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的城市缺你（四座城市的宿命）

壹

1965年，湖南省邵阳市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年。

1960年代开始，中国同美苏两位世界阵营的老大关系恶劣，尤其苏联动不动喊打喊杀，还威胁要对我们扔核弹，为了保卫我们刚刚建立的工业果实，中国被迫采取了极端的防御策略，将东北与东部的工厂大量往中西部搬迁，历史上把这段故事，称为三线建设。

1965年，以上海为主的沿海地区，一共向邵阳迁来了大中型工厂20家左右，分别是湖南印刷机器厂、中南制药厂、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邵阳纺织机械厂、邵阳第二纺织机械厂、长沙机床厂邵阳分厂、湖南半导体器件厂、邵阳纸板厂、邵阳纺织厂、邵阳农药厂等。

1969年，株洲仿制一汽解放牌载重货车成功，考虑到汽车配件大多在邵阳及周边地区制造，1970年7月，在邵阳五里牌建起了湖南省汽车制造厂。

据后来在厂里干了一辈子的李芳林回忆，工人们在300平米的简易工棚里喊着号子工作，用卷扬机代替压模设备，用动摇大锤替代油压机，用烧滚的碱水去掉汽车零件的油污，第一年，邵阳就一共生产出了154辆货车。

虽然刚生产出来的货车载重仅4吨，时速仅60公里，但那年头搞汽车就是高科技，工人们走在路上，背挺得笔直。

一说起自己是汽车工人，说话的声音都要洪亮几分。

通过向一汽派遣技术工人深入学习，到1978年，邵阳湖汽自己搞出了30多台大型设备，改进了生产条件，工厂一路昂扬发展，巅峰时一共有七千名员工。

围绕着这些大中型企业，一些做上下游配套的小企业也得以获得生存空间，包括邵阳市电池厂、织染厂、矿灯厂、造纸厂、化工厂、水泥厂也纷纷建成，并活得有滋有味。

到1990年巅峰时，邵阳大件能造汽车（一年2029辆）、纺织机、印刷机，小件能造洗衣机、电风扇、三极管、电风扇、钢笔，全国41个工业门类，全邵阳有39个，邵阳的工业产值，占到全省的六分之一。

除了汽车，邵阳生产出了湖南省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印刷机、第一支钢笔、第一包洗衣粉，第一台纺织机。

那年头，邵阳金笔厂生产的“永久”钢笔能和上海“永生”的钢笔争锋，每逢麦收季节，邵阳造纸厂装麦杆的拖拉机队伍，一直排队到大修厂门口，为周边2000个家庭，一万多人提供了额外收入，到处是一片火热景象。

1970-1980年代，全邵阳市区只有20万人左右，大多聚集在东区，其中10万人是产业工人，10万人是工人家属，工业最密集的地方是工业街，4万工人扎堆在这，上班时街道静悄悄的，只有几个快迟到的工人鬼鬼祟祟地碎步急奔，一到下班时间，几万名工人骑着二八大杠迎着晚霞冲出厂门，街上瞬时就热闹起来。

当时的工人们，有自己的电影院、游泳池、食堂、医院，那年代还没有农民工，最多是一些周边农户围绕着工业城区卖一些生活用品、开两家饭店，给工人们提供服务，城里有溜冰场，有录像厅，有书店，有公园，这些都是农民们触摸不到的事物，到了1990年代，才允许农民踩着单车进城务工。

1980年代的邵阳市工业街（杨民贵摄影）

我爸就是当时进城务工的农民之一，他每天早上七点天朦朦亮，跟同村十几名汉子，骑二十里地进城，在城里做一天的泥水匠，晚上七八点回村，午饭是自己带的韭菜炒鸡蛋，使塑料袋装在口袋里，到中午时已经凉透，另还带一些大米，中午自己在工地使铁锅煮熟，就着炒鸡蛋下饭，胡乱对付一顿。

郊区农民进到了城区，见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优越物质生活，不由得啧啧称奇，我十岁时去过工地几次，看到中午时农民工满身泥浆，疲乏地坐在一起，互相嘲笑说要去“喝饭店里城里人剩下的油汤”。

所谓的城里人，就是当时的产业工人，搭配少量的体制内人员。

1980年代邵阳双清公园，当时人们都在这座假山前合影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当时工人的经济生活犹如天堂一般，进城务工的农民主要是在工地劳动，开始时一天能挣10块钱，1990年代后期是20块钱一天，但是收入很不稳定，一年只有几个月有工作，下雨天还不能开工，其他农民无非是去菜场卖菜，开些小店，靠产业工人的经济溢出效应维持生计，捡一些工业经济从指间流出来的残羹剩饭。

纯粹的农村生活由种地、养猪、养鸡和永无止境的家务活所填充，每天一个农妇光是做饭、洗衣、挑水、烧水、带娃、喂猪，就要累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农业收成每年还要定额上交给粮站，农民根本没什么经济收入，全指望家里养的几头猪熬过春节。

所以我小时候，我妈常看着伏在板凳上做作业的我，用一种期望的口气说：

“你要发狠读书，考上大学，将来做一个城里人，再也不要做农民了。”

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部分工人和体制内子弟，总是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打量同班农村孩子，一直到1990年代我在城里读书时，还能看到班上城里孩子不断欺侮农村孩子。

这种欺侮似乎也成一种默认的规则，极少看到老师和长辈出面阻止。

1965年，邵阳城迎来了改变命运的一年，三线建设使邵阳获得了工业发展的机会，朝气蓬勃的市区是人人羡慕的天堂，但那些光荣还是只能波及一小部分人，而且这些荣耀不可持续，也只是维持了短短三十年光景。

历史的海啸即将到来，将大部分中国城市经济，毫不留情地冲垮殆尽。

贰

当岳阳能感受到邵阳同样的工业荣耀时，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

在湖南省内，衡阳比邵阳的工业起步还早，从1958年开始发力，拥有衡钢、衡阳轧钢厂、湘衡盐矿、272厂、710厂等大厂，衡阳甚至一度占全湖南省工业产值的28-40%，最顶峰曾压制过长沙。

所以过去衡阳人去看湖南其他城市时，总有一种带头大哥来巡视小弟地盘的感觉。

1980年代初，衡阳人老吴去岳阳出差时，就有这种感觉。

40多年后，六十多岁的老吴已经是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商，十分骚包的穿着一身花哨的大牌服装，当他向我回忆起当年岳阳的情景时，说“岳阳那时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只有岳阳楼旁边有农贸市场和小餐馆，其他地方都是一片片菜地。”

早先的岳阳，只是利用在湘鄂赣三省连接处，做一些批发生意，是排在武汉汉正街、长沙下河街之后的批发中心，生意主要集中在巴陵大桥市场和梅溪桥市场，就跟甲午战争前的日本一样，做点转手贸易。

巴陵大桥通车时的岳阳

之后岳阳工业快速发展，在1990年代中期时，与邵阳同频，达到了巅峰。

每当回忆起当年岳阳工业的辉煌时，1980年出生的岳阳人老徐就忍不住心潮澎湃。

作为3571厂的子弟，老张一直清晰地记得辉煌时期岳阳城区的格局。

那时的岳阳市，北边主要是麻纺厂，中间是四化建，西北边是3517厂，南边是贮木场，东边是岳化厂，分别形成了几大工业聚集区。

和邵阳不同的是，邵阳上五千人的就是本土巨鳄，而岳阳到处是大厂，动不动上万人。

1990年时，3517厂有两三万人，贮木场有大几千人，洞庭麻纺厂有一两万人，岳阳制药厂有大几千人，岳阳电子磁厂有一万多人，长炼有两万人，洞氮有两万人，四化建有一万人，岳化有三四万人，巴陵石化一万多人，像长动机械、己内酰胺、岳阳酒厂这种只有小几千人的，走出去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跟邵阳一样，这些大中厂加起来形成了市区30万产业工人的聚集，顺势养活了周边街道办的钢球厂、玻璃厂、家俱厂、轮胎厂、皮革厂等，为大厂提供上下游配套服务。

每当说起当年这些厂的美好福利时，老徐就更加激动了。

那年头，进了这些厂就是一生衣食无忧，1-3岁有免费的厂矿托儿所，3岁后有免费的厂矿幼儿园，之后有厂矿小学、中学，甚至3517有厂矿大学。

大厂有自己独立的电影院、舞厅、溜冰场、游泳池、医院，3517甚至有两个医院，我跑去3517旧址时，发现那医院现在还在，名字都没改。

房子是单位分配，有一排排家属楼，吃的就更好了，一日三餐包括宵夜全包，而且全部免费，最过分的是3517甚至有自己的牧场，老徐他们那一代厂矿子弟，是喝着自家牧场的牛奶长大的。

“比今天2022年的岳阳小孩生活得还幸福。”

老徐最后总结说。

中国老工业城市曾经的幸福工人生活，不仅仅发生在邵阳和岳阳，还发生在我以前介绍过的陕西宝鸡和广西柳州。（可查阅我写过的广西篇和陕西篇，这里不重复）

当然，也包括湖北工业重镇襄阳。

和邵阳、宝鸡、衡阳、柳州的情况一样，襄阳的工业建设，也主要来自于大三线时期。

襄阳发展得比衡阳还要晚一些，从1958年开搞工业化，当时只有几百家零碎小厂，1960年时，全襄阳（当时还叫襄樊，为阅读方便，本文统称襄阳）找不到一个有工程师资格的人，为了办硫酸厂，才从上海借来一个临时工程师。

直到大三线时期，跟邵阳一样，同样来自东部和东北的几万名工人、工程师、干部，爬过万水千山来到襄阳，在这里建成了华中制药厂、航天42所、江华机械厂、襄樊内燃机厂、建昌机器厂等。

这当中尤其是建昌机械厂、红旗机制厂、华光器材厂、汉江机械厂、襄樊内燃机厂、汉光电工厂、宏伟机械厂、红山化工厂等四十多家，集中在南漳、谷城、宜城、老河口及襄阳郊区的军工企业，为襄阳日后成为湖北重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电影《你好，李焕英》，拍的就是襄阳宜城东方化工厂的故事，只是在卫东机械厂取的景。

所以才出现湖北某市的一个厂，大家都操着一口东北话的奇怪场面。

大量三线军工的加入，为襄阳日后成为湖北第二大央企、国企聚集区，工业总产值仅次于武汉奠定了基础。

襄阳也生产出了自己的电视机、调速器、激光医疗设备、通讯车等等。

待后期世界局势平稳，十堰的东风汽车产业1983年陆续迁出到襄阳，拥有诸多军工与重工业的襄阳，至此如虎添翼，稳定了自己在湖北老二的地位。

但此时距离大下岗席卷全中国，也就十年左右了。

叁

我十岁左右时，曾住在邵阳市衡器厂旁边的一间小院里好几年。

也就是那些年，亲眼目睹了下岗工人的生活惨状。

这些原本对我们有着充分优越感的工人阶层，慢慢发不出工资了，慢慢他们也无所事事，双手插在裤袋浪荡街头，或者成天混迹于牌桌，还经常来破落的进城农民家庭蹭饭吃，他们一边吃得满嘴是油，还不忘跟我吹牛，问我在昭陵中学有没有被人欺负？要不要帮你砍人？他认识教育局某某某，认识校长某某某。

下岗之后，断了生活来源，部分工人开始去抢早市的餐摊卖米粉，部分工人拎起菜刀光着膀子去厂门口卖卤菜，为了生存下去，他们顾不得原先荣耀的国企工人身份，开始从事他们原本看不上的卑贱生计。

邵阳市国企的大破产，其实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1995年左右到达高潮，一直到2000年结束，我少年时还以为只是邵阳一座城市的命运，后来才发现这是许许多多城市的宿命。

邵阳著名的湘印机厂，在1990年代中期破产，原本生产印刷机的大厂房，现在部分改成了体育基地，部分租给了物流公司做仓库，或者改成了餐馆。

邵阳专门生产炮弹引信的万人大厂红日机械，拥有中国军工系统最大的天然洞穴，原厂址已经沦为一片废墟。

新邵卷烟厂、703厂、068厂、578厂、农药厂纷纷倒闭，关系到上万人活路的造纸厂死于1998年，全国唯二的国营钢笔厂死于1999年，那家让邵阳人最自豪的湖南省汽车制造厂，我还特地跑去原址看了看，结果厂房改得渣得不剩了，只看到一栋栋居民楼和小商铺。

专门制造纺织机械的二纺机，倒在这场浩劫中存活了下来，现在叫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新建的大楼就在邵阳大道旁，我几次路过，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国企倒闭后的大下岗，造成了邵阳市那一段时间黑社会横行，邵阳著名的黑帮大佬、绰号小红宝的姚志宏，就是1985年化工厂的下岗工人，之后他就开始重新寻活路，开小饭店开歌厅，最后发现放高利贷最赚钱，在追债过程中慢慢黑社会化的，在找到检察院侦查局局长李勇作为靠山后，这个黑社会团伙才越做越大，收不了手，2004年给拉出去毙了。

我在《墨西哥往事》里提到过，墨西哥最大毒枭“矮子”面对采访时，也说自己但凡有份正经工作，绝不会跑去做毒枭，小红宝的经历也一样，谁都知道混黑社会没有好下场，但社会动荡就业率低，找不到工作的人就会被黄赌毒吸引，能过一天是一天，不知不觉往黑社会靠拢。

当年失业来我家蹭饭吃的衡器厂工人，最后也有几个走进歪门斜道的，人活着就必须搞钱，失去了正道搞钱的机会，就有人控制不住地往邪道上走。

大部分事情捅到底都是经济，是经济在指挥人世间的悲喜。

当年的邵阳是这样，岳阳衡阳也是这样。

每当要提起当年大国企们陆续倒闭的惨状，曾经帅气的岳阳老徐，就不由伤心地抹一把风韵残存的老脸，十足风骚的衡阳老吴就呆呆地望着茶杯，手里夹着的烟头烧出一大段灰烬，默默地说不出话来。

1978年时，邵阳的GDP在全国排第49位，长沙第44位，常德第27位，衡阳第46位（岳阳要后面几年才发展起来），全是托了大三线的光，到现在，全国人民谁还关注邵阳衡阳常德？也再没有人关注同一条命运轨道上的宝鸡柳州。

1990-2000年这十年有多惨，有的工人去摆地摊，有的工人去偷农民家地里头粮食，有的骑着单车送老婆去卖春，晚上再骑车接回来，有的进了黑道，被拉去打了靶。

东北老工业基地最惨，大老爷们把下岗合同一签，各种车工铣工刨工钳工蹲在工厂门口哭得泣不成声，还要被门卫驱赶快点离开，最极端的回家包一顿毒饺子，全家一起共赴黄泉。

你们知道《钢的琴》这部电影在讲什么吗？

讲的就是东北那波人失去工人身份后，去做了屠夫的工人、去做了二流子的工人、去卖唱理发的工人，对当年工人身份的深深留恋。

肆

2022年1月中旬，我来到了湖北襄阳。

当我站在一座高楼上透过落地玻璃向下望时，看到一座新旧交织的襄阳城，与中国大部分城市崭新的高楼相比，襄阳城十分独特，它有大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下的旧楼，墙面剥落、铁管蚀锈，满是岁月痕斑，跟中国大部分崭新的城市建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很少在中国见到这么多旧建筑的城市，第一反应是当年有部分老企业应该是活下来了，如果像邵阳衡阳那样国企倒绝，死活没人管，市中心的老旧建筑，早被拿去拆掉盖房子了。

当年的襄樊，确实也经历过一波倒闭潮，市里的轴承厂、造纸厂、毛呢厂、绒线厂、酒精厂、棉纺织厂、电视机厂、建昌机械厂、瓷砖厂都纷纷倒下了。

当地一位资深媒体人说，计划经济时代，襄阳的工业规模与苏州并列，是有名的轻工业城市，在全国属第一方阵。特别是电子行业和绵纺织业，更是名列前茅。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众多中小型国营轻工企业，都面临破产改制问题，为甩掉包袱，当地把倒闭企业与尚能生存的企业捆绑，组建集团公司，又拖垮一些企业，造成大规模破产潮。

当时下岗工人聚众闹事上访都是家常便饭，堵桥堵铁路也时有发生。

我还找到了1998年一份老旧的资料：《襄樊市国企下岗职工调查》，里头显示，大部分下岗工人靠政府救济或企业发放基本生活费过活，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66%，月收入在200-400元的，占24%，月收入在400元以上的，仅占10%，67%的人认为生活困难，日子过不下去。

1998年，长沙大中专寄宿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也要300元上下，襄樊下岗工人大部分月收入200元，这点钱，连维持家里一个读书的孩子都不够，更别提养活一家子老小。

但是我2022年去襄阳时，感觉襄阳的工业明显远胜于衡阳、邵阳、岳阳，襄阳现在依托一个龙头，六大支柱，预计市区人口能从现在的230万，发展到500万，在十四五结束时GDP能冲破7000亿，远景达到1万亿的长远目标。

1万亿对现在的衡阳、邵阳、岳阳来说近乎痴人说梦，但襄阳已经写在政府工作计划当中了。

同样经历过1990年代倒闭潮，襄阳怎么就发展得相对好多了？

我曾经为了这个问题苦苦思索了许久，在比照各个城市的企业名单时，才发现了当中秘密。

因为襄阳，保住了大军工，转移来了汽车产业，使襄阳有了重工业依托，后面发展的工业，是在原有重工业的基础上开枝散叶形成的。

上面的描述中，老襄阳人特别指明当年倒闭潮多发生在“众多中小型国营轻工企业”。

襄阳的大型军工企业，为什么就保住了？

很简单，因为襄阳的这些军工企业，比衡阳、邵阳、岳阳要更重要，是核心企业，是国家的底层支柱，国家不能让他们轻易倒掉。

而我们邵阳倒掉的红日机械厂，生产的只是炮弹引信，703厂（陈云的儿子陈元1970年在这工作过两年）只不过生产锰粉，湘印机的印刷机也不是战争必需品，衡阳死掉的手表厂、缝纫机厂、内衣厂、自行车厂、树脂厂、电筒厂、锁厂、1234机械厂等，本质上跟邵阳一样，要么是轻工业，要么是非核心军工。

再比如岳阳老徐他们家的3517，主要给军队生产胶鞋一类，这种产品完全可以从市场替代，麻纺厂、贮木场也不过是轻工的一部分。

岳阳最后活下来的是巴陵石化和长岭炼油，但化工产业相对闭环，利润较低，在长江沿岸各城市中，岳阳的财政收入和人均都远低于南通、镇江、芜湖、宜昌，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每座城市最后还活下什么产业，决定了这座城市在2000年后的发展路径，各城市今天的发展路线，是依赖当年的产业基础向前递进的，湖北的宜昌和襄阳最后能压制湖南的衡阳、邵阳、岳阳，区别在于襄阳有大量重工，而这些城市没有。

重工业，是一个国家的底线，既是国家工业的火种，也是各城市重新起家时的资本。

伍

如果一座城市完全依托于轻工业，无法建立重工，这样的城市经济是很容易被时代击溃的。

湖北荆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荆州没有重工业，是地理位置决定的。

我去荆州市实地了解情况时，看到这座有长江、有平原、有5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年却仅仅2300亿GDP，跟地理环境要差一大截的邵阳GDP一模一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走过这么多地方后，已知晓如何快速判断一座城市的经济体量，荆州有这个人口数量跟长江黄金水道，放在今天的中国，至少要在3500--4000亿GDP才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在当地连问了十几个荆州人，他们也答不上来，之后我又咨询了大量专家，才终于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由于荆州是过去长江中下游的蓄洪区和滞洪区，也有大规模军垦农场，可用于工业的用地本来就少，出于防洪的需要，如果要在荆州搞重工业，工业用地就必须放在远离长江、地势较高的地方，重工业需大量用水，就必须用水泵长距离抽水，造成在荆州建厂成本高昂。

建国时，还有一项可怕的条件是现在没有的，就是荆州当时有严重的血吸虫病，工人们不敢去，同样的事发生在武汉，1952年本来准备把二汽放在武汉的黄陂横店，因为当地有血吸虫病就放弃了。

二汽选址的其他问题荆州也全遇到了，二汽放弃黄陂横店后选中了武昌关山，但关山工业用水困难，而且地质破碎才淘汰，荆州的问题一模一样，除了工业用水，地基又多为软基，不适合重载公路和重载铁路建设，焦柳铁路出荆门绕道宜昌和常德，就是因为荆州和洞庭湖西边建不了重载铁路。

出于以上原因，荆州失去了建国后第一波重工业建设的机会，这个机会后来给到了宜昌。

没有重工打基础的荆州，在1990年代依靠长江码头，轻工业很是活跃了一阵子，打造过活力28这样的全国知名品牌，但很快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被扑灭了。

地理位置决定了无法发展重工，没有重工使城市工业基础薄弱，襄阳可以死一百次，拍拍灰尘还能站起来，而荆州只要死一次，半天都爬不起来。

这就是荆州今天发展不起来的核心原因。

陆

2021年10月，我在河南周口拜访了莲花味精的前话事人，大叔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跟我讲起了莲花味精走向衰败的往事。

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莲花味精是没有市场竞争的，生产出来就能卖，巅峰时曾一度占到全国市场的45%，莲花味精衰落主因是成本太高，成本主要是有大量退休工人要养，两万名工人工资高，福利多，一时积重难返，生产味精又需要大量烧煤，煤炭从北方运到河南项城成本太高，加上环保限制，莲花便渐渐玩不过其他品牌了。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大多数工厂就是这样死掉的。

你在邵阳衡阳襄阳的工厂要养一堆退休工人，要发福利，你又在三线地区，运原材料进来成本还高，别人在广东、江苏、浙江开一家私营企业，不用养退休工人，不用发各种福利，靠江靠海进口原材料又便宜，从海外弄一批二手生产线，咣起咣起生产跟你一样的产品，就能依靠成本优势在市场上击溃你，而且质量还比你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的巨大红利，一部分是历史的需要，一部分是靠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残酷压榨中国农民的生存空间造成的，这种红利是不可持续的。

大家同情下岗工人，那谁又来同情吃了七十年苦的中国农民？

后发工业国不能对外殖民，就只能内卷，这个道理，我也讲过无数遍了。

走向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是淘汰落后的产能，让更多国人受惠的必经之路。

大家去看现在的中国农村，整体上已经不知道比1980-1990年代好到哪里去，农村户口也终于比城市户口值钱了，在1990年代，农村户口就是低贱的代名词，一个城市户口，值好几万块钱。

就是这几万块钱的差距，隔出了两个不同的阶层，一边是从牛奶到游泳池的终身福利，一边是做牛做马含辛茹苦的终身苦耕，才会有工人子弟当着班主任的面，肆意欺辱农村来读书的孩子。

在历史面前，大家都是痛苦的，只是有的痛得深，有的痛得久，有的人痛苦了还有发言的机会，而农民的痛苦，从来无人问津。

柒

大家应该发现，一切国企死亡的起点，是从搞改革开放开始的，国企死亡，加速了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各三线城市的衰落。

那中国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

因为在1980年代左右，我们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而我们还养着大批产生不了实际作用的军工企业，和一大批成本高昂的国企，我们只能选择留下核心企业，淘汰低端产能，让这些企业通过自由竞争，在珠三角和长三角汇集，让他们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重建轻工业，为国家换来宝贵的外汇。

这段历史使命，是邵阳、衡阳、岳阳、襄阳、荆州、周口、洛阳、柳州、宝鸡这些内地企业所无法完成的，这些城市也只有在经历1980-2000年阵痛后，捡起各自残存的产业链，要么在此基础上添砖加瓦，要么招商引资，重构产业链。

回到前面的问题，襄阳为什么会发展得比其他城市更好？

襄阳最近接连签下了比亚迪和吉利两笔大单，比亚迪产业园一期就投资100亿元，二、三期各投资50-100亿元，主要生产电池生产线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建成后，每年将为襄阳带来300-500亿产值。

吉利则将在襄阳谷城县生产汽车芯片，建设谷城专业化硅产业园区，也将为襄阳带来几百亿产值。

光是2022年第一季度，襄阳就计划开工146个亿元以上项目，总投资1623亿元。

这种事情发生在襄阳，而不是邵阳、衡阳、岳阳、荆州、周口，是因为在上世纪的大转折中，这些城市的重工业要么死绝，要么根本没有建设，他们的黄金产业最后流向了珠三角和长三角，而保留汽车产业和军工产业活下来的襄阳，站在重工业的台阶上，在原来的产业基础上做崭新规划。

到2022年，那些原本倒下的三线企业，差不多也有三四十年历史了，曾经依赖三线而分外自豪的内地城市，只能重新寻找活路。

邵阳和衡阳将重点放在吸引大湾区投资上，岳阳要从大化工和长江做文章，荆州则在等待煤化工大产业的发展。

虽然大家没有襄阳和宜昌那么好的回血条件，但好在国运昌隆，总有一些产业向内地转移，每座城市都还在向前发展。

2022年1月，我从襄阳出发，一路向南，走遍了湖北湖南十几座城市，了解两省的发展情况，在正式开始湖北篇和湖南篇之前，我先写下城市篇，是为了告诉大家，各个城市的命运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的城市走向了昌盛，有的城市走向了衰败，这背后的规律和逻辑，到底是什么。

要了解一座城市，就要知道它为什么在这里建城？它主要依赖的经济链是什么？为什么在这里产生了这条经济链？找到逻辑后，就能反推城市性格和当地市民生活习惯，再通过了解该城市工业发展的科技树，就能推理出这座城市的发展方向。

我在这篇文章里，重点介绍了襄阳、荆州、邵阳、岳阳四座城市，他们就是中国这半个世纪工业变化的代表，尤其是作为一个邵阳人，我第一次弄清楚了家乡这些年变化的底层逻辑，心里头十分欣慰。

我们不能浑浑噩噩地活着，弄清一座城市，本质上就像弄清自己。

我们要明白自己生活的城市，它到底从哪里来，它到底要往哪儿去。

就像站在历史的河流前，看明白自己的一生，它又从哪里来，它又往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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