“吐火罗”？总之，他们的祖先早就来到这里，带来了青铜文化，那是青铜时代的整个的文明体系，同齐家人有过那么一次“金玉良缘”。

这次，他们又来了，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带来一个新的文明体系，如果说他们的祖先带来的是以物质文明为主的青铜文化的世界体系，那么他们带来的则是以佛教为标志的精神文明的希腊化世界的体系，于是，汉传佛教在中国思想与希腊、印度思想的共和中出现，这三大轴心期文明一体化所产生的思想，是第一次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思想。

从犍陀罗到敦煌，从大月氏到汉唐，我们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美妙的文明景观，希腊化世界和中国式天下通过最为神圣的佛法结合，想想吧，这有多大？东西方都能装下，不就是普度众生？让世界历史的车轮满载着人类文明运行，这就是大乘！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汉唐盛世的盛大格局，是因为有了希腊化世界的加入，不是以帝国方式，亦非以王朝面目，而是让汉传佛教以市场经济安身，在文化江山立命，走了一条与文化中国相结合的路。以往，佛教在印度，与孔雀王朝结合，在希腊化世界，与贵霜王朝合作，靠着王朝扩张，它也扩大影响，随着王朝消亡，它也跟着流亡，从印度流亡到中亚，从中亚流亡到东亚，有了文化中国托底，它可以脱离王朝自立。

从汉到唐，数百年间，兴亡了好几个朝代，更迭了数十个国家，可佛教流亡了吗？没有！就算王朝要灭佛，可佛教亡了吗？还是没有。因为它已成为文化中国的一部分。一代代王朝过去了，无论兴衰，它都存在，一国又一国交替，它自有江山可居。

它接受王朝供养，但绝不放弃市场，它不再依靠一代王朝去追求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用佛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发展自主的寺院经济，不仅像犹太教那样放贷生息，如谢和耐说的使“供物资本化”，还经营土地与商业，形成如吕澂所言“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义学”。佛教资本主义何以能在中国同佛教教义兼容，发展出财源茂盛的寺院经济？在佛教到来之前，中国究竟是一块如谢和耐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僻壤，还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释道儒的共和

谢和耐所言显然忽略了中国道家思想，佛教进入中国，首先就与中国道家结合，不光在教义上和修行上寻求结合，还使佛教资本主义通往道家自由主义。

西方人习惯于站在他们固有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中国道家思想，把道家的自然主义也看作是自由主义，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天道自由主义”。

不光现代西方人这样看，三百年前的西方人也这样看。最早把老子的《道德经》当做西方自由主义的源头的，是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的法国重农学派的弗朗索瓦·魁奈，他从传教士那里了解到老子的“无为”思想，将它译为“自由放任”，作为其“自然法则政治论”要义，这一点，很可能对亚当·斯密有影响。“自由放任”的依据是什么？当然是天道，市场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从哪里来？当然也是从天道来，政府管不了，也不能管，也许这就是亚当·斯密从老子那里得到的灵感？

如果说自由主义之于中国，表现为天道自然。那么在西方，其自由主义的传统，还是基于天赋人权。在市场经济方面，天道自由主义具有启发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留下了一些启发之痕，但在国家观念上，他们信奉的则是天赋人权。

二十世纪中叶，针对凯恩斯主义，哈耶克提出“自发的秩序”，又从老子那里获得了新的灵感，用“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反对国家干预。

时至今日，还有人主张中国应该用道家思想来发展市场经济，美国学者邓正莱(James?A.?Dorn)?在《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中指出：“《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

佛教资本主义相遇道家自由主义，比西方人早了上千年，不知佛教资本主义有没有从《道德经》中获得市场经济的灵感？但佛教进入中国时，中国在资本主义方面并非像谢和耐认为的那样，是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而是早已准备好了《货殖列传》那样的资本主义温床，我们从佛教史上还未见有过《货殖列传》似的资本主义篇章。

不光道家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儒家也有。1912年，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对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所作的书评，其中，就提到了儒家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耐人寻味的是，西方经济学两个对立学派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和哈耶克，一个提倡为国理财的儒家经济学主张，另一位则从“自发的秩序”中看到了老子的思想，虽然都提倡自由主义，但一个要国家干预如孔门仁政，一个要“自发的秩序”似老子无为。

由此可见，轴心期思想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永远的现代性”，孔老之学，历时两千余年，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人推尊，因而与时俱进，这还不是“永远的现代性”？而且轴心期思想，除了不为一时所限，还能不为一地所止，不光在中国普及，还在西方流行，这就反映了轴心期思想的第二个特征，亦即具有“必然的普世性”。

佛教入中土，同时相遇了道家与儒家，道家相近，不仅在显性的教义和修行方面多能相通，而且在隐形的佛教资本主义方面，也足以相容。而儒家则不同，佛教教义本就与儒家政治伦理犯冲，佛教要求出家，已非儒家倡导的家国情怀所能容，更何况佛教资本主义也难以纳入孔门为国理财——“足食，足兵，富之，教之”的纲领中。尽管如此，儒家虽与佛教宗旨不同，但于资本主义尚能通融。

寺院经济的发展，只要不影响到儒家为国理财的“足食，足兵”计划和“富之，教之”的仁政方案，儒家也不是非要重农抑商，抑制佛教资本主义抬头。所以，我们说，佛教资本主义在中国有着足够的发展空间。

尤其在中国西域，一个文明的大熔炉——敦煌出现了！西域，不仅是佛法的通道，敦煌，也不单是大乘的驿站，它更是一个文明的大熔炉，中国、希腊、印度三大轴心期文明在那里融冶，形成了一个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新世界，令汤因比为它喝彩。

唐代敦煌，出现了新世界的曙光，被寄托了人类性的理想。它比长安精彩，若仅以长安为代表，唐朝还不能称之为大唐。要有敦煌，大唐才成其为大，长安只能代表王朝中国，而西域是个希腊化世界与中国式天下共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长安不能代表它，要有敦煌来代表。

敦者，大也！佛法不到敦煌，不能成其为大乘，敦煌，不是大乘的起点，也不是大乘的终点，但它是大乘的枢纽处，是大乘的集合场，乃所谓集大成者也，此前，无有其大者，此后，亦无过于其大者。

读世界史，我们发现，有人把敦煌称之为“东方的佛罗伦萨”，这是本末倒置了，同样复兴希腊方式，敦煌比佛罗伦萨早了好几百年，无疑要敦煌优先。

在三大文明的结合处，敦煌成为三位一体，当希腊化世界在中亚解体时，被丝绸之路和汉传佛教带到中国西域，为文化中国输入新鲜血液，一个兼容了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中国重启于敦煌。一代王朝——孔雀王朝垮了，一个帝国——贵霜帝国倒了，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中国出现了，普度众生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车子——大乘？那可是一辆要开往“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天命之车啊！

其交通枢纽四通八达，就在敦煌。敦煌，只有在敦煌，文化中国的光芒才能将那位于欧亚大陆中央的世界的心脏照亮，有人说，那就是文艺复兴的光。是轴心期那三大文明，在中国西域放出的新的思想共和之光。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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