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是什么（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确保）

李丹：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确保“四个统一”，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义是什么

李丹：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确保“四个统一”

全国统一大市场指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充分竞争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分工基础上，各地区市场间、各专业市场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开放、相互协调的有机的市场体系。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最显著特征是统一性，具体而言，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需要确保“四个统一”。

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法律是国之重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首先是法律法规上的统一。

统一的竞争标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的发布，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等标准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实现了竞争标准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统一的流通体系。现代流通体系是打通市场“堵点”“瘀点”的关键一环，高效的流通体系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联系生产和消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统一的流通体系。

统一的监管体系。为确保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充分竞争，还需要完善统一的监管体系。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考核的竞争形势，竞相出台容易引起恶性竞争的优惠政策，引发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等问题。国务院专门印发《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旨在清理违法、违规和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是实现统一监管体系的重要举措。

原文链接：如何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统一”

当前，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解决教育均衡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民族地区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才能更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

第一，是解决我国普通话普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需要。

第二，是适应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工作主线和重大任务的客观需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本特点。“多元”是自在状态，而“一体”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选择的结果。

第三，是新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大开发建设和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四，是满足民族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群正常合理流动的兜底保障。人民充分就业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条件和兜底保障。这就需要或驱使个体掌握语言功能强、使用面广的语言，这样一方面便于交流，另一方面也容易获得更为充分的信息，从而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好发展机会，这是由语言的功能特点所决定的。

原文链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民族地区更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

中国的治水活动源远流长，治水活动常常以“水利”之名概括。“水利”一词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找到。

公元前132年，自战国时代即屡屡为患的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方）决堤。23年后，汉武帝亲临决口现场，指挥将军以下文武官员背负工程材料进行封堵，其中就有时任郎中一职的司马迁。这一特殊经历，直接促使他在《史记》中开辟《河渠书》一章，梳理自大禹到汉武帝时代，中华先民防治水患、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壮阔历史，并使用了“水利”一词。

汉武帝时代的防洪、河道治理与灌溉工程，规模已经远远超过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早期水利工程，耗费的民力物力自然也变得巨大。司马迁意识到，水利事业可以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的收益，为此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水的“利”，既是指水作为资源的“利”，更是指治水活动带给国家和人民的“利”。

原文链接：司马迁与“水利”词源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少和比重下降正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结果。尽管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15~59岁人口仍保持8.9亿的规模，相对充沛，但从当前人口发展的基本面看，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需推动经济产业向技术集中型转变，才能适应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态势。

此外，从地区看，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持续向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群聚集，而东北等地区的人口流出则十分明显，从而加剧了人口流出地的年龄结构老化和劳动年龄人口衰退，进一步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而从城乡差异来看，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问题无疑比城镇严重。

因此，少子老龄化时代，一方面要求健全“一老一小”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完善老年社会福利体系；另一方面，需积极探索开掘人口新红利的有效路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文盲率则从4.08%下降为2.67%，为我国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优化经济结构积累了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当前，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一半，健康素质、知识技能与生产素质相对良好，可在尊重其主观意愿基础上为其创造发光发热的社会通道。

原文链接：抓住老龄化治理的关键窗口期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宗教甚至艺术等多个领域和方面。

有效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迫切要求。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阐释中国独特发展道路、发展经验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最先产生于西方，但它的实践果实却结在东方。东方国家率先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入社会主义是否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亟待深入阐述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发挥制度优势，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人民战争，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彻底消灭了绝对贫困。这些成就背后隐含着立足中国国情、破解中国问题、解释中国实践、推动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如何做好这种阐释和回答，如何在这种阐释和回答中展示独特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成为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大关切，而这只能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与时代发展的双重综合中寻找答案。哲学社会科学要扎根新时代这个伟大历史背景，从历史、实践、理论、制度等多方面深入阐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汲取营养，从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视角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也为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

原文链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实现大国经济的内部可循环，同时也意味着维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以更加宽广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布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框架中，经济循环不是一次性、一个周期的运动，而是可持续的、循环往复的运动，既包括了微观层次各个市场主体的经济循环，也包括了国民经济的总循环。

首先，当代社会再生产的常态是扩大再生产，但要从根本上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在动态中实现质变，扩大再生产的推动因素就要从简单的人力、物质要素转换到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要实现由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对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代替。

其次，社会再生产畅通无阻，关键在流通环节，生产要素的流通有序顺畅、快速高效，将极大改善经济活动效率。

再次，社会再生产除了要求商品和服务实现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还要求整个社会的生产布局维系结构和比例的平衡。这种平衡关系，最直观体现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平衡，避免出现资源的浪费，更宽泛地讲，还可以引申为产业结构、城乡区域结构、对外开放结构的平衡。

最后，社会再生产也包含着劳动力的再生产，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是无可替代的，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没有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没有劳动者素质技能的不断提升，没有就业状况的日益改进，经济循环无疑将失去动力。

原文链接：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君子人格以公共性优先作为个体修养原则。儒家强调和重视个体的道德修养，修身是参与公共生活的根本之所在，但是儒家的修身不是为了个体自我心性的满足，更不是仅做个“自了汉”，而是要“念头在世间”，修身是为了更好地参与公共生活、引导家国天下，其目的是要通过自我的修养带动整个共同体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君子人格以尊重和遵守公共秩序作为个体的行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君子”，就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将自己的视听言动纳入到“礼”的规范里，以此来维护公共秩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公共规范，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必须遵循这一时代的公共规范，敦厚崇礼，才能更好地与时代相处，也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价值。

君子人格以公共生活的大同团结作为个体努力的目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儒家把“大同”作为理想的公共生活范式，而君子“志于道”的表现之一，即是对“大同”的理想念兹在兹。在以“大同”为标识的公共生活理想里，天下为公，贤能有所用，老弱有所养，讲信修睦，人们在团结的公共生活里其乐融融。作为理想人格表征的“君子”更应该将大同理想作为自己的志向。

进而言之，成为君子，不只是意味着“小我”的道德理想得以证成，而且还更多的指向了“家国天下”的公共关怀，是实现“大我”的必经之路。

原文链接：彰显君子人格的公共性情怀

近日，人社部发布今年第一季度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榜，这100个职业的岗位需求量达166.5万，求职人数为60.9万，求人倍率超过了2.7。从结构来看，新进榜职业近七成与制造业直接相关。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方主体发生了变化。从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工人的供给主体实现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稳定就业的城市职工到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变，第二次是从第一代农民工到第二代农民工的转变。与他们的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物质基础有所改善，个人意识和诉求更强，不太愿意忍受工厂较差的工作环境和枯燥的低端体力劳动，也不太认同工厂的管理方式。而自由、灵活、几无技术门槛、收入也并不逊色的零工经济由此被更多年轻劳动者选中。这无疑加剧了技术传承断层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劳动力需求方来说，企业多是在世界工厂的逐底竞争中赚取微薄利润，面临不提高工资找不到人、提高工资就没有利润的两难困境。

鉴于此，产业转型期间劳动力供需关系适配问题，是长期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缓释危机的空间。在政策方面，应完善技能提升的激励机制。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人才的基础工程，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然而在大学扩招的同时，前者却成为一种“次等选择”，“重普轻职”的社会观念仍存在。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国家层面出台不少支持政策，并推进“校企合作”和“现代师徒制”等模式，但在具体实施中，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不高，这也说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及诉求，理顺相应流程仍有不少工作要做。与此同时，有必要加强社会观念的调整与引导，壮大高技能青年队伍，为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进阶提供强大的支撑力量。

原文链接：最缺工职业排行榜：如何缓释技术工人断层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数量大、年轻化的劳动力队伍，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将人口红利有效运用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来。但在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近十年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毫无疑问，当前我国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人口红利，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依然存在。不过从未来人口演变的规律来看，我国人口红利已经出现加速衰减的趋势，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加快以素质红利逐渐取代人口红利的步伐。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方式正在从传统的以要素投入为主的驱动模式向以科技创新为主的驱动模式转变。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根据相关统计测算，如今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左右，大大超过其他要素投入的贡献率。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招工难、用工荒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因此，面对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特别是应对人口红利逐渐衰减的挑战，必须紧紧抓住提高人口素质这个关键点。其中，职业教育担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不断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同时，要高度关注职业教育的质量提升，不断提高职业教育对优秀生源的吸引力，培养一支既有理论知识又掌握技术技能的师资队伍，强化校企合作力度。只有高素质劳动力越来越多，以素质红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就会更加强劲。

原文链接：推动素质红利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深刻理解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之“理”。第一，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奠定价值基础。第二，为提升全民生态文明素养提供理论遵循。第三，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凝聚广泛力量。

持续探索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教育之“路”。首先，要打造全覆盖、相贯通、一体化的生态文明教育格局。其次，要凝聚党政机关、企业、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生态文明教育力量。再次，要采用线上线下、校内校外、课上课下相结合的生态文明教育方法。最后，通过进家庭、进社区、进工厂、进机关、进农村等方式拓宽生态文明教育的覆盖面。

原文链接：把握生态文明教育的“理”与“路”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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