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因史记失去什么（西方学者发明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雁默】

偶读来自埃及学者(Dr.Nadia Helmy)的一篇文章“司马迁陷阱 vs 修昔底德陷阱”，觉得挺有意思。有鉴于其简历上写着中国政治/中东/中以/亚洲事务专家，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当下，态度比较中立，故而值得一说。

该学者在欧洲媒体上敦促西方以中国人的思维看“中国问题”，这不新鲜，但提出“司马迁陷阱”对照“修昔底德陷阱”，再辅以“塔西佗陷阱”补强其论述，这就比较少见。

从中国共产党的几次公开谈话内容中，Helmy博士明智地看出了中国想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其参考的是如下宣言：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阶段，中国都不会称霸，也不会扩张。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此呼吁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Helmy博士借此呼吁西方别太强调“修昔底德陷阱”，因为那不是“中国思维”。

相对地，她论断美国陷入“塔西佗陷阱”，也就是：当政府失去信誉时要小心，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谎话，做好事或坏事，都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骗子(Be careful when the government loses its credibility, it will inevitably be seen as a liar, whether it is telling the truth or lying or doing the good or the bad)，以此形容信誉破产的拜登政府，阻挠北京冬奥却力不从心的窘境。

以上看法大致是正确的，只是，“司马迁陷阱”是什么？其说法就令我感到困惑。

关于“司马迁陷阱”，Helmy博士取材的是“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故事”，并认为司马迁在面对敌对力量时的因应“理论”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敌人，让每个人都聚集在这个敌人周围，团结全国人民来消灭它。“to build an enemy permanently, so that everyone gathers around this enemy and unites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to eliminate it”。

咦？这不是我认识的司马迁，也不是我读过的《史记》。

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敌人以促成内部团结，这是美利坚传统，不是中华文化，不知Helmy博士在《史记》中的哪一段叙事得出了这个论断？然而，她就这样将中美竞合现状置于其个人认知“司马迁陷阱”里面了。

事实上，司马迁在匈奴问题上是“主战”还是“主和”，历来都有争议，因为《史记》在许多方面仍承袭了“春秋”微言大义的传统，以致于解读空间很大。相较之下，班固的《汉书》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相对明确，前者倾向“主战”，后者倾向“主和”。我说“倾向”而未敢论断，是因为这个看法也一定有人不同意，这就是中国史艰涩之处，非读透不能得知作者的某些立场与叙事意图，因此不能要求一个埃及学者能透彻了解中国史。

比较合适的论点是，司马迁在匈奴问题上的立场，不能以“战和二元论”看待，尤其考虑到他身处那个时代，超然性与畅言度不能与班固和司马光相比。但是，《史记》仍被视为难以超越的中国史经典，乃因其在思想上与叙事上的自由度，不是东汉与北宋能比的。

正是这个高自由度与低畅言度，使得我们必须从散落在《史记》中各处的线索里，拼凑出比较完整的答案，只读《匈奴列传》是不够的，还需从其他相关的部分取得旁证。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这叫做“互见”。

汉武帝与匈奴开打的初期，对他个人与汉民而言，是场“复仇之战”，以全面反击的气势血洗自汉高祖以来的四代屈辱。当匈河将军赵破奴打到匈(奴)河水，不见匈奴一人后，汉匈之战光辉的上半场画下了句点，中场休息，汉匈展开了为期六年的调停谈判；之后又展开了狼狈的下半场，至公元前90年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为止。

40多年的汉匈之战，汉军前盛后衰，司马迁的总结是：

太史公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用白话说就是：大官们在对匈奴的问题上，都为谋自己的权势而给武帝片面观点，说穿了只是凭借中国地大人多与高昂士气，但缺乏对汉匈两方务实的考虑，天子以此做决策，所以建功不深，虎头蛇尾。就像尧虽贤明，但若没有禹是不行的，所以要成功干大事，要用对人啊，再强调一次，要用对人啊。

司马迁在汉匈问题上，并未显示自己的立场是战是和，但对这场长期战争的结果是失落的，若说总结里面能看出什么“司马迁陷阱”，那就是：用错人就完蛋。

若这么看，拜登用了稚嫩的苏利文，平庸的布林肯，与名不符实的“印太沙皇”坎贝尔，对中国在战和之间的分寸拿捏经常性失准，确实掉入“司马迁陷阱”。

看司马迁在汉匈问题上的真实意向，可从其他部分找旁证，限于篇幅，这里只举我偏好的一例，酷吏张汤。

匈奴被打到怂而向汉朝求和亲时，武帝找群臣共议。博士狄山主张和亲，论据是从高祖以来，汉朝虽然屈辱，但钱能解决的是都是小事，用财货与和亲来换取和平，不兴兵，天下富贵；反观皇上您的抗匈战争，搞的民穷财尽，因此不如和亲。

张汤在旁边冷不防呛一句“此愚儒，无知”。狄山闻言光火了，细数张汤的恶行恶状事例，反呛其“诈忠”。

武帝的反应有趣了：我若派你守一郡，你挡得住匈奴烧杀掳掠吗？狄山说，不能；那守一县呢？不能；那守一座要塞城堡呢？狄山心知有点不妙，为保命连忙称“能”。于是武帝派他去守一座城堡。一个多月后，狄山的头被匈奴砍了，扬长而去。

司马迁在这故事的最后补了一句：自是以后，群臣震慑。意思是说，再也没有鸽派了。

然而，然而，这故事的生动之处就在于武帝的一连三问，质问那些鸽派于大敌当前时，在保家卫国上能起多大作用？守一郡不行，守一县也不行，守一座城堡还是不行，武帝的言外之意是，若没有实力怎么跟敌人谈和呢？反证张汤的“无知愚儒”之讥，正切合了武帝对鸽派的不满。

如果司马迁主和，不需要将这段羞辱鸽派的情境描写得丝丝入扣，直接写一句“于是武帝派狄山守边”即可。而这“一连三问”的叙事法，也呈现了司马迁本人对主和一方并不苟同。反过来说，最后一句“自是以后，群臣震慑”，则向读者透露，为何此后大官们都只敢“谄纳其说”，揣度上意了，这是直接了当对主战立场亦不苟同的笔法。

按此理解，那所谓的“司马迁陷阱”就是：君王昏暴，群臣唯诺，保证完蛋。用对人也没用。

和也不喜，战也不爱，那司马迁都没立场吗？非也，从上述三个阶段来看，光荣的上半场，已经透支了民力，理应在敌人求和的中场休息时，给双方都留下喘息空间，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和平路径。

但这只是空泛的理想，鹰派不愿寻求和解是因为根据经验，匈奴是说话不算话的，今天和解，明天再来抢劫你，因此只能用敌人听得懂的“语言”来沟通，不断武力压制才行。问题在于，当自己体力透支的时候怎么办？

司马迁总结中的关键字就是“参彼己”。和与战的务实条件是要知己知彼，深刻了解双方现下的处境来作为决策依据，战，不是不行，但得有补血的空间才能战；和，也不是不行，但要取得强化自己实力的时间才能和。

无论用哪种角度看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惨胜”才是实况，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其所得，必须靠接下来两代的休养生息，才能逐步兑现。现在回头看，若非“昭宣之治”，前汉的寿命恐怕没这么长。

没有“文景之治”，容不得武帝挥霍，没有“昭宣之治”，武帝就是亡国之君。这场汉匈战争是靠前后两个大治世才得以功德圆满的史诗，司马迁看不到昭宣时代，关于战争总结，其史笔只能留下模糊与问号；但班固看得到，因此仍给予武帝正面的历史评价；司马光是北宋精英，时代性重文轻武，因此痛批武帝穷兵黩武。

张汤那一段侧写，深刻呈现了司马迁与他那一代精英在战和选择上的挣扎，这种深沉的历史思考，复杂度远远高于“修昔底德陷阱”，而《史记》之后的历史著作也都承袭了这样的传统，在治与乱之间打磨思想的锋利度。

中国向来就不好战，物质层面上的理由是，中国（尤其是统一的中国）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夺；在思想层面上的理由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我们与西方的野蛮传统不一样。但也是直到我们的文明被蛮人彻底超越，遭受空前屈辱，回头再看《史记》，才能切肤体会“参彼己”的重要。

因此，若要我选“司马迁陷阱”，我会选：不参彼己，绝对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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