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女权到底要什么,为何能影响韩国总统选举,（韩国的女权到底要什么）

一、

3月10日，韩国大选终于尘埃落定。

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尹锡悦，以0.73%的微弱票数优势，战胜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李在明，赢得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再过几月就要入主青瓦台，执掌韩国的政局。

据韩国的选情专家说，尹锡悦能够当选，主要是利用了总统文在寅执政期间，对贫富差距扩大和房价高涨的控制不力，赢得20—30岁的年轻人选票。

而且尹锡悦为了得到年轻男性的选票，特意标榜自己是反女权主义者，说一旦当选总统，便要废除女性家族部，因为20—30岁的年轻男性，将近90%反对或不支持女权。

这就很有意思了，男女的性别战争能影响总统选举，也算是自古以来未有的奇闻了。

那我们今天的文章，就以韩国总统选举做切入点，聊一下“性别战争”这道韩国的靓丽风景线，主要有三个关键点：

韩国女权为什么异化成韩国女拳？

女拳师到底想要什么？

韩国的性别战争为什么难以平息？

正好，我国最近些年也盛产女拳师，我们可以看看韩国的性别战争，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参考。

二、

韩国的女权崛起，要从朴正熙说起。

1961年，韩国军人朴正熙发动“五一六军事政变”上台，由此开启长达十八年的独裁统治。

那时的韩国正处于低投资—低生产—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各项产业都很落后，唯一能大宗出口的就是粮食，别说和发达国家相比了，就是和朝鲜相比也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朴正熙说：“当时我感到好像一个被窃空的家，或是一个破产的商行甩给我，让我去收拾。”

为了挽救经济困境，朴正熙提出“贸易立国、出口第一”的口号，开启韩国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

一方面，朴正熙吸纳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做为韩国经济起步的燃料。

1965年6月，韩国和日本签订《日韩基本条约》，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无偿援助3亿美元、有偿援助2亿美元、商业贷款1亿美元，共计6亿美元。

要知道，韩国当年的出口额也只有1.75亿美元，所以日本能输入6亿美元的资本，对于韩国来说已经是大规模投资了。

有了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日本民间资本也纷纷到韩国投资，截止到1970年，东洋、住友、三井等企业在韩国投资143项，总价值5500万美元。

伴随投资而来的是技术引进。1966—1972年间，韩国引进电气电子、机械等技术356件，其中日本技术就占250件，将近70%的规模。

可以说，韩国经济崛起的最大动力，就是来自于日本。

另一方面，为了承接国外的资本和技术，朴正熙选中一批韩国企业家进行重点扶持，让他们努力生产商品，给韩国经济开疆拓土。

在这波时代红利中，三星的李秉哲、LG的具仁会、SK的崔钟建、现代的郑周永等企业家趁势崛起，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弄潮儿。

朴正熙命令政府给这些企业提供减免税收、增加外汇供应、贴息贷款等支持，帮助他们扩大生产规模，而企业家以参加朴正熙例行午餐会的方式，接受朴正熙的直接控制。

政权和资本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万事自然顺风顺水，韩国的制造业也就此起步。

韩国的内外循环基本打通了，但商品出口到哪里呢？这时候美国站出来说，都卖给我吧。

因为朴正熙和美国达成协议，派出韩国军队和工人参加越南战争。

虽然他的初衷是让韩国人领取美国工资寄回国内，增加韩国的外汇储备，但美国为了回报韩国参战助拳，答应采购韩国的商品做为军需品，美国成为韩国的大买家。

从1968—1972年，韩国对美国的出口，一直占韩国总出口额的50%以上，赚回将近10亿美元的利润。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美日韩三角贸易”便形成了。

日本出资本技术和原材料，韩国在中间加工成商品，最后由美国负责采购，各方皆大欢喜，韩国也赚到经济崛起的第一桶金。

经过1962—1972年的发展，韩国有了纺织、日用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1972—1977年的转型，韩国有了钢铁、船舶、机械、电子等资本密集型重工产业，经过1977—1995年的升级，韩国有了电脑、电子、精密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业。

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出口范围的不断扩大，韩国的经济规模也不断增长。

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韩国的GDP保持8%以上的增速，国家经济总量从60年代的21亿美元，暴涨到21世纪初的8771亿美元，翻了四百多倍。人均国民收入从60年代的87美元，一路增长到一万多美元。

所有的韩国人，都在经济崛起的浪潮中，得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利益。

但获利最大的还是朴正熙重点扶持的企业家。

他们在朴正熙执政的18年间壮大起来，成为韩国经济的龙头。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控制他们的龙头大哥也不在了，于是此后10年，这批企业家彻底放飞自我，财富膨胀近10倍。

现在，这些传承下来的企业，已经控制了韩国的经济命脉，转型成尾大不掉的财阀。

其实朴正熙和韩国财阀的关系，类似于普京和阿布等俄罗斯寡头的关系，自己做为带头大哥，有绝对的权威来控制他们，但是等自己下台或去世，继任的总统由于缺乏天然权威，便不可能有效控制财阀们。

为了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服从，就不可避免的要让渡利益。

于是历任总统的权威不断下降，财阀的实力不断上涨，最终形成财阀绑架国家经济、总统施政要看财阀脸色的尴尬局面。

不管怎么说吧，韩国起码富了，富总比贫穷要好。

三、

在韩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女性付出极大的代价。

国家要完成工业化，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才能降低工业品的成本，然后以极低的价格赢得竞争力，最终占领市场回笼资金，投入下一轮的生产研发。

在这样的资本循环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随之向前。

韩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朴正熙时代的工业化进程，就是建立在剥削农村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基础上，而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剥削女性的剩余价值。

那些韩国女性被政府动员起来，一方面号召“每天攒下一勺饭”，限制日常消费，另一方面鼓励她们进入纺织、鞋帽、服装等行业工作。

60年代以前，韩国女性的劳动率是很低的，随着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和政府鼓励，到了70年代韩国女性就业率已经达到34.9%，人数由最初的12.7万人，增长到百万以上。

但和劳动强度相比，韩国女性的收益和付出极不匹配。

6、70年代的时候，韩国工业工人的日工资最低为0.48美元，最高也只有1.24美元，不仅美国的工资水平是韩国的十倍，连墨西哥的工资水平都是韩国的1.2倍。

说到底，这些女性是用自己的剩余价值，给国家经济做贡献，想想我国的第一代建设者们，就知道这些韩国女性，吃了多少苦。

在贫穷落后的年代，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最大的诉求是吃饱饭活下去，所以工资低是可以忍受的，而等国家经济有了起色，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起来，那么付出和收益的不匹配，就让韩国女性非常不满意。

于是从70年代起，韩国女性便有了追求女性权益的动机。

而且当时的韩国家庭实行户主制，也就是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去世以后，家庭中的女性成员都不能继任家长，也没资格继承家庭的财产，只有家长的儿子才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

在户主制度下，男性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力，所有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从本质上来说，这依然是古代农业社会的封建残余。

以前在农业社会的时候，女性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自然不能给家庭创造财富，依附于男性是天经地义的，谁都不能说什么。

可现在韩国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女性在工厂里劳动，不仅能给家庭创造财富，也可以通过工作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那她们就要想了，我是有价值的，凭什么要依附于男性？

于是，韩国的女权运动开始兴起。

这时候的韩国女权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同步，都是为争取女性的劳动收益、破除封建男权压迫、消除社会性别歧视而奋斗。

和其他国家的女权运动一样，韩国的女权运动也取得一系列成果。

例如1977年梨花女子大学成立韩国首个女性研究学系，80年代创建了“妇女平友会”等民间女性团体，出现大量表现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的电影，90年代为反对性暴力成立的“韩国性暴力救助中心”，20年间累计提供了44303宗法律援助和咨询。

这些都是特别正常的女权运动，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女权运动，让妇女也能顶起半边天来。

这次正常健康的女权运动，标志性的胜利，便是2005年韩国国会通过废除户主制的民法修改案，在制度层面上实现了男女平等。

也只有在女权运动不断胜利的背景下，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才能在竞选大国家党副总裁的时候，放弃专门留给女性的保障名额，而是要和其他人一起参加竞选。

她说：

“我不想因为是女性而被保护，或受到特别待遇，也不想因为是女性而坐到保障名额的位置上，这并不符合我的政治信念。我认为，应该公平竞争由党员们选出的位子，才能充满自信的说话。”

典型的大女主玛丽苏语气。

在朴正熙时代，女性参加竞选是不可想象的，但到了朴槿惠时代，女性参加竞选已经很平常了，而且她还雄心勃勃的要赢。

所以在那段时间，朴槿惠一度被认为是韩国女权的代表人物。

这是韩国女性的成功，更是韩国经济的成功。

四、

如果韩国的好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虽然国内有财阀和不平等，但依然是一个不完美但可以接受的结果。

毕竟经济进步可以掩盖一切矛盾，只要普通人的小日子能过下去，一切都好说。

但是经济不可能一直进步，韩国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自从进入2001年以来，长达40年的GDP高速增长便跌落下来，大部分年份保持在5%以下，尤其是2012年以来，更是长期保持在3%以下。

也就是说，韩国的经济增长停滞了。

经济增长停滞意味着蛋糕固定，蛋糕固定意味着竞争激烈，竞争激烈意味着付出更多努力甚至撕咬同类，才能吃到极小份额的蛋糕，这种社会走到底便是内卷化。

内卷的核心是竞争。

但不论体力、智力还是社会属性，内卷社会中的女性都有天然的劣势，根本拼不过同等条件的男性，于是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里，韩国女性逐渐成为竞争的失败者。

具体的表现方式，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一方面是公司招聘员工的时候，不愿意招女性。

因为女性职工的战斗力较差，加班的强度很难和男性相比，要是结婚的话还有家庭的负担，对于公司来说，招女职工是很不划算的。

以至于《经济学人》杂志，一直将韩国列为“对职业女性最不友善”的国家。

另一方面是韩国出现“呼吁女性回归家庭”的思潮，背后的意思就是，职场都这么卷了，女性就不要来凑热闹了，把工作岗位让给男同胞吧。

要工作岗位，其实就是要利益。

也就是说，韩国女性面临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歧视。

于是用40多年的时间，好不容易争取到社会地位的韩国女性，在经济停滞的背景下走向另一个极端。

她们不再要求男女平权，以及通过自我提升争取社会地位，而是不自觉的把女权改造成杀人诛心的舆论手段，可以打神灭佛的道德大棒，以女性的天然身份，要求男性无条件尊重和服从女性。

总而言之，韩国的女性要把男性驯化成舔狗，以不用付出太多努力和牺牲的方式，得到让自己满足的利益。

走到这一步，曾经人人尊重的女权，便成了人见人厌的女拳师。

说到底，韩国性别战争的背后是利益战争，争夺社会资源的战争。

国民力量党的党魁李俊锡就说：“女权主义者在以牺牲韩国男性为代价，让后者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激进的女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一样有毒。”

甚至在这些女拳师里，还有一部分更极端的极品女拳师，他们和魔怔了似的，出现一种“厌男”的情绪。

有的会在包里藏一把榔头，走在路上看谁不顺眼就上去打一顿。有的用刀子对准睡觉的父亲，自拍发在社交网络，说可以趁机消灭一个男性。有的则把矛头对准婴幼儿，说要彻底消灭韩国的男性。

人家女拳师无非是打拳而已，这些信女权教的直接要命了。

面对女拳师的全方位进攻，韩国男性为了守住自己的基本盘，很默契的达成共识：

你要打拳那我就不追女孩。

你想窃取利益那我就不结婚。

你要杀人诛心那我就直接躺平。

女拳师打过来的招数，韩国男性完全不接，让你有劲没处使，哎，就是玩，看谁耗得过谁。

性别战争走到现在，结果就是男权和女拳互撕，年轻人大量躺平，以及韩国的生育率下降。

这次韩国大选，尹锡悦说一句反对女权的话，就给自己挣到大量年轻男性的选票，可见韩国的社会撕裂有多么严重。

美国的特朗普煽动红脖子，韩国的尹锡悦煽动男权，难怪人家说尹锡悦是韩国的特朗普。

五、

韩国的性别战争都成这样了，政府难道不管吗？

其实也管，只是路线不一样。

韩国“进步派”是中间偏左翼的政治派别，他们认为年轻人的困境在于阶层固化，应该在不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财富。

这是从阶级来说的。

韩国“保守派”是偏右翼的政治派别，他们认为是老中青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公平，导致了现在年轻人的困境。

这是从社会和人口年龄来说的。

不可否认啊，韩国的老年和中年，经历了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能力强的抓住机遇积累财富，能力差的按部就班工作，也能享受到丰厚的社会福利，让自己过上不错的生活。

表面上看，保守派的理论没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和税收等手段，把中老年的财富转移给年轻人，但问题是，绝大部分的中老年人，也是处于韩国社会的中下层。

转移中老年的财富给年轻人，其实是挑动同为中下层的中老年和年轻人互撕，本质上和男女性别战争是一样的性质，都是底层互撕，治标不治本。

韩国问题的深层次逻辑，不是中老年和年轻人的对立，更不是男性和女性的对立，而是财阀垄断各行业，又以垄断的优势吞没小企业生存的空间，导致社会上新增的就业岗位不足。

而最核心的逻辑是，韩国政府没有能力解散财阀，释放就业机会，更没有能力，把有限的资源进行阶层之间的公平分配。

老中青的矛盾也好，性别战争也罢，都不是韩国的主要矛盾。

阶级矛盾才是韩国的主要矛盾。

保守派和财阀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挑动中下层的老中青互撕，放任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都是把激烈的社会矛盾向下传导。

这样便将可以团结在一起、有共同诉求的韩国无产阶级，分化成男性、女性、城市、农村、老年、中年、青年等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

只有这样，韩国人才不能团结起来，向上输出火力。

用中国的话讲，这叫分而治之，众建诸侯少其力。

面对这么有利的条件，那些和财阀沆瀣一气的政客，是没有动机消除性别战争的，即便有极个别理想主义政治家，也必须为了选票去迎合现实。

这也是选票政治难以根治的痼疾。

而被分割成碎片的韩国人，有资源的继续有，没资源的继续没有，想翻身难如登天。

很多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转而崇拜起出身优越的“金汤匙”，完全丧失了努力奋斗的欲望，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成功的父母。

六、

尹锡悦在竞选的时候，曾经说过一系列施政倾向。

例如坚定捍卫自由市场经济、邀请美国在韩国部署战术核武、请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韩国半导体要和中国脱钩、废除女性家族部、废除最低工资和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等。

但是看待一个政治家，不能看他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不能看他准备做什么，还要看他能做成什么。

对于尹锡悦一年来的表态，我们目前看看就行了，不必太认真。韩国到底走向何处，等他入主青瓦台，我们自然见分晓。

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应该是韩国的经济结构，性别战争背后的社会思潮，以及年轻人积极进取或保守躺平的态度。

这些都比韩国更换总统更重要。

而这些韩国的核心问题，都不是换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