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在功德林吐血的（功德林头号战犯）

功德林是北京市内一个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建国之初，这里关押着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等人，这其中又以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杜聿明军权最大，地位最高，被称为功德林内的“头号战犯”，编号201。

1949年1月，杜聿明在安徽萧县张老庄村被俘，随后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因其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的地位，也成了功德林中职位最高的将领。刚被俘后的杜聿明，常年的征战浑身是病，患有肾脏炎、脊髓炎，每日被病痛折磨的痛不欲生，而且作为黄埔学生，还揣怀着对蒋校长的愚忠，再加上对被俘后前景的悲观，情绪很是低落，对改造和学习生活也多有抵触。

一次他在狱中见到了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文强（徐州“剿总”副参谋长），一脸疑惑的问道：“别人投降我能理解，但为什么陈明仁这样铁骨铮铮的汉子也会长沙起义，他可是黄埔学生中首屈一指的战将啊？难道他的起义是假的么？”文强看出了老上司的心有不甘，坦诚的答到：“陈明仁起义半点不假，您不要只看到陈子良，别忘了程潜老先生也一起投诚了，这可是国民党元老，像他都提倡和平起义了，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文强说完不再言语，而杜聿明也默然了，他陷入深深的沉思。

许久，杜聿明叹了口气，缓缓说道：“人心被延安抓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输的不冤啊。”从那以后，杜聿明开始慢慢地变了，他积极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参与劳动改造，一颗坚冰一样的心慢慢的在融化。

1956年，在入狱7年后，杜聿明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标题是《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感想》。他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写了两大页稿纸，他这样写道：我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明白了人类社会本来是平等的，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阶级的分化，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地主剥削农民，旧社会的政权和枪杆子，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存在的，明白了这些，我才懂得了自己的前半生都做了些什么，进而也懂得了今天庆祝五一劳动节的伟大意义。

杜聿明的文章一经贴出，就引来了众人的围观，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驻足观看，并称赞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而杜聿明自己反倒是腼腆了，每次路过自己的文章都不敢抬头，匆匆低头而过。

在监狱中的交流会上，他不无感慨地说：之前我认为共产党对我好，不惜浪费医药给我治病是为了市恩，是在耍手段，可是在我问过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犯后，我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优待俘虏人人平等，对谁都一样，即使是日本战俘、美国战俘一概如此。这是一种朴素而又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很遗憾，之前我从未见到过。

从那以后，杜聿明更加积极了，他每日里早早起床，开始给花圃、菜圃浇水。打扫寝室、学习室、读书室的卫生。而这一切，也被通讯员陈林达看在眼中，很快一篇称赞杜聿明的墙报出现在大家面前。领导们破天荒的对杜的行为进行了表扬，而这居然让他感动的热泪盈眶，据杜聿明回忆称，当时的他三天三夜都没睡好觉，因为这是他此生第一次通过劳动获得表扬，是自己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杜聿明思想的转变大家都看在眼里，有人高兴，也有些顽固分子嗤之以鼻，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装模作样。然而事实很快就打了这些妄议者的脸。

在上级的安排下，被关押人员集体来到秦城农场劳动。主要工作是在燕山头挖鱼鳞坑。这是一项较重的体力活，对于这些习惯了娇贵生活的原高级将领们来说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杜聿明疾病缠身，年纪也大，本不必参加此项工作。然而他却主动请缨，多次找领导申请，为了照顾他的积极性，上级同意了杜聿明的请求。

出乎大家的意料，杜聿明的干劲非常高，而且还能熟练地运用十字镐等工具，结果除了公认的“特等劳动力”，身强体壮的邱行湘以外，就属杜聿明干的又快又好，让很多年轻人都感到赧然。大家都被他的实干精神所折服，再也没有风言风语的出现。

杜聿明虽然曾贵为国军中将，但战场以外却是一个热情且善良的人。当时功德林里关押着曾任上将的王陵基，王陵基年纪大了，而且高度近视，自己刮不了胡子。每次用现代化的刀片总是把自己弄得满脸是伤，杜聿明看在眼里，对王的年迈和笨手不灵活很是同情，从此以后包办了王陵基的刮胡子重任，而王陵基很是感动，专门做了打油诗一首赠杜：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一时传为美谈。

功德林中还有一位大年纪战犯，是曾经的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他的资格很老，孙中山先生曾经请他做过南洋华侨中的宣抚使。杜聿明对他也很尊敬，邢森洲一千多度近视，行动不便，经常要人搀扶。杜聿明从来不嫌麻烦，每天扶着他从厕所到寝室，以及晚上的放风散步，被人称作邢森洲的拐杖。

不光乐于助人，心灵手巧的杜聿明还包办了监狱的各种修理工作。一次喷洒花圃的喷雾器坏了，管理员修不好，于是打算拿到外面市面上修理。杜聿明主动接过喷雾器，小心翼翼的将零件全部拆开，一个个检查，用了大半天功夫终于发现是打气的一块橡胶失灵，他在垃圾里东找西找，找到一块合用的薄橡胶，修好了喷雾器。同他搞过多年机械化部队的郑庭笈说得好：光公连一部坦克都能拆开装好，听听声音就知道哪里有毛病，何况一个喷雾器呢。

不过喷雾器只有一个，也不能天天都坏。闲的时候，杜聿明开始收集那些破旧的毛线，绒线衣物。然后精心设计裁剪，改成背心、手套、袜子等物，分送给大家。最后绝大多数战犯都有了他的改造品，不少人出狱后，还留着这些东西，成为了一件难得的纪念品。

1959年，新中国举行了第一次特赦，杜聿明由于在改造中的良好表现，成为了第一名被特赦的原国军高级将领。还被提名为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这让杜很是意外，也很感动。在纷纷赶来祝贺的老朋友中，他不无感慨的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真好，不论你出身如何，做过什么，凡是取得中国公民权均一视同仁，一致对待，这是中国人民给予我的无上光荣，感谢党，感谢人民。

1981年4月，杜聿明旧病复发，在首都医院卧床多时，一生的征战和劳苦已经让他的身体接近油尽灯枯，忍受着肾脏病的折磨，他握着已经80高龄，跟自己相濡以沫一辈子的爱妻曹秀清的手，深情地说道：爱国一定要爱到底，要教育子女继承大志，这里是我们的祖国，我去世后，你一定要定居在祖国，永远定居祖国。

5月7日，杜聿明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