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背书的小故事（跟曾国藩学公文）

（作者：往熹）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清廷实授曾国荃为浙江巡抚，上谕专门还就曾国荃的工作职责做了说明：“曾国荃即着仍统前敌之军，驻扎雨花台，一意相机进取，以图金陵，毋庸以浙事为念。此时曾国藩巡江谅已旋抵安庆，任着随时与曾国荃熟筹战守机宜。”并且勉励曾氏兄弟，“东南军务惟在该督抚等勠力同心，统筹全局，共图挽救。国家异数酬庸，尤为地方择人起见，该督抚等谅能益矢公忠，以副委任也。”

这确实算得上“异数酬庸”，哥哥曾国藩为湘军统帅，此时已入阁拜相、身任兼圻，总督两江并节制浙江军务；弟弟为湘军金陵战役的前敌司令，又由江苏布政使擢升浙江巡抚，正式进入封疆大吏的行列。曾国荃并无需真正担负浙江的地方责任，只需熟筹战守机宜，专心攻打南京即可，此时的浙江巡抚由同时提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兼署，由此可见曾国荃升官并不是工作需要，而是“异数酬庸”，即太后老佛爷对一线攻坚克难干部的激烈政策。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也正如李鸿章的玩笑话：“惟有位无地，有权无财，仍系美中不足。须盼金陵大功早成，以两粤四川酬庸”。李鸿章的玩笑虽稍稍有点刻薄，也确实是事实，明明是实授，对于奋战在前线的曾国荃来说却成了虚衔，有位无地，有权无财很容易遭人笑话。但对比曾国藩厄于江西时的凄惶景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时不但曾国藩自己无地方之权，处处掣手，自己的部下明明军功赫赫，甚至保举至二三品虚衔也无从实授。不管虚不虚，曾九爷此刻在金陵并无大功可表，就先补授浙江巡抚，总算是不薄的酬庸吧！

以上是曾氏兄弟所处的一个大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荃如何上奏折呢？按照大清的体制，作为督抚大员，给皇上递折子既是权利也是工作需要。曾国荃“补授”以后也跃跃欲试，打算通过上奏折在朝廷露露脸。清史学者谭伯牛先生打个一个生动的比喻，颇为贴切，“小孩子新得套鞋一双，不管是否下雨，先穿上出外溜达一圈，曾九急于奏事之情，颇具此种童趣。”但作为阁部堂的曾国藩却明白此中的厉害，急忙给弟弟泼了盆冷水。

“弟应奏之事，暂不必忙。左季帅奉专衔奏事之旨，厥后三个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抚及侍郎后除疏辞复奏二次后，至今未另奏事。弟非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寻常报仗，仍由余办可也。”（《同治二年四月初八日与沅弟书》）

曾国藩明确要求弟弟暂不必忙于奏事，且以左宗棠和彭玉麟作为榜样，让曾国荃无话可说，在当官和写奏折这件事上，曾九爷大约是不敢瞧不起左季帅。

为什么不让曾国荃上奏折呢？一个表面的理由是曾国藩知道弟弟的水平，奏折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是一门技术活，曾国荃缺少政治历练，此刻还干不好这件事情，所以不让弟弟写。我们猜想，在曾国藩的心里应该有着这样的想法，且后来曾国荃确实因为“李国泰事件”在奏折的事情上搞砸了，受到严厉的训斥，朝廷勒令其不能单衔奏事，但水平问题不是全部。曾国荃此时已经跻身封圻，将来说不定还可能当上总督，总不能一直不上折子吧！

最现实的一个考虑是，曾国荃虽然职位变了，有了奏事的权利，但他的职责并没有改变，依然是金陵前线的前敌司令，上谕明白指示其不用管浙江的事务，那么单衔奏事目前就没有必要。有了这个权利，而不轻易使用，这是一种谦逊。当然，主要还是看各人所担负的职责，如果此时担负东南重任的统帅曾国藩也谦逊，也不上折子，那朝廷非着急不可。同治元年，朝廷就问责过曾国藩为什么不及时上折子。曾国荃没有如此重大的职责，又是新上任的“荣誉巡抚”，自然应该表达这样的谦逊。另一方面，朝廷虽然实授前敌司令曾国荃巡抚的职务，但并不想改变目前的权力结构和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作为新人，应该尊重既有的运行体系，否则就会打乱朝廷的部署，不利于工作。因此除了礼仪性的谢恩折之外，最好不要单衔奏事，左宗棠、彭玉麟都深谙于此，所以不轻易上折子。

更重要的是如果曾国荃此时上折子，他跟皇帝讲些什么呢？围攻金陵的战略及军事部署？军饷筹集？这些大事由大哥曾国藩负责，轮不到他。汇报战果？目前处于围城准备和打援的阶段，前线并无攻城略地的战果可言，有什么好报的呢！至于“寻常报仗”，按照原来的运行机制，由曾国藩统一汇报即可。

浙江的事务么？那是朝廷明白说曾国荃不必管的！其实曾国荃是想插手浙江的盐务，但因为事关重大利益，曾国藩立即提醒弟弟：“浙盐并无办法，左帅为浙盐政，石樵为浙运使，自必大有经营，段无篪轩插手之处。弟既不履浙任，即不必提浙中一字。”（《同治二年四月十九日与沅弟书》）

这事，咋哥俩插不上手！曾国藩还向弟弟传授了一条心法：“凡督抚以多奏新事，不袭故常为露面，吾兄弟正在鼎盛之际，弟于此等处可略退缩一步。”（《同治二年七月廿三日与沅弟书》）这段话虽短，却说出了关键点，一是此刻并无新事可奏；二是以你我兄弟现在的情形，退让为佳，来日方长嘛！

没这个能力，此刻又无新事可奏，加上曾氏兄弟太显赫，有这三条理由，是不是就能一直不操心奏折的事呢？显然不是这样的。曾国藩多次提醒弟弟要在奏折上下一番苦功夫，亲自为弟弟规定学习课程，编订教材，即后来的《鸣原堂论文》；还要求弟弟收集当时督抚大员的奏折，圈点批抹，多下功夫。直到同治四年，都还在就学习奏折的事对曾国荃耳提面命，不可谓不尽心。这一点，我在《跟曾国藩学公文：时贤与古人》(时贤与古人，公文写作须用一番功夫 )一文中已经论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为弟弟曾国荃预先选定了一个上折子的最佳良机，甚至亲自拟好模板，要弟弟来一个光彩照人的露面和亮相。

到底是甚良机，且待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