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谈袁了凡(袁了凡静坐要诀白话)

南怀瑾谈袁了凡(袁了凡静坐要诀白话)(1)

图:天津市宝坻区袁了凡纪念馆(图片来源于网络)

辨志篇[1]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静坐,才能有正确的发心,如果发心有了偏差,便会步入歧途。比如射箭,先要知道靶心的正确方位,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如果失去了瞄准终点的发心作为箭矢的方向,结果便可想而知。

天台宗[2]批评了十种人,我现在将其归纳为四种。第一种人为名闻利养而静坐,妄图走终南捷径,这种虚伪扭曲的发心,种下的是极苦之因;第二种人因为自身头脑昏愚,记性差,想要在学问上胜过他人,这种好胜心种下的是修罗之因;第三种人畏惧人世境遇的艰辛劳苦,渴求生活安乐,这种好恶心种下的是人天之因;第四种人既不为名闻利养,也不为聪明胜人或人世欢愉,而专求正道,为尽千万劫生死得大自在,一心求出,以此为目的种下的则是声缘二乘之因。这几类人,虽然彼此之间善恶悬殊,束缚和自由的程度也大相径庭,但同为乖谬邪僻之道。

真正的修行唯有“仁”——了达心所以呈现万象的本性,守持天地万物皆备于我的德性,推己及人,身体力行,奉献自己,为众生谋求福祉。释迦的意译即为“能仁”一词。菩萨的菩字,是觉、度的意思,萨,是指有情众生。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觉悟有情,帮助众生的意思。所以佛家唯以大心慈悲为中道。哪怕是罗汉这样已出离三界得不来果位的圣贤,世尊仍对其严厉斥责,认为他们是焦芽败种,就是因为他们不顾众生,只顾自度。楞严说:但凡还有一个众生不能成就,我就永远不会离开。还说:将全部的身心奉献给世间众生,就是报答了圣人的恩情。其中有深刻的含义。

如果有人问:那这与墨子的兼爱有什么区别呢?

我可以这样来答复:不管是“兼爱”还是它的对立面 “为己”,都是好事。兼爱是仁,为己是义,都是美德。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取杨朱墨子之流?因为这俩人分别代表了两种极端。执着“为己”而不兼爱,有损于仁,执着兼爱而不“为己”,则有害于义,所以二者都遭到了孟子的批判[3]。“古之学者为己”——我们儒者怎么不为己了?“仁者爱人”——我们儒者又何尝不兼爱了?孔子门下以求仁为血脉传承,却从未废止过义,仁和义并行不悖,方是中道。否则的话,既不为己也不兼爱,怎么可能得正道呢?所以执着杨墨与执着儒家的只言片语,都是不对的。

有人又问:既然济世之行就是要度众生,那为什么善知识们却往往远离尘嚣,隐居深山独自修持呢?这如何解释?

我认为可以这样来回答:诚如你所言,这就是中道。话说我们普通人怎么可能度众生?只有德行与智慧兼备的人才能做到。而一切的广大德行,只有禅是最深刻的,一切导向觉悟的智慧之门,只有禅才能开启,所以大士暂时放下众生,静坐求道。就如同有人生了病,必须先停下手头的一切事务,服药治疗,休养病愈后才能继续工作一样。大士也是如此,先令自己病愈康复,再以久病成医的经验善巧服务众生。虽然他们看似暂时离开了俗世,但其悲心痛切,从未停息。他们处安闲寂静地,以禅定为药,等到自己消除了烦恼获得了真实的智慧,生发出六通后,再去泽被其它生灵。

就好像我辈儒者隐居,难道是为了洁身自好而不顾念苍生疾苦吗?当然不是!儒者们正是为了实现万物一体之志才选择了归隐。隐居之际,念念不离万物一体之志;重返俗务之时,万物一体之道也照样无片刻错谬。所以大禹和后稷[4]三过家门而不入,虽是为人称颂的事功,但也并不意味着颜回的陋巷箪瓢清贫之乐就比辉煌伟业差啊,因为万物一体之志不论如何表达或体现,其本身都不增不损。

杜文涓译

[1]指静坐前的发心。

[2]天台宗:隋朝智顗大师(智者大师、天台大师)所创。以《法华经》为主要根据,故也称为法华宗。强调止观双修,发明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一念三千之理。以五时八教判释佛法。在传承系谱上,尊龙树为初祖,北齐慧文为二祖,慧思为三祖,智顗是四祖。

[3]《孟子·滕文公下》言及杨朱及墨翟两家学说盛行之况:“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然后批评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4]大禹后稷:禹稷指夏禹后稷,二人受尧舜命整治山川,教民耕种,皆为贤能之臣。关于后稷,诗经、史记等文献中似有不同的记载。但总归他是我国发展了农业的先祖。

南怀瑾谈袁了凡(袁了凡静坐要诀白话)(2)

图:国家图书馆藏民国版《静坐要诀·辨志篇》部分(佛学书局,1934年)

原文作者:

袁黄(1533年-1606年),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后人常以其号“了凡”称之,浙江嘉兴府嘉善县魏塘镇人。晚年辞官后曾隐居吴江芦墟赵田村,故一作吴江人。明代思想家。

袁黄青少年时聪颖敏悟,卓有异才,曾受教于云谷禅师,对天文、术数、水利、军政、医药等无不研究,补诸生。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为万历初嘉兴府三名家之一。万历十六年(1588年)授河北宝坻(今属天津)知县,任职五年,业绩辉煌。万历二十年(1592年),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请袁黄到军营赞画,与刘黄裳浮海渡鸭绿江。后突遇日军攻城,袁黄率领部下及3000名朝鲜兵击退之。不久,李如松兵败碧蹄馆,兵部尚书石星主张拨款议和,袁黄上书提出将骄应罢兵。李如松诬袁黄以十大罪状,袁黄遂罢归家居,闭户著书。卒年74岁。

他的《了凡四训》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传甚广。(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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