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颜勤礼碑集字作品（颜书刻石字体最小者）

颜真卿书《干禄字书》

《干禄字书》自署立于大历九年(774年)正月。唐颜元孙撰。刻本。楷书，颜元孙文一篇。碑下截已短缺，左右两面，一高260厘米，一高236厘米，宽155厘米。两面刻，各五层33行，行9字。篆书题额“颜氏干禄字书”六字。明拓本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颜真卿书此碑时已66岁。《干禄字书》的注字用小楷，除小字本《麻姑仙坛记》外，为迄今所见颜书刻石字体最小者。故宋欧阳修《集古录》有“鲁公书刻石者多而绝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笔力精劲可法，尤宜爱惜”之说。《干禄字书》大历九年(774年)原刻石，因模拓漫漶，故在开成四年(839年)由刺史杨汉公重新摹刻，尔后亦渐磨灭。宋初尚有原刻本和杨摹本流传。原刻与重摹两石，行列、字数均不同，惜年久早佚。南宋初已有木刻版流行。现存石刻为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所刻，在四川潼川。正文后刻有句咏题跋：“蜀大夫所见惟板刻，尤鲜得见其真。府尹龙阁宇文公(时中)比刺湖州，得鲁公书与杨汉公所摹二本，特为精详……于是俾以杨、蜀二本参校，若颜书之剜缺者，以二本补焉，不可推究者缺之，令通颜书之士摹勒刻石于泮。”另有宋宝五年(1257年)衡阳陈兰孙据杨汉公本重摹本传世。欧阳修有评：“鲁公喜书大字，惟干禄字书法最为小字，而其体法持重舒和而不局蹙，《麻姑仙坛记》则道峻紧结，大为精悍，把玩久之，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公不能书也。”（《集古录》）

唐人《干禄字书》研究

《干禄字书》由唐人颜元孙撰，后为颜真卿书写刻石，广为流传。这部书是唐代正字学的一项成果。

“正字”与“字样”这两个名称，在唐时很普遍，而且常用于书名，如《颜氏字样》、《经典分豪正字》等，这些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

在我国文字学史上，正字学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正字学也有称“正字法”或“字样学”的①。正字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整理和研究异体字，确定文字的标准形体，促进文字的统一。唐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和学者的努力，使正字学有了成效显著的发展。

促成唐代正字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有文字以来，字体经历了多次的演变。秦汉之际，隶书取代篆书、隶变是一大改革。隶书继续发展。出现了楷书。随着字体的演变，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割据，南北阻隔，形成了“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见《魏书·江式传》的状况，异体别字，比比皆是。《颜氏家训·杂艺》中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肖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 *’，‘能’旁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际，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畏拙甚于江南；乃以“百” “念”为“忧”，“言”“反”为“变”，“不” “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偏满经传。在唐初使用的文字中，同字异体的现象极为普遍。经济和政治日益强盛的唐朝，为促进文化教育的繁荣和交流，自然需要文字的进一步统一。

在唐以前，占书都是写本。辗转传抄，或字有讹夺，或篇简错乱，必须再经过校勘。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开校勘端绪，历代官府都设校书官，而对古代经典的校定尤为注重。校勘就必须对文字的形、音、义仔细推敲，考辨用字的正误。北朝未期，秘书省设正字一官，地位略次于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亦文士出身之官员。以后，唐、宋几代都设秘书正字官职。

唐朝在官吏考选和学校教育方面，都把书写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科举考试科目有六项：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参加明书科考试，先口试，后笔试《说文》六帖，《字林》②四帖，懂得训诂，兼能杂体书法者为及第。书写的要求一是正确，二是遒丽。

与此相应，在京城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等六学，由国子监总管。书学已是专门学校。书学内，有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典学二人。学习内容是：“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③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④。对宏文、崇文两馆学士的考试，还有这样的规定：“所习经业，务须精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通七者与出身，不通者罢之。”⑤

如此教育与选吏制度，就使社会上，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书写的规范倍加重视。《干禄字书》的取名，也反映厂这一点。干，追求意，禄，俸禄意。语出《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关于唐人正字活动，还可以联系到历代的太学石经。石经创于东汉。熹平年间，因《周易》、《尚书》、《诗经》等经籍辗转传写，文字沿讹，故蔡邕等儒生奏求灵帝正定六经文字。于是刻石经立于洛阳太学，以为经籍之定本，使后人有所取正，此即《熹平石经》。石经文字应是当时通行的正规文字，书体是隶书。由于石经不仅正定了经籍的辞章内容，而对文字的字形也起厂规范作用，故石经之立，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正字措施。

过了六十多年，魏正始年间齐王芳又刻石经《尚书》、《春秋》，以古文为主，并以篆隶二体字列其下，立于太学，世称《正始三体石经》。它的隶体文字与《熹平石经》是同一时期的正规文字，字形是一致的。

两晋、南北朝，国家分裂，社会动乱，尽管文字变异纷纭，但不曾再立石经。

一直到唐晚期开成年间，才重立石经，书体为楷书。此距《正始三体石经》已有六百多年，而距颜元孙撰《干禄字书》也约有百余年了。

正是适应了上述种种社会需要，在初唐和中唐，一些学者积极从事正字活动，研究和确定楷书字的标准形体和使用规范。

实际上，正字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是在唐以前。现在可见到的比较早的资料是北齐颜之推⑥《颜氏家训·书证篇》，他说：“世间小学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书记。凡《尔雅》、《三苍》、《说文》，岂能悉得仓颉本指哉？亦是随代损益，各有同异。西晋以往字书，何可全非？但令体例成就，不为专辄耳。考校是非，特须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两字非体。《三苍》、‘尼’旁益‘丘’，《说文》‘尸’下施‘几’，如此之类，何由可从。古无二字，又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 *’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奋’‘夺’ 从‘ *’，‘席’中加‘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分‘泽’片，‘猎’化为‘ *’，‘宠’变成‘宠’，‘业’左益‘片’，‘灵’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所见渐广，更知通变，救前之执，将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颜之推的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地谈了对文字演变的看法。他提出：“随代损益，各有同异”，即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字有增有减，有同有异。“古无二字，又多假借”，即在古代，使用的文字数量少，很多字词都借用同音字来表示。“自有讹谬，过成鄙俗”，即有的字写错后（因有意或无意），沿用久了也就成了俗字。“更知通变”，“将欲半焉”，即正字应取参酌古今，折中通变的办法。

这些看法以及字分正俗，用途不同的主张对后来的正字学是有影响的。唐人正字的先驱者颜之推还著有《俗文字略》一书，可惜早巳不传。与唐代正字学有关而见于历史记载的著述大致有三类：一类是关于一般文字的，如：颜师古⑦的《颜氏字样》、《匡谬正俗》：杜廷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唐玄宗时的《开元文字音义》。

另一类是关于古代经典文字的，如：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张参的五经文字事⑧，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

再有一类是韵书，如王仁**的《刊谬补缺〈切**〉》 、孙缅的《唐**》等等。这些书都注意列举异体，辨正字形。

上述都是影响较大的书。自然，还会有一些书连名字也没有传下来。《干禄字书》是由颜真卿书写并摩勒上石，后来又有重刻。《五经文字》和《新加九经字样》分别刻在《开成石经》的后面，至今存于西安碑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比较完整的拓本。这些都是十分可靠的唐代正字学的资料。

颜元孙，字聿修，万年（今陕西西安市附近）人。自幼善文辞，垂拱初登进士第，历官长安尉、太子舍人及濠、滁、沂堵州刺史。他对诸家书迹精于鉴别。其生卒年代不详，约活动于唐高宗至玄宗时。

颜元孙的伯祖父颜师古，颜师古的伯祖父颜之推，都以考注经史而著名，对六书声韵之学又都有著述。颜之推著有《急就章注》一卷、《训俗文字略》一卷；颜师古著有《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等。贞观年间，颜师古在刊正经籍过程中，将不同写法的楷书字记录下来，在当时被称为“颜氏字样”。后来，学士杜延业又加以扩充，编出《群书新定字样》。在这个基础上，颜元孙才进一步完成《于禄字书》。

颜元孙在《干禄字书》正文之前有段文字，说明撰书的缘由和体例，通篇不过五百余字，言简意赅，可谓《序言》。

关于《干禄字书》的体例，主要有四：

一、“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每转韵处朱点其上。”此书共举字例1599个（其中重文717个），按四声次序排列。同一声调下的字，再按韵部排列。所谓“朱点其上”，当是《字书》原稿；后来石刻及拓本无此，也无代替的其它标识，自是憾事。

二、每个字例包括俗体、通体和正体：三种或其中两种。如“霜盾盾 上俗中通下正”、“功 上俗下正”

三、“偏旁同者不复广出”。意思是对包含同一个偏旁的字，本书只举字为例。如书中举出“聪聪聪 上俗中通下正”，对右旁相同的‘骢’、‘摁’等字，也分别有三种写法就不再列举。

四、“字有相乱，因而附焉”。意思是对一些形似义异的字，也附带加以辨析。如“

瘫壅 上摊持下壅塞”。

通篇之中个别字例失于考校。如“ ”与，“商”本为两字，书中却注“上俗下正”。又“皂”与“儿”亦非同字，书中说：“皂儿貌 上俗中通下正”。特别值得捉出的是作者对文字发展和使用的一些见解。现摘录于下，并略作解释：“史籀之兴，备存往制。笔削所误，抑有前闻”，“积习生常，为弊滋甚”，“改篆行隶，渐失本真”。此言篆文的形成是有一定规则的。人们在笔写刀刻时会有各种差误，有的相沿成为习惯，弊病越来越多。隶书产生之后，离本来的字形就更远了。“若总据《说文》，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此言如果写字都要以《说文解字》为根据，那就阻碍重重。应当舍弃文字中过分的累赘的因素，选择合理的写法加以肯定。上述看法表明作者既重视字之本，又赞成字之变。

（一）区分正、通、俗三体作者又对当时使用的文字采取分析态度，划为三类：

“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卷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

“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衷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若须作文言及选曹铨试，兼择正体用之尤佳。”

“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介经注本文，碑书多作八分，任别询旧则。”

关于正体字的标准，《干禄字书》只是笼统地用《并有凭据》四个字加以说明。“凭据”是什么？概念上没有明确。从它所列正体的实际情况看，除合《说文》者外，还行经典相承的和当时通行的比较简化的字，兼收并蓄，范围广。

这种划分办法大体反映了文字产生的先后和在那时的使用情况，也表现了颜元孙的文字观。

“正”、“通”、“俗”三体的概念，自汉《说文解字》以后，讲文字的书上就屡有出现。但是，象《干禄字书》这样，把各个字的三体专门区分出来，并从名与实、体与用的关系上对三体分别作出定义，则是前所未见的。

（二）限制异体字的使用

《干禄字书》从每个正字的异体字中，又确定了通体和俗休，并分别指出它们使用的实际范围。这意味着，不仅正体是合理的，其通体和俗体也是合理的。前文中曾讲过，当时一个字的异体往往很多，甚至十来个。那么，《干禄字书》选择其中一个、两个作为字样，以示肯定，对其余的异体字也就起了否定作用。其实际效果就是约束人们的书写习惯，克服异体纷纭的弊端。

根据《干禄字书》以及其它正字学书，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哪些字体是正体字，哪

些字是通体或俗体字。以此为准，笔者对隋唐石刻拓本（主要是碑、志拓本）进行了考察，现将一部分记录，摘要于下（记录中的铭文字数，不包括已经缺损的字。“比例”，是指俗体与通体字共占铭文总字数的比例：

《朝请大夫夷陵郡太守太仆卿元公幕志及元公夫人姬氏墓志》，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志文约1910字，其中俗体字124个，通体字108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二。

《九成官醴泉铭》，贞观元年（627年），欧阳询书，时年七十岁。铭文约1140字，其中俗体字45个，通体字77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一。

《弘义明公皇甫诞碑》，贞观年间，欧阳询书，时年七十余岁。碑文约1400字，其中俗体字63个，通体字四十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八。

《西平郡化陡县长刘政墓志》，贞观十六年（842年）。志文约650字，其中俗体字24个，通体字16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六点二：

《口君及夫人刘氏墓志》，永徽五年（八五四年）。铭文约530字，其中俗体字49个，通体字11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一。

《多宝佛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七五二），颜真卿书，时年四十二岁。碑文2000字，其中俗体字十五个，通体字22个，比例约为百分之二点四。

《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会昌元午（八四一年），柳公权书，时年六十三岁。铭文约1290字，其中俗体字39，通体字11个，比例约为百分之三点八。

《西平郡王李晟碑》，大和三年（八二九年），柳公权书，时年五十二岁。碑文约2270字，其中俗体字48个，通体字25个，比例约为百分之三点三。

《乡贡学究李颛墓志》，乾符四年（八七七年）。铭文约五百字，其中俗体字17个，通体字5个，比例约为百分之四。

通过对唐代碑志文字变化情况的调查，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1、在初唐的碑志中，通体、俗体字使用很多。在千字以上的碑文中，通、俗体字的

比例往往达到百分之十左右。《干禄字书》所列出的通、浴体字以外的其它异体字也经常出现。

2、在盛唐、中唐碑志中，通、俗体字的使用明显减少，其比例降为百分之三左右。 《干禄字书》所列出的通、俗体字以外的其它异体字极少出现。

3、碑志文字基本上是正体字及通体字，同时也采用少数俗体宁。碑志上俗字使用得少，籍帐、文案、写经、药方上使用得多。这说明在不同用途、性质的文书上文字字形也存在差别。

4、俗体字是普遍使用的，即使名臣、书家奉敕写的碑也不完全避俗字。正、俗之区别，并不绝对。以《干禄字书》为准，对不同时期的敦煌写经加以考察，则发现下述特点：

（1）在初唐以前的经卷上，俗体、通体字使用很多。

（2）盛唐、中唐时俗体字较少。

（3）初唐是过渡阶段，正体比例上升。如敦煌卷子S二一0五（北魏永兴元午， 五三二年写）和s二四一九（隋大业四年，六O八年写），两个卷子上通、俗体字之比例分别为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十五。又如羽字三十三（唐开元九年，七二年写）和羽字四十七（天唐宝五年，七四六年），两个卷子上通、俗体之比例则降为百分之六左右。

初唐（包括唐朝之前一段时间）到中唐，碑志写经等文献上通体，俗体字渐减、正体字渐增的趋势，正说明正字学提倡正字、限制异体字是颇有成效的，是唐代文字进一步趋向统一的反映。

应当说明的是，整个文字发展的历史，是由很多渐变过程组成的，它们既相衔接，又相交错。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历史朝代去划分文字演变的阶段。实物资料所证明的仅仅是：从汉字逐步趋向统一的角度看（本文讨论的是楷体字），公元八世纪前后存在着着比较明显的差别。这与正字学有密切关系。

而通、俗体字的普遍使用则说明《干禄字碑》承认三种字体的合理地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与需要，因而行之有效。

从现在文字改革的角度看，确定正字和限制异体，实际上是文字规范化的两个方面。

（三）肯定了汉字的简化

虽然在唐代的文献贵料中还没有见到直接主张文字简化的言论，但是，从《干禄字书》所举的字样中已经明显表示了简化文字的倾向。

这里将《干碌字书》的全部上声字作一比较，其统计结果列表于下（表分三栏，“相似”栏，是指字形笔画相似，难论繁简）：

通体与正体比较：简者42字，繁者15字，相似14字。

俗体与正体比较：简者44字，繁者12字，相似14字。

俗体与通体比较：简者5字，繁者O字，相似0字。

这就表明，大部分通体、俗体字比正体字要简化，俗体字往往比通体字更为简化。

颜元孙确实表现了变通的精神，所以《干禄字书》在汉字改革史上有着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唐代正字学起了三个作用：一是促进楷体字的规范，二是肯定了汉字的简化；三是巩固了文字的统一；由于这三件事既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又顺乎文字演变的潮流，结果都颇有成效，而且影响深远，甚至波及日本等国家。特别是《干禄字书》等正字学著作，对日本的文字学家也是有益的借鉴⑨。

毫无疑问，文字的创造、演变和改革，从来也不是少数人的作为，而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的结果。这也是正字学的基础。学者的努力也好，官方的提倡也好，其成效如何，都需要到社会书写文字的实践中去检验。比较简化的通俗字是大众（包括文化较低的农工商人）创造的，学者们再作归纳整理，宣传推广。

三、书写刻石

颜元孙撰写的正字书《干禄字书》，后来颜真卿又将它书写刻石。由于它在文字学上和书法上的价值，受到人们重视，成为唐代石刻中的一件珍品。

颜真卿是唐代大书法家，他是颜元孙的侄子。大历九年，任湖州刺史时书录《干禄字书》，摩勒上石，立于湖州（今浙江吴兴）刺史院东厅。自此《干禄字书》大显于世。然传拓既多，剥损乃甚。至开成年间，湖州刺史杨汉公又重摹勒石。汉公摹后记云；“亲侄颐顷牧天台，悃将磨灭，欲以文字移于他石，资用且乏，不能克终，汉公谬憩棠阴，获观墨妙，得以余俸成敞之意。自看摩勒，不差纤毫，蔗使笔踪传于永永。”（见《湖州府志·杨汉公刻跋》）文中颜为颜真卿的侄子。重刻的时间为开成四年（八三九年），距大历九年不过六十五年。

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著录了《干禄字书》拓本。其中讲到两本，一是鲁公所书真本，二是汉公模本。关于真本他说：“此本刻石残缺处多，直以鲁公所书真本而录之尔厖此以残缺不传，独余家藏之。”关于模本他说：“今世人所传，乃汉公模本，而大历真本以不完遂不复传。若颜公真迹今世在者，得之零落之余藏之足以为宝，岂问几完不完也。”上述欧阳修语分别写于平治三年和元年（1066和1064年）。由此可推测两点：

(一)、石刻损泐巳甚，早拓本也巳难见到，连欧阳修也仅仅收减刻石残缺的拓本。

(二)、杨汉公模本传世甚多，这表明大历之后的三百年间，《干禄字书》仍被世人看重。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干禄字书》又一次重刻。潼川府尹宇文公主持了此事，梓学教授成都勾咏为之题跋。跋云：“府尹龙阁比刺湖州，得鲁公所书与杨汉公所模二本，特为精详厖于是俾以杨、蜀二本参校，若颜书之剜缺者，以二本补焉；不可推究者，阙之。通令颜书之士摹勒刊石于伴”，此既“蜀石本” 。又据《金石萃编》记：“碑下截断缺”凡两面：一高七尺八寸五分，一高六尺九寸七分，俱广四尺七寸五分。书分五层，三十三行，行九字，正书。额题‘颜氏干禄字书’六字，篆书，在潼川府。”另，《金石萃编》末录《干禄字书》正文，仅录了“序言”和勾咏题记，文字且有缺漏。《干禄字书》三次刻石，唐大历九年和开成四年重刻皆称湖本，宋绍兴十二年重刻称蜀本。

颜书《干禄字书》通篇楷书，十分谨严；文中注释近于小楷，比较少见，笔力精劲，可为楷模。宋·黄伯思评此书法，云：“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劲气，乃尽鲁公笔意也。”（见《东观余论》）清·王昶云：“碑字方正有法度，尚存鲁公遗意。勾咏题跋云‘令通颜书之士摹勒刻石’者，信非虚语。”见《金石萃编》）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时巳六十六岁，和他晚年的，《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作品一样，书法愈显朴拙，具有“年高笔老，风力遒厚”的特色。

颜书端厚，《干禄字书》同其它颜碑相比，则更整绱精练。可以想见，鲁公写丰碑碣大和写《干禄字书》时的意态迥然不同。前者，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后者，字画斟酌，惟谨惟慎。其作品面貌差异盖山此出。难怪苏轼为墨妙亭诗曰：“兰亭茁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两千多年来祖国的石刻艺术遗产浩如瀚海，然而，其中象《干禄字书》这样的文字学专著却寥若晨星。颜鲁公挥毫，工匠镌石，这是文字学家、书法家与雕刻家的一次成功合作，扩大了《干禄字书》的影响，为正字活动推波肋澜，对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故宫收藏的拓本

今见《干禄字书》拓本，均为蜀石本。故宫收臧数种，这里介绍三种。

（一）张玮旧藏本。此为白纸镶边剪裱本，序言、正文三十三开半，勾咏记六开，文字完全。每半开宽十六公分，纵三一点五公分（从字到字）。

惜前半本淹墨较多。正文入声部“噎、咽、索、柏、掖”数字稍损，勾咏跋三行，“寅”字、四行“午”字、五行，“书”字损，余皆完好。勾泳跋后有刻工款：“左遂王绍文、同宗王材刻”十字。

拓本后有张玮题跋云：“《干禄字书》，宋人重刻，明代巳损，勾咏之跋，存不及半。此册一字不缺，首尾完好，盖初拓也。后之揽者宜珍视之。癸卯雨水前一日八十二叟园识”。印章为“固始张玮效彬” 白印一方。

上面谈到勾泳翻刻是1142年，离南宋灭亡（1279年）还有一百三十余年。根据《干禄字书》（在学府）传拓必多而张本损字甚微这两个情况，可以判断张本拓在立石不久，故断为南宋晚期拓本是有道理的。

（二）另一藏本亦白纸镶边剪裱本，共三十九开半。每半开宽二O点五公分。纵三九公分。勾跋已拙泐较多，为明拓本。但拓工精良，墨色如漆，字画清朗，则胜于前本。本书大部分图版即依此摄取，勾跋从前本补足⑩。

（三）吴荣光旧藏本。此为白纸镶边剪裱本，序言和正文均缺，仅十五开，无勾咏跋。

每半开宽十五公分，长二五点五公分（从字到字）。此本一些地方显出木质纹理，可见是木刻之拓本。

与张本校对，此本字神稍差。正文中有多处相异，如：张本“飚字”，吴本作“*”字。张本“刘”字，吴本作“刘”。张本“ * ”字，吴本作“ *”字。吴本第十五开缺“*上俗下正”六字，等等。

封面有罗振玉题签：“宋拓本干禄字书，吴荷屋中丞旧藏本，今归无所著斋”，上有“无所著”一朱印，“罗振玉印”、 “ 罗叔言”二白印。内有罗振玉题跋：“此越州竹纸所拓，乃镌木，非刻石，殆宋南渡后吾浙重雕墨妙本耶。世无它本，虽残缺仍足珍也。癸丑仲春记于海东。”后有朱印“无所著斋鉴藏”。还有“吴荣光印”朱印，“吴石云吉金贞石印”白印，“曾在吴石云处”，“筠清馆印”、“何绍基观”等朱印。还有李一氓跋一段，云：“上虞罗氏尚藏有旧拓全本与此相伯仲，今归东北图书馆。”

关于《干禄字书》的木刻拓本未见著录，笔者所见也仅上述一本，无从比较。但从拓本之纸墨来看，是不会晚于明拓的。

五、几种刻本

《干禄字书》问世之后，始则镌刻于石，广为传拓，继则雕版于木，印成书籍。南宋绍兴十二年（一一四二年），勾咏重刻《干禄字书》于潼川府学，其题跋云：“石刻在刺史宅东厅院，传之惟艰，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见惟板刻，尤鲜得其真。”据此，南宋初（或更早一些）已有雕版将《干禄字书》印刷成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玉 丁巳（1257年），衡刚陈兰孙始以《干禄字书》锓木。清朝扬州马日璐以此翻刻之。日本官版书籍发行所于文化十四年（1817年，嘉庆22年）刊印的《官板干禄字书》也是这个本子，后有陈氏跋。日本人民历来重视汉学，《干禄字书》在日本的最初刻印或许更早于这个本子。

再有一种版本为清代龚 斋校、余秋室缮写的刻本，后有龚、余二人分别于嘉庆十年（1805年）和十一年（1806年）写的跋语。江宁王氏书局雕版。

又据《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独山莫友芝子 编）记载，《干禄字书》还有“桐乡魏公刊本”、“夷门广牍本”、“格致丛书”本，为笔者所未见。然均晚本。

自秦始皇“书同文”开始，到唐代，政府曾多次参与正字活动，史书有所记载。至于民间学者的活动与著作就更多了。唐人正字学只是其中的一页。近代以来，汉字的简化与规范化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其规模和影响超过了历代正字活动。为了促进这一工作的正确发展，继续发掘和研究历史上有关的文献与资料，总结经验和教训，以资借鉴，总是有益的。

从今天文字学研究的高度来看唐代正字学的著述，自然会发现其局限性和缺点。但是如果将它们作为依据，对唐代文字实物资料中的文字变化加以考察分析，便可引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并可应用到有关的工作中去。例如，了解到某个字在唐代有哪几种写法，即唐字中哪些是正体，哪些是通体或俗体，又了解到从初唐到中唐，书写中的正体字逐渐增加。掌握了这两条，对于鉴定一件石刻是否唐代之物，是唐代早期还是中期晚期的，就有一定的参考作用。除石刻碑志外，唐代还有其他的文字实物资料，如敦煌和吐鲁番的文书、尺牍、写经、变文、帐契、户籍、杂记等等。从文字来看，类别不同，用字习惯有所差异，但同是唐代的东西，共性还是主要的。字形之演变是经常的，不同时期同一字字形往往不同。这一点可以作为文献断代的依据。早期文献用古字，晚期文献用晚字，呈显出一定的程序来。

《干禄字书》举一千六百余字例，字数本身并不多，可是实际所提供的辨识文字的范围，不限于此。《干禄字书》收字有一原则：“偏旁同者不复广出”。就是说：如果字的异体发生在偏旁上，那么只举一个字以代表所有同偏旁的字。读者举一反三，便可推而广之。再者，汉字分独体字与合体字，合体字是由几个独体（或者偏旁、笔画）组成。认识了某个独体字的若干异体变化，也就容易识别包含这些异体的合体字。由此可知，了解《干禄字书》所反映的偏旁与独体字的变化是很要紧的。

《干禄字书》石刻拓本上的文字字形是准确可靠的。这一点，不仅上述撰书及书刻经历已经说明，而且也是笔者在阅读碑志和手卷中一一得以印证的。它是研究中古时代文献资料的一本相当有用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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