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的初恋小邵现在过得咋样（青未了往事悠悠）

蔣同眼中的“小邵哥”邵清臣

文｜蔣同

一、初识清臣兄

我是l961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禹城法院工作的。1962年，我在刑庭任助理审判员，当时还不满23岁。因为到德州中院汇报案子，认识了当时在中院当法警的邵清臣。初次见面，他对我们禹城人十分热情，老乡见老乡嘛。晚上他就到我们住的地方闲聊，我觉得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挺不错的。

就在这年，县里要精减机关人员，原来的法警调到商业部门。法院不能没法警，可能清臣兄就是因为这个机会，调回老家在法院当了法警。

清臣兄来法院头三脚踢得很漂亮。当时法院在城里西街老城隍庙。吃甜水要到西南街去拉。来回四里地，两个大水缸要来回拉三趟。大伙都赖得干这活，最后只得排班:这次是民庭的人去拉，下次是刑庭的人，再下次是办公室的人。有时因出发没人拉，水缸也就空了。那年头哪有卖水的，再说，有卖的办公用费也不够呀。

清臣兄属于刑庭的人。他来了后，事就好办了。他与看守所拉上了关系。並且与西街生产队掛上了钩，讲好用他们的毛驴给拉水，这样省了人力，一个人就把事给办成了。从此后，法院的吃水也就由清臣兄全包下了，大家伙儿自然是高兴万分。

这是第一件事。

法院当时分为前后两个院，前院办公，后院是院长们和秘书们的住房，清臣兄每天早晨都早早地把两个院落打扫的干干净净。

这是第二件事。

每天早晨，清臣兄把烧煤胚的炉子捅的旺旺的，早早地把办公室的暖壶灌满，有时还会给开庭的人沏上茶。

这是第三件事。

总之，大伙觉得他比原来的法警要好多了。时间一长，同事们都张口闭口地叫他小邵、小邵，感觉很热乎。我也从这个时候改称他为“小邵哥”。

二、小邵哥

小邵哥和我都是刑庭的人，接触的机会较多。我记忆中他好像比我大四、五岁。

那时的干部都在单位有个铺位或单间宿舍，家近的也不例外。小邵哥是车站附近大纸坊村人，距城里四华里，骑自行车十分钟就能到家。小邵晚上就住机关，四五天才回一趟家。我经常应邀在他回家时，带我到他家。

他家院子不大，三间北房，两间西屋。邵大娘住北屋。邵大娘，是一位六十多岁瘦小的老太太，待人很热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几个哥们儿到他家，小邵哥从不在他住的西屋摆酒桌，都是在北屋老人那里放上地桌，三四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桌而坐。邵大娘坐在东侧炕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帮小青年有说有笑，胡吹海谤。大家时不时地来上几句浑段子和脏话，每次喝到晚十点才醉乎乎的散场。这时俺小邵嫂子杨玉英早就在西屋睡下了。第二天她要到小学去上课呀。

我记得小邵哥对我曾讲过，他父亲早年去世，那时他还不记事。他有个大姐，嫁到了寺后李村。丈夫在农业局工作，据小邵哥说姐夫的爹是三十年代的老党员，在东北牺牲了。小邵哥的大姐我见过，高挑的个头，很清瘦的样子。他有没有二姐我已记不清了。小邵哥是邵家的独苗。玉英嫂子是聊城人，有个哥哥在聊城法院工作。

三、危难时小邵哥救我命

1966年“文革”刚开始，矛头先是对准了群众而不是“当权派”“保皇派”。不久，我被诬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行纯属上钢上线，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把我的手枪甚至身上一切金属物全部没收，让我搬到小邵哥的外间屋住。其实里外间只有一个秫秸扎的隔壁，让小邵哥看守我。

从1966年7月8日开始，我被隔离了，失去了人身自由。去公安局食堂吃饭有人跟着，上厕所有人把守，每晚六点半开始批斗，一直到晚上十二点。有时白天也斗，大字报贴的满院子都是。

批斗会人人义愤填膺，唯独小邵哥不发言。主持批斗会的人硬逼着让他发言，小邵哥说:“大家都说了，我就不重复了。”主持人说他立场不对，他就应付几句说:“蒋同情绪不稳定、犯冷热病、起床晚、不爱劳动……浮皮蹭痒地给应浮上几句。

7月28日，专案组给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说待运动后期处理。当天上午定的性，中午宣布的，我的猜神全垮了……晚上，我望着天窗，心里想:我才28岁，这一辈子当反革命何时才是个出路？死了吧，这样自已可以不受罪，老婆还可以改嫁……夜里十二点整，我撕开床单站在桌子上，把撕下来的布条搭在天窗的铁棍上-----刚把头套进去，忽地有人抱住了我的腿。只听一声:三呀！你这是干么呀……我被小邵哥救下来。

我抱着他，小声痛哭起来〈不敢大声)。小邵哥连劝带骂总算把我给安稳下来。並再三说，明天千万别声张，免得叫那些造反派知道了，说你是畏罪自杀，罪上加罪……从那以后，他对我总是寸步不离。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斗争矛头指向了“当权派”，对我这个反革命放松了管理，不再看管。这时，有许多外边的人听说了我的遭遇，来法院劝慰我，其中包括武装部的参谋、干事、科长们等等。

这年的十二月中旬，小邵哥去东北外调，临走前一天特意到我的小黑屋里，劝我说:“蒋同，你放心，早晚要给你平反的，等我出差回来，咱好好地喝一壶。

果不其然，一中的几位老师让红卫兵到了法院质问道:你们整没整蒋同的黑材料？限期三天销毁！当时红卫兵很吃香，不敢惹革命小将。整我的人也心虚，内心知道那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当天晚上就开会，当着我的面把黑材料全给烧了。但是，并没有向我道歉。

几天后，小邵哥回来了，听说给我平反了，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儍兄弟呀，一差点你送上命。这下好了，晚上到我屋里喝二两-----”

作者简历:蒋同，男，汉族，1939年12月生，山东威海人，自幼与父母生活在青岛，1957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学系，1961年9月参加工作，1979年7月入党，历任山东省禹城县(今禹城市)人民法院助审员，刑事审判庭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