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旭捕蝗造谣赏析(崔旭捕蝗谣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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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旭捕蝗造谣赏析
捕蝗捕蝗,
官隶齐忙,
掘地纵火蝗飞扬。
官要供给,
隶要酒浆,
官隶践踏苗已僵。
吁嗟乎!
蝗未死,
苗已僵,
捕蝗之蝗甚于蝗!
一、简介作者并讲几个有关他的故事。
崔旭(1767~1847),晚清著名诗人,字晓林,号念堂,直隶天津府庆云县(今山东省庆云县)人。下面讲几个故事。
1.“千里马”得遇“伯乐”。
庆云县人杰地灵,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文人雅士。崔家当时是庆云县的富贵人家,崔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熏陶与教育。崔旭生性颖悟,自幼好学,尤其喜欢诗歌,后来考中了举人。当时的主考叫张船山,是诗坛泰斗,又是著名的书画家和诗学理论家。张船山的门生很多,但他最欣赏崔旭,曾写诗夸他,还说:“此老船之崔不雕也!”他为自己能有崔旭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清代著名学者王士禛最欣赏他的弟子崔不雕,而张船山觉得他的学生崔旭,比崔不雕还优秀)
崔旭在船山先生的教诲下,不仅学问越来越渊博,而且诗风也更加醇厚隽永,更富有生活气息。船山先生病逝后,崔旭悲痛欲绝。他一生念念不忘提携教育他的恩师船山先生,他写了好多诗,感激恩师对他的培养。下面敬录他怀念船山先生诗中的几个片段:
“……忽得江东信,流传倘未真……”,这是他听到恩师病逝的消息不想相信。
“……时人多俗目,夫子是知音……”,这是感恩老师有伯乐的眼光,发现了他这匹千里马。
“……孤寒犹故我,忍泪立多时……”,这是他拜访船山故居时的眼泪与心声。
师生情深如此,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2.为官清廉,政声卓著。
崔旭曾经任山西省蒲县知县。当时的蒲县属于穷山恶水之地,加之多次经受战争重创,老百姓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崔旭上任时,蒲县的城墙、监狱、仓库、书院等大多倒塌,破乱不堪,而且正赶上旱年歉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之骚乱与民生之艰苦,可想而知。摆在崔旭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但经过崔旭的治理,县内的贫苦百姓得到救济了;城墙、监狱、仓库、书院等,修葺一新了;冤案得到昭雪了,犯罪分子受到惩处了……史书上说,崔旭为政六年,“政声卓著,深受乡民爱戴”;还说,他因病告退回乡时,“县民走送数十里,皆罗拜泣下”。
3.归乡执教,培养人才。
崔旭告病归乡后,他的精力集中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晚年曾在古棣书院执教,培养了不少人才。这里只说两件事:一是他广泛搜集材料,在前人的基础上,修订了《庆云县志》,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的地域文化遗产。二是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培养成当时的杰出人才。《庆云县志》在清代共进行过四次编修,而每次修志的主笔均有崔家之人。像崔家这样祖孙几代都为家乡书写历史的,在我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崔旭享年81岁,逝世于家乡,安葬于家乡。其墓在今河北盐山县庆云镇南不远处。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载有崔旭的生平事迹。
二、部分词语注释:
1.掘地纵火:晚上点上火,火边挖个坑,蝗虫见到火光飞来,就被烧死,埋在坑里。
2.吁嗟(yújiē)乎:叹息的声音。
三、赏析这首诗。
崔旭的这首诗属于民谣歌体,行文轻快,幽默风趣,而又不失庄严。这首诗用官隶“捕蝗”的结果与造成的危害进行对比,揭露官隶的无耻行径。
全诗共九句:前六句,写官隶捕蝗的可笑又可恨的情景;接着的一句,写诗人的慨叹;最后三句,写捕蝗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1.前六句中的前三句是:“捕蝗捕蝗,官隶齐忙,掘地纵火蝗飞扬。”
看了这三句,读者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是“官隶”是什么意思?二是既然“掘地纵火”是烧死蝗虫的好方法,那为什么蝗虫还在“飞扬”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诗中的“官隶”指的是两类人:“官”自不必说;“隶”指的是听从官指挥而又可为官出主意的随从。其实,诗中的“官隶”与我们经常说的“官吏”,并无本质的区别。
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蝗飞扬”三个字,极其形象地画出了“官隶齐忙”的结果。可以想象一下历代的贪官污吏,哪个不是不懂装懂,敷衍应付?哪个不是搞个门面,欺上瞒下?又哪个不是假公济私,乘机大捞一把?崔旭看透了这些把戏,所以写诗讽刺他们。本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治蝗方法,可是,这班家伙却随便在夜里点上一把火、火边掘个坑,就去上报说他们捕蝗了。“掘地纵火”本来是治蝗的有效方法,可这帮官隶狼狈为奸,胡乱折腾,蝗虫当然毫毛无损,依然满天飞扬了。其中一个“忙”字,既描绘出官隶瞎折腾的蠢态,又巧妙地为后三句作了铺垫,以揭示他们“忙”的所在与“忙”的真正目的。
2.前六句中的后三句是:“官要供给,隶要酒浆,官隶践踏苗已僵。”
这三句诗人恐怕要揭露的现象是:这些官隶不仅不去认真消灭蝗灾,而且借捕蝗之名对农民进行更残酷的盘剥。他们要钱要酒,还要践踏农民的庄稼,弄得乌烟瘴气,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灾难。你看,面对如此严重的蝗灾,他们非但不为农民免除供给,还要逼农民交钱交粮。注意,“要供给”就是催要钱粮。(供给,读gōng jǐ;指把物资、钱财等给人使用)“官要供给,隶要酒浆”是互文,意思是“官要供给与酒浆,隶要酒浆与供给”。运用互文这种手法,说明官也罢,隶也罢,都是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
3.紧接着的一句是:“吁嗟乎!”这是诗人在慨叹。其作用不仅是承上启下,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从某个角度看,它所蕴含着的思想情感,比之前六句只多不少,只深不浅。给人以“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
4.最后三句是:“蝗未死,苗已僵,捕蝗之蝗甚于蝗!”
这三句诗运用对比、对偶与比喻的修辞手法。
“蝗未死”与“苗已僵”,既是对比,又是对偶。这样写使读者一下子领悟到一个道理:如果不捕蝗,庄稼当然会受到一定损失,而官隶来捕蝗,庄稼受损之严重与速度之快,却令人不寒而栗。而且,对比与对偶手法的运用,不仅表达了诗人对官隶的愤怒与对农民的同情,还使诗中的“蝗”与“苗”“未”与“已”“死”与“僵”几个词语,看起来整齐醒目,读起来也清晰有力,富有节奏感。
看了最后“捕蝗之蝗甚于蝗”一句,也许有人会问:谁是“捕蝗之蝗”?答案肯定是“官隶”。但诗人却不写“官隶捕蝗如同蝗”,也不写“官隶捕蝗民遭殃”之类的句子,而是在一句中连用三个“蝗”字,用借喻的手法揭示了官隶的可恶与恶毒。还有,诗中的一个“甚”字,更是无情地揭露出官隶之所作所为不是就像蝗虫,而是比蝗虫还凶险。
诗人之艺术手法,可谓曲径通幽;诗人之思想内涵,可谓入木三分。
细细品读崔旭此诗,再联系其恩师张船山先生对他的器重,不禁想到先生的一句话:“此老船之崔不雕也!”崔旭不朽!文/李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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