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英雄画像（烈士画像纸背的母亲）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画纸上的父亲，有年轻朝气的面庞，眼睛仿佛看着自己，微微含笑。捧着画像，刘万宁的手剧烈的抖动起来，他嗫嚅着想发出声音，但眼泪却吧嗒吧嗒的掉下来。

刘万宁看到林宇辉为父亲的画像哭出来

父亲永远是风华正茂的模样，而79岁的刘万宁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据不完全统计，近代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将青春永远定格于烽火。国家的丰碑上添了一个烈士的名字，他们的家庭，却失去了亲人。

不想让烈士的音容湮灭于历史，“画笔神探”林宇辉，用画像的方式重现革命烈士的音容，让烈士和亲人能够穿越时光相见。将父亲的画像紧紧贴在胸口，79岁的刘万宁哭的像个孩子：“爸爸啊，我终于见到你了。”

团圆

迎接父亲画像这天，刘万宁几乎一夜没睡。

早上在出门之前，刘万宁穿了一件平整整的夹克，整个人看起来年轻又精神。

“这件衣服我买了好几年了，我一直没舍得穿，今天见爸爸，我要穿的整齐一点。”刘万宁说，“爸爸还年轻，我已经老了”。

对父亲的期待和渴望，从幼年，到青年，再到中年，如今已经是暮年。父亲究竟是什么样子？

有关于父亲的一切都流传在母亲和姑姑的叙述中，但真正和父亲相关的信息，都来自于一张微微泛黄的纸——质地轻薄，印花有轻微的磨砂感。刘万宁将这张纸小心翼翼地展开，父亲刘占鳌的名字出现了：“刘占鳌同志在执行革命任务中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这张《革命烈士证明书》是父亲刘占鳌唯一的遗物。他的父亲，时任中共饶阳县第二区区委书记的刘占鳌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五一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这是一段写入县志的烈士壮歌：因遭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将刘占鳌家团团围住。敌人扬言活捉刘占鳌，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刘占鳌高喊着“我是中国人，至死不投降”。英勇不屈，毅然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刘万宁看到林宇辉为父亲的画像哭出来

父亲牺牲时，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刘万宁躲到了娘家。从小到大，刘万宁无数次的想象着父亲的样子，并试图从自己脸上寻找着父亲的音容踪迹。拼凑着亲人的描述，刘万宁在心里画出了父亲的形象：父亲个子比自己高一点，有很宽厚的肩膀，看起来敦厚可靠；因为很喜欢体育运动，所以体格会壮一点；黑红色的脸膛上带着坚毅，眼睛比自己大，透出坚毅的光；厚厚的耳垂，笑起来的时候会抿着嘴，显得很宽厚。因为长期从事革命任务，所以父亲都是一幅休闲又精干的打扮：穿着对襟大褂，戴着一顶宽檐的草帽，是一个沉稳、健壮又活泼的青年。

在心里千千万万次的描绘和想象，父亲依然只是一个英雄的符号、长辈口中相传影子。随着年纪渐长，已经耄耋之年的刘万宁有了暗暗的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我不认识我的父亲。”

就算是最年轻的烈士家属，也已经有70多岁。多于他们而言，时间尤为宝贵，因为“等不起了”。

79岁的高才觉得等不起了。大哥高恩历经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在解放广州的战役中牺牲，倒在了胜利的前夕，年仅24岁。同年，在家乡的母亲罹患重病去世。

大哥离家时，高才只有3岁，对于大哥的样貌已经没有了印象，但当大哥牺牲时，父亲的眼泪给了高才深刻的震撼：“父亲在后院里哭了一天一夜，好几天不吃不喝。”

父亲的眼泪，母亲临终时的挂念，成了高才一辈子的伤疤。大哥的忠骨已经无迹可寻，高才就想，如果能有大哥的一幅画像，一家人也能凑成团圆。大哥生前没能留下一张照片，但姐姐给高才详细描述过大哥的样子：东北大汉的雄壮身材，双眼皮，剑眉星目，是个豪气的帅小伙。

这些年，高才也曾想寻找过大哥的踪迹，烈士陵园、纪念馆、老部队的一些旧址……一切跟大哥有可能相关的地方，但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 ，大哥无迹可寻。

近半个世纪失败的寻找后，这位失落的老人找到弥补遗憾的方法——从新闻中得知济南有一位退休警官林宇辉老师，是模拟画像高手，能够根据亲人的样貌和描述画出人像。林警官正在进行为100位烈士画像的公益活动，是否能够找林警官为哥哥画一幅像？

抱着渺茫的希望，高才辗转通过新闻报道联系到林宇辉，在比对了高才以及父母、兄弟姐妹照片的照片后，“大哥”在林宇辉的画笔下渐渐清晰：大哥的眉毛、眼睛和鼻子随父亲，嘴巴像母亲，轮廓像二哥……3月21日下午4时，高才踏上了从齐齐哈尔到济南的列车。1700多公里、整整26个小时后，22日下午6时，高才见到了阔别73年的大哥。

“大哥，我来接你回家了。”一句话没说完，老人已经泣不成声。

画像上的年轻人

为100位烈士画像，林宇辉已经完成了93幅。退休前，他曾是山东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造就了他“画骨寻人”的绝技：能够根据模糊图像或在他人描述下画出高相似度的人像。凭借一支画笔，林宇辉曾多次为被拐儿童画像助力破案，被称为“神笔警探”。

退休后，林宇辉开始实施“为被拐儿童画100幅像”的计划，根据被拐儿童童年的照片或者父母的样子，画出被拐儿童成年后的相貌。他的画像让很多被拐儿童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知道了孩子的样子，也许有一天就可以找到。

100幅被拐儿童画像完成后，本来计划能休息一下，但“为烈士画100幅画像”的计划又开始了。林宇辉也觉得很累，他已经63岁，心脏也不太好，通过比对的方式做模拟画像，这个工作并不容易——相对于画画本身，前期的调研时间更久。

林宇辉在画像

为烈士画像，除了要研究从抗日到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不同时期的服装变化、发型变化，还要区别南北方人的面部特征。每个人的相貌都有迹可循，家族遗传的基因体现在脸上，这就需要一点点的比对和鉴别。对烈士家属来说，画得越像，他们越能从情感上接受。林宇辉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亲人看到画像后一下子就哭出来，“这就是我的亲人。”

“这些烈士，他们为了我们的国家献出了生命，我们能做的很少，就是尽量让后人记住他们。”林宇辉说，每一次画像之前，自己都会提前了解烈士的事迹，而画像则更像是和烈士对话：定格和呈现他们年轻的生命，显示出他们的精气神。

那是个离乱的年代，人被战争连根拔起，转眼就散成了漂萍。每一张画像背后，都曾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嘴角下面有颗小痣的董爱珠，曾被彭德怀首长亲切地称赞“红小鬼”。他生于1925年9月1日，山西省辽县人，1946年陇海战役的兰封攻坚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岁。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为革命牺牲，死得值！你如有机会转告我家，我弟弟生下第一胎孩子，不论男女，要过继给我。让他（她）永远铭记我是为革命牺牲的！让他（她）要继承我的遗志，永远跟党走，继续为革命做贡献，我就死而无憾了”。

烈士韩瑞山有个宽宽的下颌角，他是济南人，生于1923年，牺牲于1949年，牺牲时年仅26岁。韩家一门忠烈，兄弟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因为牺牲地点不详，后辈到现在仍在寻找韩瑞山的埋骨之地。

眼梢微微向上的皮菊秋烈士是湖南人，相貌温柔可亲，像个教书的先生。1951年9月赴朝参战，在朝鲜龙渊里抢修价川机场的战斗中，遭遇美国B--29重型轰炸机来回多次轰炸。为了保护战友，皮菊秋倒在血泊中。那是一场无比惨烈的战役，共牺牲官兵407人，年仅24岁的皮菊秋就是其中的一个，英烈们葬在朝鲜平安道价川烈士陵园。2020年，皮菊秋烈士的长子皮腊生捧着林宇辉给父亲的画像走进中国军事博物馆，“陪父亲看军博，让父亲看一眼这盛世。”

孙遵杰烈士孙女孙雪荣和烈士合影

烈士孙遵杰的眼睛很大，双双的眼皮，看着画像都觉得和蔼可亲。他是山东济宁人，出生于1922年10月，1943年参军革命，牺牲时年仅27岁。作为南下干部，孙遵杰在於潜县 “六·二八”反革命武装暴乱中牺牲，遇害后当天被好心的村民埋葬在山上，但当晚一场大雨把遗体冲下山坡，从此就没了音信。噩耗传回村庄，全村男女老少大哭一场，牺牲后留下妻老和一对儿女。

鼻子高高挺挺的是张所聘烈士，他骨像挺大，看着敦厚可靠。他参军后，张所温也跟着哥哥参了军，兄弟俩参加了青岛的马山、铁骑山、丹山战役，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三道防线，解放了青岛。入朝鲜作战后，兄弟俩分别成为27军94师 280团的电话员和电务员。在长津湖战役中，张所聘壮烈牺牲。牺牲时，他的兄弟张所温就在身边：在战场上，弟弟看到哥哥躺在那里，鲜血直流、肚子被美军的炮弹炸了一个坑，内脏外露，弟弟脱下一件衣服，盖在哥哥身上，忍痛撤离！3天后，弟弟也在战场负伤，右脚脚趾被炸掉，后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

烈士赵喜廷的女儿赵凤娥终于“见”到父亲

有个圆圆娃娃脸的赵喜廷烈士，祖籍是河北省武安市徘徊镇庙庄村人，1947年参军，1952年抗美援朝中牺牲。他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孩子，牺牲时妻子即将临盆。根据战争胜利后返回国的战友回忆，牺牲当天赵喜廷带领一帮战士正在冲锋，被打急了的敌人飞机疯狂的向下扔炸弹，冲锋的战士们无一幸免。山下战友们在战斗稍微停歇时去山上寻找冲锋小队，发现山已被削去很多，人早已被炸成了碎片，什么都没有找到，一件物件和一句话也没给家里留下。

……

93张画像，93个烈士，93个年轻的生命。对林宇辉来说，为革命烈士画像不只是为了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更是为了铭记那些“最可爱的人”。

因为这一张一张，都是血，都是泪，都是自由和解放。

烈士王星三的女儿终于“等”到了父亲

等妮，等你

支撑林宇辉一张又一张画下去的，除了烈士的精神和事迹，还有“每次烈属见到画像时，他们崩溃的哭声。”

来找林宇辉画像的，有烈士的妻子，孩子，有他们的兄弟，还有孙儿、子侄，烈士的战友。每一张画像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93个家庭，93种悲伤。

“他们有的寻找了70多年，有的等了70多年。”林宇辉说，见到画像，就像见到他们等的人回来了，嚎啕大哭。

在来画像的烈属中，好几个烈属的名字都叫“等妮”，意思是“等你”。

烈士牺牲的时候，很多是新婚，留下了遗腹子。出征走之前跟年轻的妻子说：等着我。妻子就等了一辈子。

来自泰安的等妮，已经是满头华发的老人。在父亲出征杳无音信的多年，母亲一直告诉她，”你爸还活着。母亲的推断，来自于“没有人说过他死了。”

对丈夫的思念，写在了孩子的名字里。等妮对母亲承诺，“我一定找到父亲。”孤儿寡母，没有劳力，家里生活困难，但母亲从来都坚信父亲一定会回来，“因为你爸说过，让我等他。”

这是一场等待的接力赛，但最终没能等到父亲，同样变成老人的等妮用画像的方式接父亲“回家”，圆了母亲的等待。

在林宇辉接待的烈属中，孩子来画父亲的最多，他们告诉林宇辉，父亲牺牲后，奶奶的眼睛哭瞎了，母亲一个人挑起家，缺失了父亲的童年，在跌跌撞撞中长大，父亲就变成了一种执念。

林宇辉的夫人，侯庆瑛曾经被这样一个故事所震撼：“有个烈属，经常问他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在6岁的时候他妈妈接到通知，说带着他去接爸爸。他以为爸爸要回来了，就特别高兴，拉着妈妈跑着去找爸爸，结果到了地方一看，只有一个茶缸，一个破了的行军包，他爸爸已经牺牲了。”

侯庆瑛向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描述当时她的心情，“一个6岁的小孩，以为自己一直盼着的英雄爸爸回来了，结果只等来了爸爸牺牲的消息。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也哭，我也哭。”

即便是和画像团圆重逢，但总是有不能挽回的遗憾：“奶奶没有等到儿子，妈妈没等到丈夫。”

也有烈士遗孀亲自来画烈士的画像。作为林宇辉为烈士画的第一张像，2017年，83岁的烈士遗孀周里秀找到林宇辉，希望为丈夫刘国才烈士画像，她能清楚的记得两人相遇、相爱的所有细节：年轻时的周里秀长相秀美，照相馆私自留了一张她的相片放进橱窗。机缘巧合，刘国才对照片里的周里秀一见钟情，两人遂相识相爱。

在两人婚后，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荣立一等功的刘国才告别怀孕的妻子去前线剿匪，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五个月后，两人的儿子出生，周里秀给儿子取名刘自勇，希望他像父亲一样勇敢。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刘国才烈士的所有证件、照片都已损毁。周里秀一直以来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刘自勇“见”父亲刘国才一面。在看到林宇辉画的画像时，周里秀眼睛一眨不眨，停止了抽泣，嘴里喃喃地说道：“像、像……”还指着画像和孙女说：“嘴这边有点痘痘的。”

已经过去了60多年，周里秀还记得丈夫临走时的嘱咐：丈夫用刚发的工资给她买了糖，让她在家安心保养，“你好好地，等着我回来。”

对于烈士来说，他们是丰碑上的一个名字，但对于烈士的家人来说，是至少绵延三代的痛。

《永远的丰碑——江苏涟水县革命烈士传》中，交代了烈士桑清亮的光荣事迹：桑清亮，遭伪军袭击腹部受伤，肠子露出，他仍高叫同伴：“快撤，我来掩护。”同伴在桑清亮的掩护下脱险了，他则被敌人抓捕。敌人残忍地用铡刀将他的头颅砍下示众。

桑友春怀抱着父亲桑清亮烈士的画像。

这短短的半页纸，浓缩了烈士的一生，却没能写出烈士家人的牺牲和付出：在丈夫被残忍杀害时，他的妻子刚怀孕两个月，甚至不知道已经怀有身孕。丈夫的头颅被敌人砍下，为了让丈夫以全尸入土为安，她用缝衣针给丈夫一针一针的缝上了头颅。在丈夫去世后，她生下了儿子桑友春，并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桑友春婚后，育有六女一子，她作为奶奶，又拉扯大了孙儿孙女。2014年7月，桑友春的母亲以95岁高龄去世。老人去世后，照片摆在家里的堂屋中间八仙桌的一侧，按照当地的风俗，另一侧要摆放丈夫的照片。

父亲桑清亮烈士的画像和妻子照片摆放在一起

捧着林宇辉给父亲的画像，桑清亮郑重的摆放在母亲的画像旁边，一位是风霜满面的慈祥老者，一位是青春勃发的青年，一对夫妻穿越76年再次“重逢”。桑清亮泪水盈眶，良久无语，只向着父母遗像深深鞠躬。

赛跑

每一张画像背后，都寄托着无限的哀思，但也有一些画像，承载着无限的希望。对于无名烈士来说，一幅画像，就是一份记忆——一位姓肖的老人，想给自己的战友画像。他们都是进步学生，曾经一起作为文工团结伴前往朝鲜战场。在一次行动结束时，战友误入敌人的雷区被炸飞，只剩两条大辫子挂在树梢上。含泪亲手收敛和埋葬了战友后，肖战士把身上的雨衣披在战友坟山。回国之后，他曾经反复寻找过战友的家人，但都没有音讯。

张洪文烈士的侄子和叔叔合影

如今，自己也步入了耄耋之年，他想通过画像的方式，留住战友的身影，也留住最后一丝找到战友的希望——也许战友的亲属能够看到这张画像，让战友找到家乡。

“很多牺牲的烈士都没有名字，找不到家人。如果连画像都没有，等认识他的人去世了，可能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记得这位烈士了。”林宇辉说，他现在不敢停笔，“怕追不上他们老去的脚步”。

林宇辉说，给烈士画像，很多时候是一种“赛跑”，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对于一代、二代的烈属来说，他们大多数已经步入了暮年，对于烈士的追寻更像是一种圆梦；但对于三代、四代来说，前辈就像一个传说中光荣的影子，并没有父辈那样强烈的寻找欲望。因此遇到很多行动不便的烈属，林宇辉会亲手把画像送到他们手上，“和时间赛跑，为他们圆梦。”

侄子张仕鹏和伯父张所聘合影

在生命的尽头，聊城茌平县的陈基铎见到了自己父亲的画像。他患上了癌症，几乎已经不能进食，仅靠输液维持。即便如此，他的神智还很清楚，始终无法忘记自己从小的愿望：作为“没有爸爸的孩子”， 父亲在他一岁时被杀害，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见自己的父亲一面。

当林宇辉把画像捧到陈基铎的病床前的时候，老人流下了眼泪，八十年后，他才第一次亲眼见到了父亲的相貌，有了一副画像可以供奉父亲，向子孙后代展示自己父亲的英雄形象。

即便是和画像团圆重逢，但总是有不能挽回的遗憾：“奶奶没有等到儿子，妈妈没等到丈夫。”在这场和时间的赛跑中，总有许多跟不上的脚步。

从2017年开始为烈士画像到现在，林宇辉脚步未停，画笔未停。侯庆瑛心疼丈夫，主动把联络、交通等工作承担下来。丈夫出门送画像的时候，她一直跟随着，因为她不放心林宇辉的身体，“心脏不好，我一直劝他住院，不听我的。”

林宇辉确实“不听”妻子的话。在接近清明节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俯身在案头赶工。清明节了，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照片、没有坟墓，甚至不知道牺牲埋葬在哪里，画像可能是唯一的安慰。他说，自己承诺给烈士画100幅画，就一定要达到目标。

林宇辉说，为了这个承诺，他着急，因为有的想念烈士的人，已经没有时间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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