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王朔起初纪年语言分析）

（一） 对语言的置造替换，是王朔《起初·纪年》最鲜明的特色对此，我在上一个杂文中做了一个总括的、大致的评论下面就书中大量的用“内”，替换了“那”的创造性使用，即置造，做一个分析鉴于一篇朋友圈对文字量的限制，这里不具体摘录，只作分析，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

（一）

对语言的置造替换，是王朔《起初·纪年》最鲜明的特色。对此，我在上一个杂文中做了一个总括的、大致的评论。下面就书中大量的用“内”，替换了“那”的创造性使用，即置造，做一个分析。鉴于一篇朋友圈对文字量的限制，这里不具体摘录，只作分析。

书中用“内”对“那”的替换性置造，它的意义在于，对“那”的原意，进行了空间开放性的褫夺即的“收敛”，不确定性的转变，和指向的私人化。

（二）

“那”在中华文字中，最早出现在《说文解字》。从语源学上分析，它和“髯”有关，指头发，头，人。最后的演化，可能就是由“人”指向人所处的“位置”，成为指向代词。值得指出的是，“那”在发音中，原本就有“内”（nei，去声）的发声，指遥远。但后来少有人用了。所以，北京话把“那”读作去声的“nei，不是没有原因的。

“那”与“这”对应，有两个文字学隐喻。（1）作为指向代词，“那”与“这”相对，指向的是“这”以外的空间位置。“这”以外的那个空间都可以属于“那”，被“那”占据。这就使得“那”获得了更大的开放性自由。即“那”是开放性的，它更多体现的是空间开放中、一个大场域里面的一个位置。（2）由于“那”的这种空间“敞开着”的开放性，衍生出它的不确定性的危机。即，在“这”以外的那个敞开着的空间中，“那”总是有些飘忽不定，甚至若隐若现。

相应的，“这”的空间是密封着的，它总是确定的。“这”，在一个被紧紧密封着的空间里面，指向的是一个固定的位置，一个固定的指代。除了“这”，它什么都不是，它“哪”都不是，就是“这”。作为位置，它“哪儿”都不是，只是“这儿”。

而“那”，首先就把被“这”密封了的空间打开了。固定的一个点“这”以外的空间里面，选项里面，存在者无数的“那”和“那儿”的可能性，都可以成为“那”。“那”由于这种开放性，获得了一种“自由”；也正因为这种“自由”，也为它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危机。

“那”，“那儿”，总是危险的。当我指给别人说“那”或者“那儿”的时候，对方多半要追问一句“哪”？“哪儿”？来使“那”或者“那儿”得到确定，以解除这种不确定性的危机。我可以继续回答“就是那儿”、“就在那里”，“那”就是“那”。经过了这样一个步骤后，“那”或者“那儿”的不确定性的危机才会被解除。

总之，无论“那”还是“那儿”，它在语言的由口语到“文字”的转换过程中，产生了这种空间、选项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由“这”或者“这儿”的密封性、确定性带来的。

（三）

那么王朔所置造的“内”，即把“那”替换掉的“内”——注意，当一般并不把“哪”“哪儿”也替换掉，所以我们只论王朔现用“内”替换掉了“那”。

王朔的“内”对“那”的替换，这个“内”来自北京话，即口语中的北京话“那”的发音是“内”，nei，去声。即，北京话的“那”的nei的发音是王朔使用的材料。另一个，从发声上，“那”也有逐步被弃用的“nei”的去声。他借用了“nei”的发声，使用了“内”这个字，这两个材料，置造了“内”这样一个新的书面语言。那么它的置造的“内”在含义有哪些呢？

由于它是由北京话置造而来的，那么首先的效果是一种具体“情态”的带入。“内”的置造，它总是首先把整个情节和人物带入到“北京人”“北京话”的语境之中，这是一个首先的、显而易见的效果。读者更多的，强烈的感受到的，肯定是这一点。虽然，我不认为这是“内”这个词置造的最主要的意义。但，这种效果被读者获得最为强烈。那么王朔“内”的置造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主要有三点。

1、空间的收敛。“内”不再是那个敞开着的、不确定的“那”。由“那”变成“内”之后，“那”的敞开的空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和“这”相似的密封性，它被剧烈的收敛，收缩。“内”被封闭在它自身意义的“内部”。“内人”，“内谁”，“你内想法”，它的敞开着的空间被“封闭”、收敛了。

2、确定性。“内”就是“内”，它不再是“这”以外的无数个选项，而是被“内”自身含义具有的收缩作用紧紧包裹住的“内”，“内人”，“内事”，“内想法”。除了“内”，它不再会是“内”以外的任何其他的“那”，它只是“内”。“这”以外的诸多个选项，被固定在“内”一个选项上，“那”的不确定性被大大的消除了，“那”被固定了，被固定为“内”。

3、私人性。当我们说“那”的时候，比如“那人”，“那事”，“那想法”，它总是具有较为宽泛、甚至宏大的指向，里面隐含着一种群体，价值观，类型等含义。为了使这种宽泛得到有效的拘束，所以在具体使用的时候，一是往往刻意加上主词，或者在前面强调它的副词，“他那人”，“他那种人”，这里面主词“他”，副词“种”“类”，都对“那”的宽泛意义进行了界定。

“那”对应的主词在文言文中更靠近“吾”。“吾”和“己”比，“吾”更多的是与“那”的含义对应着的，具有社会性，群体性，类别性。比如“言而无信，吾不知其可也”！这里的“吾”指的就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己”，指的不是“一个人”。“吾”代表整个社会，群体，至少是一类人。而“己”就完全不同，它指的就是自己，一个人。所以“吾”更接近“私”的意义，它是一个中性的“私”。

和“那”对应的“吾”的社会性、群体性、类型性比，“内”从“那”里面，排除、抽空了社会性、群体性、类型性。“内”由此获得了明确的、和“己”一样的“私人性”。王朔说“内人”、“内事”、“内想法”的时候，它指向的就是谁也不是的“那一个”，“内人”——它指的就是“那个”不会成为任何其他人的“那一个人”。“内想法”，也是排除了社会性、群体性、类型性后纯属“个人”的、私人的想法、心思。“内心思”，指的就是“己之所思”，而没有了“吾不知其可也”的“吾”的敦煌浩大。

（四）

由此，由“那”替换成“内”，就会给人更清晰（确定性），简洁，更个性（私人性），所以有一种更直接有力的、寒气逼人的气势。

王朔是当代中国作家中唯一一个对语言本身进行大胆创新型置造的作家。初步看来，仅在《起初·纪年》中，他如此置造的词汇就有上百初。对“内”的置造分析，是做一个尝试。

“置造”这个词来自海德格尔。置，有利用现成材料，重新“摆置”之意。这种摆置里面，是作家的对语言的创新，创造，所以是“造”。合起来，用了“置造”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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