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的看法（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

文/陈祥耀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保护与发扬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内容，也在于它的特色。现先言其特色。

（一）显著的代表性。

世界上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以我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并称两大流派（或者突出印度佛学，从哲学上列为三大派），两大支柱，历久认同不变。这就表明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历史与现状中，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不可取代的地位。

（二）持久的绵延性。

我国文化与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并称世界最古的四大文化。前三者因为国家经过衰亡，呈现命脉中断、变迁。我国文化，以汉文化为主，元、清两朝，中央政权虽为蒙、满两个少数民族所主持，然他们接受汉文化，其后依旧融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中华国家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没有中断。西方的希腊、波斯、罗马、希伯来、伊斯兰等文化，也因国家的兴替而文化迭经变迁和合流，不像我国的国家系统和文化系统的长久持续，永为屹然独峙而绵延的一支。

（三）特具的包容性。

我国西部、北部、西南部绵高山、大川；东部、东南部面对大海，广土众民，既有大片的陆地疆域，又有很长的海岸线。这片疆域，既使我先民拥有繁衍生息的良好环境，得以从容哺育本土文化；又能利用海上交通，以广阔的眼界和胸怀，吸收异域文化。汉唐以来对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的吸收，非常显著。尤其是印度佛经及佛教大乘教义，在我国比在其本土得到更好的保存与发扬；西方各种宗教先后传人，与我国各种民间信仰，兼容并存，不相排斥；晚明以后，欧洲传教士带来彼邦科学、文化的著作和器物，受到我国开明人士的欢迎和传播，都表现了我国文化的巨大的包容性。晚清“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人民一方面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学习范围的广泛，心情的迫切，态度的认真，更表现我国文化一贯富于开放性、包容性的光辉传统和博大精神，这种传统和精神，并可期待我国文化能进一步以大陆文化而兼有海洋文化之长，以东方文化而兼有西方文化之长。

（四）广泛的影响性。

随着我国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打通，及其前后中外人士的相互往来和各种交流，双方互动，各有所获，我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超亚及欧。在东南海域，对南洋群岛、朝鲜半岛、日本，关系密切，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影响，尤其深广，昭昭史迹，古今传为美谈。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举其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部分，约述四端。

（一）丰富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文献。

先秦时代，孔子对于《六经》的编述，保存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学术，他所阐扬的仁义、诚恕、忠孝、中庸的道德思想，“德治”、“大同”的政治思想，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智仁勇”兼具的人格精神，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坚持的“自强不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孟子对于保证人民有“免于饥寒”的“恒产”的呼吁，对于“民贵君轻”以及臣下反抗推翻无道之君的正义性的张扬，对于“不义”战争的强烈反对，对于“仁政”思想、仁义思想、心性修养的进一步阐发，对于“舍生取义”与坚持艰苦奋斗的“大丈夫”精神的提倡；孔、孟对于节用爱物、天人和谐的思想；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天道自然观，对于人的后天教育的重视，对于“合群”和“法后王”的社会发展观，这都是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孟思想更以儒家正统而成为我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精神的主流。道家老子对于宇宙根源和规律的“道”的概括，对于“道法自然”的思想，对于事物的矛盾及其转化的辩证规律的揭示，对于阶级社会的制度与文明的批判；庄子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于事物的相对性的分析，对于“顺自然”、“无为”、“忘我”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对于阶级社会的制度、文明的进一步批判；墨子积极宣扬“兼爱”、“非攻”、“尚贤”，以“三表法”为求真理的标准，重视节俭生活和工艺制作，实践舍己为人的苦行精神；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宣扬“法治”，反对贵族特权和分封制度，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政府；以及名家对于逻辑规律的思考，兵家对于战争规律的总结等等，“百家争鸣”，哲学、政治思想的怒放光芒，只有古希腊可相媲美。汉代董仲舒宣扬“更化”、“大一统”、“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些合理成分；王充反迷信，反是古非今，“疾虚妄”，以及“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等朴素唯物论思想和批判精神；魏晋玄学对于名理的思辨；隋唐佛学对于大乘佛教的发展和禅宗的建立；宋明理学家对于理气、心性问题的探讨；明清反对理学偏向，重视合理情欲的人文精神和启蒙精神，大多属于传统思想的精华，为优良的文化精神之所寄。

我国历史文献的丰富，举世无匹。纪传体史书，有《二十四史》、《清史稿》、《新元史》，《起居注》、《实录》等原始资料及各种补编。编年体史书有《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已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纪》、《通鉴纲目》等。纪事本末体史书，有《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诸史的《纪事本末》等。“政书”类史书（典章制度兼文化史）有《九通》及各种《会要》、《会典》等。此外，按《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的分类，还有“别史”(《逸周书》以下多种)，“杂史”(《国语》、《战国策》以下种种)、“诏令奏议”、“史钞”、“时令”、“地理”（有大量的疆域志、山川志、地方志）、“职官”、“目录”、“史评”各类，林林总总，浩如渊海。这种丰富遗产，可使我国人民充分认识先民立国创业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从而更加激发民族凝聚力和爱国精神；又可使我们与世界人民一起享受充分认识历史，吸收其经验教训，从而提高生活智慧的益处。

（二）人文精神与政治遗产。

我国文化史上显其异彩的人文精神，有三大端。其一，“天人合德”的自然生命观。《易经》说天地人为宇宙的“三才”(《系辞》)，这三者互相依存，无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其关系应该相生、相济、相合；不应该相克、相损、相违，这就形成人应该保护自然环境，使人与自然能够共同得到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天人合德”的天道观，或曰自然生命观。故《易经》又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要“继”天地之“善”，“成”天地之“性”，“大”与“广”天地之“生”，“穷神知化，以体天撰”，“崇德而广业”，“开物成务”，“弥纶天地之道”，“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系辞》)；“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卦》)，“财（裁）成大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泰卦》)。《中庸》也说：“天命（天的自然赋予）之谓性（人性），率性之谓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道家归于自然与“天人合德”的思想也很显著，如《庄子·齐物论》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不再多举。其二，以“道中庸”、“致中和”为本的人性调控观。客观世界的事物，存在种种矛盾、差异；人的主观世界，认识与内心的要求，也存在种种矛盾、冲突。如果不能很好调控，就会产生种种错误，种种祸害。客观世界的调控，要有社会制度的保障，也要靠人来进行；人的主观世界的调控，更要靠人的自为。对于这种调控，《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朱熹注释引程颐的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他自己引申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样看来，“中”就是正确不偏，“庸”就是正常不乱。“道”，朱注：“由也”，即“遵循”之意。“中庸”之道，是儒家调控事物矛盾的一种法则，篇中举示操作方法，有避免“过”与“不及”；善于“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有得而到“笃行”；“择善而固执之”；由“诚”而得“从容中道”等。“中和”，则是调控的目标和效果。儒家贵“中和”，贵“和谐”，所以从调情感、制礼乐到对待一切天道人事，都要求“中和”。《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左传》说：“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襄公十一年）《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切物我、人我、理欲、善恶的矛盾、冲突，都应该用“道中庸”、“致中和”的准则来调控。如《大学》所谓“絜矩之道”；《孟子》所谓“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善推其所为”(《梁惠王》)；《礼记》所谓“欲不可从（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曲礼》)，“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礼运》)；《论语》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见利思义”(《宪问》)，“君子矜而不争”(《卫灵公》)；《荀子》所谓“人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王制》)。遵照“中庸”、“中和”之道，凡事不走片面、极端之路，不以私欲而损害他人与群体，这是儒家学说；但认为“和谐”重于“竞争”，主张处事公平合理，爱好和平，反对凌弱暴寡，反对侵略战争，则是儒、道、墨等派的共同思想，成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传统美德。其三，以人民为本，从完善个体做起的社会发展观。《诗·大雅·烝民》：“天生杰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荀子·王制》：“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民者，君之本也。”这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因为重视人的作用，所以在社会政治关系上，主张从完善个人做起，与西方强调从“立法”做起不同。《大学》贯通“道中庸”之旨，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在这个基础上，做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健全社会细胞，然后能健全社会机体；细胞不健全，机体就无法健全。由此而又强调由“贤人”执政的“德治”，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有“治法”，还要有“治人”(《荀子·君道》)，注重人的主体性，注重人在立法、执法、守法、用法方面的重要作用，这都是正确的，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点之一。当然，若过分强调“人治”，忽视“法治”，也有偏差，也会出现很大的局限和困难，这一点，先秦法家已作了阐述。

我国长期延续君主专制政治，民主政体建立较迟。这一点落后于西方。但我国在君主专制时期，学者很早就强调“民本”思想，强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任贤”与“杀人”等大事，国君只听到其“左右”、“诸大夫”皆曰“贤”、曰“可杀”的意见，还不可从；必须“国人”皆曰“贤”、日“可杀”，然后可从。(《孟子·梁惠王》)这都具有民主性精神。在制度上，《书·周官》载周室除设立助国君“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三公”、“三孤”之外，又设立“六卿分职，各掌其属。”六卿，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相当于后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为国君分掌政务，组成政府机构。秦汉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直接分管庶政。汉代“三公”可以“开府”，自选僚属，内廷、外朝有分权，故“宫中”（内廷）、“府中”（外朝）之别，仍见于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惜国君有时欲扩大权力，重用内臣，外府大臣的职权，遭受削弱，制度变动不能健全。魏晋南北朝，尚书、中书及门下侍中，先后成为辅执大臣。唐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其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左右仆射（避太宗曾为尚书令，改设此官），皆居相职。国君诏令由中书拟发，门下可以审核封驳，决定后由尚书执行。三省长官每日会议政事堂，讨论国君交办大事，相权加重，外府相对独立于王室。唐代又推行科举制。进一步打破贵族特权，开放平民士子的进身之路。以上两个方面，也表现了我国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一定民主性因素，成为具有进步性的政治遗产。可惜盛唐以后，三省制逐渐废弛，明清不设宰相，阁臣品低权轻，君主兼揽相权；科举制度也因用“八股”取士而产生积弊，这种进步因素也遭受破坏。幸而物极必反，这些破坏又从反面激起民主政体的早日诞生。

（三）自成体系的文学艺术。

我国的方块象形文字（汉字），与西方的拼音文字成为世界文字的两大系统。汉字每个字形状不同，自成一个单位；一字一音，一字一义（音有词性变调与平仄两读，义有假借引申，但不影响其主音、主义)亦各自成一个单位。每个字都是形音义三者的结合体，形没有相同的；音同的虽多，而形义不同；义有通假，而本义不变，同义词的形音又不相同。每个字的形音义相当固定，用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其意义的表达和应用也相当固定。一字一义（通假时也只用一义)，则组句简炼，书写篇幅短省；一字一音，音又有平上去入“四声”及“平仄”之分，则语句的节奏性强，富于音调美；一字一形，则保证音或义虽同而字不相混。一字而成为形音义结合的独立单位，则组词、组词组(短语)、组句，可以灵活多变，富于技巧。汉字为汉族所用，汉族从古人口多，活动地区大，组成大国也很早。但山川阻隔，本族的方言还多殊异，于是采用一种应用较广的中心地区的语言作为标准语（普通话），称为“雅言”。书面记录用“雅言”，便于共同掌握。于是由文字的固定统一，又促进语言的相对统一，由这种统一，又促进可以共同阅读、理解的文学创作的发展。经过文学创作，又进一步脱离方言、口语，提炼而成一种更有固定性和艺术性的“书面文学语言”，今人称为“文言”。这种“文言”，语句简炼，组织灵活，意义浓缩，音调优美，富有特殊的美感。用它写成文学作品，形式不必刻意铺张、做作，不必求长、求细、求曲折，也能辞达意足，自见功力；内容不限于抒情，连议论和简单叙事，也能于语句节奏中表现感情旋律，有感染力。于是文学体裁，以短篇的诗歌、散文为主，不必以篇长为贵；各种题材的艺术性可以广泛地、自然地体现，不必以写情为贵。这种特点，从司马迁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中，便可清楚看出。诗歌、散文发展早，流传的时间长久、空间广远，阅读的限制少。今人阅读先秦作品，障碍仍少。长篇小说与戏剧发展较迟，与口语结合较密、距离较近，今人称其用语为“白话”，但它也用统一的汉字写成，时空变动所带来的阅读障碍也不大，这点也优于西方拼音文字作品。由于汉字特点，我国文学又有骈文、律句、联语这些特殊体裁，其整齐对偶的结构形式，为它种语言、文字所无。以上各点，足以说明我国传统文学在世界上自成独立无二的体系。它的艺术性、思想性之高精与丰富，与西方相比，互有特色而无逊色，共同成为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方块汉字，加上它的书写用具是毛笔，又形成世界上唯一的书法艺术。毛笔的应用，又使我国的绘画，与西方用硬笔为主的绘画，各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各擅不同的绝技，形成不同的大流派。这也是我国艺术自成体系的表现。

（四）手工业和科技的成就。

我国元清两朝，由于统治者出身文化根基较浅的少数民族；朱明一代，由于汉族统治者强化专制政治，在文化上带有一定的破坏性和倒退性；而这一时期，从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一系列的变革，又恰恰是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走上空前迅速发展的时期，我国比之，在科学技术方面逐渐落后了。但在此前，情况并非如此。这在英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已可概见。

从夏商周到唐宋，我国不但以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四大发明领先世界各国，其他手工业和科学技术，也还有很多是先进的。商周的青铜器、陶器、铜器、铁器、玉器、金银器，已制作精美。秦筑长城，建阿房宫；汉代地下出土的金镂玉衣和种种工艺品；隋开运河；唐代对都城长安、洛阳的建设以及种种器物的改进；从夏禹、李冰以后的治水；从唐尧到汉武帝时的历法；从《内经》、《本草》、仓公、扁鹊到张机、华佗、许澄、孙思邈等人的医学；从《九章算术》到祖冲之、祖之、贾鸾等人的数学；从张衡的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到马钧的织绫机、水车、水力发动技术、祖冲之的千里船；从《周礼·地官·司稼》的辨别种子与地宜，《礼记·月令》的注意灌溉、施肥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都可说明我国的天文、水利、建筑、医学、算学、造船、纺织、农业等科学技术都发达很早。手工业品的精益求精，日新月异，其技艺更令后人惊叹。我国的生活服饰和手工艺品，都以对称、调和、庄重为美；建筑物的布置除如上要求外，其园林构造，又力求贴近自然而变化多端。这种审美观点，在世界艺术、美学上也存在显著特色，具有独到的文化风格。

（一）保护与发扬的重点是文学艺术。

工艺品、科学技术、思想资料、历史文献，属于有形器物和理性思维，比较容易让外人欣赏、仿效和理解、接受。以汉语“文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声色格律”、“神理气味”，则很难为语文不同的外人所直接感受和深入体会，而其中所蕴藏的我国历代文人的智慧，独擅的艺术功能又很丰富，这应当是我国人民保护与发扬的传统文化的重点。“文言”作品，包括古代的诗、文、词、曲（散曲和戏剧曲辞)等。至于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戏剧，则比较容易翻译和为外人接受，比较容易流传。我这里提出以“文言”为重点，是从交流传播与保护、发扬的难度出发的，并没有看轻我国“白话”文学作品的伟大成就的意思，正如我这里只谈文学，也没有轻视其他哲学、政治著作的重大价值的意思。

（二）保护与发扬的基础是汉字。

传统文学作品的载体是汉字，离开汉字，不能表现其特殊的艺术美。所以要保护与发扬传统文学的生命力，必以保护汉字为基础。此其一。汉字的优点还不止此。它一个字同时是一个词又可作为一个词根，可以相互配合，构成大量的双音词、多音词而不必另造新字。我国古代，表示各种物体、动作及物体部件，都分别地创造不同的字，所以字数多，后代因生活变化，逐渐把冷僻少用的单音词，改用常见的字构造易识易解的双音、多音词来代替它，词语增加而常用字反而减少。作为词与词根的字的本义仍在，新词可以联系旧字义来理解，又可减少认识许多专门性词语的限制，不致读隔行的书尽如对着隔山。古今汉字有数万之多，常用字减多增少，现代人读古书，比读现代人所写、所译的书，要认的字并没有增加太多。能够认识数千字，少数生字查字典，一样可以读古今书。较之拼音文字，一词产生便须造一新字，新字大量累增而认识负担重：古音一变，则古义无形可辨，读之茫然，优点也很明显，此其二。

汉字既有如上优点，对于维护中华文化，作用极大。为什么上世纪初年以后，就有人提倡以拼音代替象形而废除汉字呢？因为当时提倡“白话”，过于否定传统“文言”的价值；感到汉字在排字、打字、发电讯等方面存在技术困难，故有这种设想。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方案，是基于改汉字为拼音文字作过渡而制定的，所以大量合并同音字，造成应用上的一些混乱、困难和倒退。现在科学进步，汉字的排字、打字、传真、发电讯、输入电脑种种技术问题逐步解决，缺点消除。而它的造句简炼，说话、书写的时间和篇幅短省，认识极少时间性和空间性的限制，新词产生一般不用造新字，词与词组意义的区别很精细，这些优点进一步为中外人士所认识。现在外人学汉语的热情与数量大增；我国人民对于废除汉字、使汉语走拼音文字道路的想法也有所反省。为了保护中华文化，保护传统的文学艺术，保护本国语文的优点，我们应该大力保护汉字。我们为传统文化计，为后代人的长远利益计，应努力争取汉字的永久生存，并发扬光大其效用。我们现在保护汉字的起步措施，是重新考虑“文字改革”的方案：文字笔画的简省是可行的，有些形体的美观、适合还可斟酌；同音字的合并则不能轻意、草率，过去的合并应该重新研究，补救其缺失。不要因一时的苟且，而损害万世的利益。

二OO七年五月三日完稿

（原载《泉州学林》2007年第3期）

以上选自《喆盦文丛下卷·哲学文化晚思录》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陈祥耀文史类稿》

#创作挑战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