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主要战争（西周初期的战争）

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由于周王朝实行较为宽容的政策，王室和诸侯国内吸收大量商王朝及其与国的贵族加入统治集团，并鼓励他们所率领的民众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再加上建立起严密的军事防范措施，原东方诸国的民众便都转向为周王朝效力，因而周王朝呈现岀社会安宁、生产繁荣的景象，“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正是对这种大好局面的写照。与此同时，随着分封制扩展和恩威并施的拓土开疆政策的推行，周人的威名远播燕山以北，长江以南，许多边远民族纷纷臣服朝觐。 但这种和平的环境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就出现了内部诸侯反叛和外部游牧族的入侵，为维护王朝的权威和保卫疆土不受侵犯，战争重又登上历史舞台，周王朝不断演岀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的剧目，并逐步演变成战争与外交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镇压南淮夷的反抗，巩固王朝的统治。西周的战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周初以开疆拓土的战争为主，西周中期调整战略，以镇压南淮夷反叛的战争数量居多，晚期发展为东西两线作战，虽在东南方取得一定胜利，但最终还是以西线崩溃而告终，结束了近三百年西周王朝的统治。

周初的战争

继武王灭商、成王平息武庚之乱后的康王，不是坐享先王伟业，而是继续开拓进取的有为之君。历经三朝的召公奭，此时执秉国政，辅佐康王把国势推向鼎盛时期，诗人赞颂这段历史：“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有时诗人直接把成王和康王看作是拓土开疆的明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有了成、康二君，才使王朝的领土广达四方，天下统一。故春秋时王子朝总结周初的历史说：“昔武王克殷，成王静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以“克殷"、"静四方"、“息民”概括武、成、康为王时各自历史功绩的特色，无疑是正确的，但康王并不仅仅是“息民”，他还为防止子孙“迷败倾覆”王朝大厦，继续开创武、成的基业。西周中期的墙盘铭文在历数文、武、成、康、 昭、穆诸王的功绩时，康、昭的业绩比文献的记载更明确，“肃哲康王，兮尹啻（亿）疆。弘鲁邵（昭）王，广能攴楚荆，惟奂南行。” 这两句铭文分别颂扬睿哲的康王治理着广大疆域，壮盛的昭王施惠于楚荆，并南巡解除边患。铭文对康、昭功绩的评价，在太保玉戈铭和江汉出土的诸多铜器铭文中有具体的印证,戈铭清楚记载周“王令太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这是太保奉王命巡视江汉诸国。黄陂发现的公大史鼎是毕公或召公嫁女之器，而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载有昭王南征的史实。这些难得的史料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康、昭时期确曾大规模地经营江汉地区。其他铭文还铸有两代周王反击鬼方入寇和征伐东夷叛乱的战争。

康王前后的战争

周康王

迫于武王灭商和成王平武庚之乱的强大威势，原来臣服于商的许多方国都归顺了周王朝，到康王中晚期有些归顺的异姓诸侯国起而作乱，王室派兵征讨。这样的战争见于西周甲骨文和金文，如商代位于今安徽巢县境内巢国，在武王灭商后“巢伯来朝”，成了周王朝的异姓诸侯国。这个子姓巢国叛服无常，西周甲骨出现 “征巢”刻辞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恰巧金文中有类似的铭文，鼓霉簋载有“唯巢来柞，王令东宫追以六师之年”。“柞”在这里有侵迫之意，“巢来柞”表示巢作乱侵犯周疆，周王立即命令东宫率六师进行镇压。另有一件鼎的铭文载“口侯获巢”，记录参加伐巢的口侯俘虏了巢伯。簋和鼎都是周初的青铜器,铭文可能反映的是征巢战争的原因和结果。

康、昭时期镇压诸侯国反叛的战争时有发生。位于河南新郑和密县一带的妘姓桧国，对王室不恭，周王派军征伐。员卣铭文记载的就是这样一次战争，员跟随史口伐桧国，先进入城中，获得战利品铜。铭文虽未说明桧国是否恭顺听从王命了，但从文献记载桧仍立国于当地，可见其君必定是顺从天子的意志了。

由上述两个例证可知，周王对反叛诸侯国的征伐，是为了维护王权的权威，保障王朝的统一和安宁。

康王中晚期边患已经威胁到王朝的安全，几十年和平安定的局面被打破，同异族入侵的斗争逐渐成为对外关系的主流,因而以战争手段维护疆土完整、促进社会发展、传播先进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金文表明最早侵扰周疆的异族势力是鬼方和北戎。近四百字的小盂鼎铭文记录着康王二十五年反击鬼方入侵的战争。鬼方原是商王国西北方的强悍游牧族方国，在商王武丁时伐鬼方的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不得已远遁西北,成为正在发展壮大的周族劲敌。经“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遭到重创之后，直到周王朝建立后数十年间未敢东向或南下寇边。小盂鼎铭文第一次显露岀鬼方再度活跃在历史舞台，但立即被周王朝打得惨败。与入侵的鬼方军队交战的周朝大将名盂，官居王朝的“司戎”，相当于《周礼》中的小司马,是协助大司马职掌天下兵马的官员。鼎铭文字以周王主持告庙献俘仪式为主，其中有盂陈述他指挥的战争先后两次打败鬼方,第一次大捷“[执兽]（首）二人，获馘四千八百［又］十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入，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又五牛，羊廿八羊。”第二次交战又“执兽（首）一人，俘馘二百卅七馘, ［俘人］……俘［马］百四匹，俘车百□辆。”铭文中“兽”假为 “首”，指鬼方的部族首领。两次交战俘获敌军首领和战俘逾万，斩杀五千余人，状得战利品马、牛、羊、车等众多，足见这是一次 规模相当大的应争，鬼方损失惨重，金文再未见其卷土重来侵犯周疆。

大盂鼎

小盂鼎铭文

另一次发生在康王时期抵御戎族入侵的战争是在北土进行的。臣谏簋铭文载有“邢侯搏戎”和臣谏“处于軝”的史实,表明是在邢国防守的地域内反击入侵者。“戎大出于軝”，指明山西中部经太行山间的古泜（今名槐河）窜至軝国之地（今河北元氏县境内）。该地位于邢国都城之北,戎人从这里窜扰王朝诸侯国的疆土，代周王守土的邢侯自然有责任起抗击戎人入侵。在与戎 人作战中邢侯“令臣谏以□□亚旅处于軝，从王□□。〔臣〕谏曰： '拜手稽首，臣谏□亡，母弟引庸有长子，余□皇辟侯，令□服。'" 这段铭文大意是：臣谏奉邢侯之命率亚旅驻守軝国，代邢侯担负起为周王守土的职责，临行将其母弟长子某托付给邢侯，教育他学习政务。再结合这件簋出自元氏西周墓地的情况考察，周初分封的邢国确实镇守一方，起着战略上的防御作用。

臣谏簋

臣谏簋

康王时的战事虽然不多，但从异姓诸侯作乱、鬼方和戎人入侵的出现，标志着周初半个多世纪的“天下安宁"局面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内忧外患的此起彼伏。王朝上下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必然要把军事实力的较量视作维护统一和保障领土完整的有效手段，从而拉开了二百余年的征战序幕。

昭王时期的成争

经学者对文献和金文的对比研究,昭王南征的史料较为可信, 他所进行的南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原因。金文资料还表明，南征是在他东征和北征取得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

周昭王

（一）东征和北征 最先扯起叛周大旗的是东夷。周公东征践奄、灭薄姑后，东夷集团失去了两个首领；成王在两大国地域内又分封齐、鲁镇守东方，接着鲁公伯禽再将顽抗的徐戎驱逐到淮河中游地带，东夷诸小国再也没有带头反抗的领袖，被迫纷纷臣服于周。然而由于东方小国不堪忍受周王朝的剥削和奴役，积压数十年的反抗情绪，趁王朝边境多事之机爆发出来，酿成“东夷大反”的结局。王室很快作出军事反应，从“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东国，指东夷而言）、“公太保来伐反夷”，到调动大将 “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经“东滕，伐海眉”。大军征伐的路线沿着滕国向东直达海滨。甚至周王亲自出征，铭文有“惟王伐东夷，溓公令□眔史□曰：'以师氏眔有司后。’或□伐腺。"本铭记载周王统帅大军征伐东夷，溓公命令□和史□率师氏和从征的办事机构（三有司），顺道袭击了东夷小国腺。这次周王统帅大军出征，是在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之后出发的，可见“东夷大反”给王朝造成极大震动，周王才祈求上天帮助征伐取得胜利。先后调遣多路军队前往征讨，昭王也不远千里指挥督战，显然战争规模相当大。在战争中涌现出不少身先士卒的勇将，这显示出广大周军官兵为维护王权和国家统一而勇猛奋战的献身精神。在强大周军的打击下，东夷的反叛被镇压下去了，其中相当数量的小国不再叛周，这从后来某些小国配合周军围剿入侵东国的南淮夷举动中可以得到证明。

大体与东征的时间相隔不久，昭王还派大将“伯懋父北征”， 凯旋而归，这位大将还协助周王“征于方”，另有司徒甫“北征□”。这几件铭文中的北征具体地点尚难确定，但都是在王畿的北部或北土进行的,是阻止北戎南下的重要行动。东征和北征，分别安定了东国和巩固了北疆，这就为昭王倾全力南征解除了后顾之忧。

（二）昭王南征 东征后，昭王连续发动两次南征，见于文献 记载并得到青铜器铭文的验证，可说是确凿无疑。这种连续南征，打击了楚国的东进势头。广阔的江汉平原对已经羽翼丰满的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又毗邻鄂东产铜区，面对优越的自然生产条件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楚人怎能甘心于偏居鄂西山地。然而，商代开辟的南方“铜路”，到周初又分封“汉阳诸姬”加以保护，使源源不断的铜料运到王室的手工业基地。势力壮大起来的楚，必然要和周王室争夺铜料，这可从后来楚公逆出征汉东得到印证。楚 公逆钟铭文载出征“多擒，钦蚍内乡赤金九万钧”，战败的“钦蚍”向楚公逆进献“赤金九万钧”约合270万斤。楚国的行动对周王室战略物资来源构成极大威胁,而此时恰逢国力鼎盛时期的昭王，他要“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对于侵犯王室权益的楚国，必然要给予坚决的打击。

昭王十六和十九年两次南征，都在成周集结军队，同时命令诸侯率本国部队从王南征。王室和诸侯国军队出征前，在南山以狩猎形式演习作战，而后大军从上侯（缑氏），跨汝水和汜水， 经方城、鄂师等达汉水。大军的先头部队由“中”率领，他的任务是：“先省南国贯行,□王□。”即巡察经行的道路,建立周王行宫。在曾地“中”又接到周王命令，让他出“使小大邦"国，下达昭王征荆楚的旨意，同时还指挥部属在汉水中洲积贮军事物资。这就为大军顺利渡过汉水征楚荆做好了准备工作。正因为第一次征荆楚的大军行动计划周密，王室军队和从征的诸侯军，以及南国的“小大邦” 国军队配合协调，征战才很快收到“有得”或“俘金”的战果。王师 “振旅”（凯旋阅兵）而归。第二次“伐楚荆”同样获得战场的胜利，但在班师的归途中发生了不测事件，在大军登上通向汉水北岸的浮桥时，突然“梁败”，造成由船系联起来的浮桥倾覆，昭王落水溺死，“六师”也被滔滔江水吞没。另有一种传说，当地人民用胶粘接的船渡周师，船行至中流解体，昭王淹死。春秋时齐桓公曾以 “昭王南征而不复”为口实，讨伐楚国对王室不恭。

昭王南征而不归

昭王第一次南征的史事得到金文的印证，行军路线和胜利凯旋较为清楚，但第二次南征史料奇缺,仅有昭王丧师亡身的记载, 战争情况不详。不过，文献和金文至今未见穆王时代再征荆楚的史料,这或许暗示着昭王南征的历史效应，遭到打击的荆楚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敢贸然东进。当然，这次战争的最终结局是周王朝军队失败了，它是西周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国势也因此而下降。战争的失败似属偶然，但从周朝当时的情况推断，也有可引以为鉴的教训：一是王朝国势强大后，不再像文、武时那样重视从政治上争取团结四方非华夏族方国部落，而是依仗强大军事力量去征服，这就必然激化与各族的矛盾，遭到各族人民的反对，浮桥倾覆也好,胶船解体也罢，恐怕都与得不到当地人民的支援有关。其次，在 军事指挥和部署上有欠缺,南征大军中缺少有军事经验的将领，著名大将伯懋父未与昭王同时出征，而是远在“炎师”驻守。昭王只顾统率大军与荆楚交战，没有留下足够的后援部队，才会出现“梁败”或胶船解体而得不到救援，造成无可挽回的军事损失。第三，由于东征和第一次南征的胜利，将帅们产生麻痹轻敌思想，认为只要军事力量强大就可征服敌人，根本没有全面考察敌方占据的地理环境有何影响，更没有争取有关地区人民的支持，故行军中遇到特殊事件发生时，不能采取应急措施摆脱危难。这样的经验教训为即位的穆王所汲取，他和他的执政大臣们不仅把以成周为中心的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从北线移向南线，而且注意整军习武，并有目的地与周边民族加强友好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边疆的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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